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不能苛責傅雷。在與傅雷同處一個時代的時候，我們很難與傅雷比肩；但是，當時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傅雷家書》已經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的時候，我們必須以新的視點重新審視這筆財富，我們才能在今天以至於明天充分發揮這筆財富造福人類的作用。
樓適夷先生在《讀家書，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對傅雷家教過細過嚴的"不以為然"。而我以為還有更值得我們重視和深思的問題：傅聰猶如一隻邀遊世界的鳳箏，不論多遠多高都有一線牽連著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證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實施這家教的傅雷卻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這，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個連自己的生命，這最起碼的權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識分子，他實施的家教，是否必須重新審視呢？這個問題當然遠遠超出了傅雷夫婦個人的生死之謎。
1956年6月，傅雷以極其興奮的口吻告訴兒子，他參觀了淮南煤礦、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為祖國的建設，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係之。特別是佛子嶺工程全部由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建造，他感到無比驕傲。應該說，這樣的感覺正常、正確。中國確實在自己軌道上超越曆史地發展著。
但是，傅雷由此以為"恐怕世界各國都要為之震驚"，甚至"科技落後這句話，已經被雄偉的連拱壩打得粉碎了"，卻不僅是過分樂觀，更重要的是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已與世界有所隔絕；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落入"井底"，並從"井底"仰頭看"天"。當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確認"天"就是井圈那麼大的時候，他不僅失去了對"天"的認識，更嚴重的是失去了對"井底"的認識，以為這就是認識世界的最佳"好望角"。這正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他們把別人像中藥配方那樣的"配方新聞"，當作通曉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徑。他們有眼，卻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觀望五洲風雲；他們有耳，卻不用自己的耳朵傾聽四海風雷。今天，一個普通老百姓都不至於看到中國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引出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經消失的結論。而那時，像傅雷這樣的傑出的知識分子也不承認差距嚴重存在的事實。可見，若幹年前億萬中國人虔誠相信一個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話，就並不奇怪了。Θ本Θ作Θ品Θ由Θ思Θ兔Θ在Θ線Θ閱Θ讀Θ網Θ友Θ整Θ理Θ上Θ傳Θ
雖然，傅雷走出過國門，接觸過比封建專製主義進步的社會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國知識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勢下分不清愛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區別。盡管他自信"素來不輕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國知識分子輕信的毛玻盡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須每個人自覺地作不斷的鬥爭。而我們離這一步還遠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諾與民主在中國紮根之間的千山萬水；分不清給你民主與實現民主的本質區別。曆史的一再教訓使我們應該心平氣和地承認一個事實：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國知識分子犯了一個群體性的錯誤，以為"民主的春天"已經降臨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興高采烈地告訴兒子"我們真是進入了原子時代，tempo(節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寫道："我一生做事，總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還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經到來，那麼"坦白"應該是到了最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不止是傅雷，那時候太多的知識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擁抱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變臉而變成了嚴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無情地懲罰了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當然是優點，但也應當看清對象。我們有國家機密，機密是不能告訴一切人的。而個人也應當有心理機密，這機密同樣是不能告訴一切人的。當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時候，就應當嚴守心理機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