傅譯的另一個名牌《約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戰。兩家出版社將要推出新的譯本。一位譯者是老翻譯家許淵衝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譯理論，主張文學翻譯是一種再創作，是兩種語言的競賽，譯者利用母語的優勢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麵超過原作者。許先生很自信，認為他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高於傅譯。另一位譯者韓滬麟先生比較謙虛，他說自己的譯文未必超過傅譯，但是將是另一種味道。如果傅譯是大米飯，他的譯文是秈米飯，請讀者換換口味。┅思┅兔┅網┅
韓先生其實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傅雷的文學語言，是半個世紀以前被認可的高雅的書麵語言（對話的翻譯又作別論）。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也在發展，讀者在語言上的欣賞趣味有所改變。西方有一派翻譯理論認為每隔幾十年就需要產生新的譯本。我們這代人喜歡的地道的中國化的譯文，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嫌其爛熟，他們讀外國小說時更樂意同時讀到外國的句法和表達方式，認為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館吃牛排，他們寧可要帶血的。近年來的文學翻譯，就其總體趨勢而言，似乎走的是這條路子。
我個人的看法，當今譯壇呈多元化狀態，不以傅譯為最高標準和唯一依歸，本質上是件好事。讀者作為文化產品消費者，這樣他們就與其他產品消費者一樣，享有更大的選擇。如同性格演員演誰像誰，許鈞先生要求譯者譯誰像誰，非高手莫辦。個性強的譯者如本色演員，也可以成為一代名家巨匠，要在選準與自己個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至於當前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對翻譯作品的“洋味”的偏愛，我以為與年齡，也與社會上對洋貨的崇尚不無關係。一旦他們進入中年和老年，閱讀趣味恐怕會改變，轉而喜歡醇正的中文。傅雷的譯文作為中國文學翻譯史的一個階段的最高成就，甚至作為現代漢語白話文的一個範例，自有其曆史地位和永久價值。我們站在傅雷的肩膀上，應該望得更遠，攀得更高。
《傅雷散文》編後■作者:陳子善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壇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作為翻譯家，他向國人譯介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響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譯的巴爾紮克，也被譽為“信達雅”的完美楷模。作為文學評論家，他對張愛玲小說的精湛點評，為學界作出了文本批評深入淺出的典範。作為音樂鑒賞家，他不但寫下了對貝多芬、莫紮特和蕭邦的優美的賞析，還為國人培養了第一位獲得國際聲譽的鋼琴家傅聰。最後，他的悲壯的棄世，不但是對上世紀60年代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荒謬絕倫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強烈的控訴，同時也充分顯示了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尊嚴。
上世紀80年代以降，隨著傅雷冤案的徹底平反昭雪，隨著《傅雷家書》、《傅雷譯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種譯著插圖本的相繼問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為越來越多的海內外讀者所知曉，所認同。
本書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獻給新世紀的年青讀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選本。
相對於世所公認的傅雷的譯筆而言，他的散文創作的成就常為翻譯家的榮光所掩卻，這當然是很可遺憾的。其實，傅雷學貫中西，厚積薄發，無論是早年的《法行通信》，還是晚年致傅聰的家書，都能毫不遜色地列入當代優秀散文之列。傅雷家書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計印數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