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給傅聰的信中說："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從來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認真對待，不怕暴露思想；這次的教訓可太大太深了。"顯然，對傅雷來說這時候接受教訓已為時過晚。因而朱女士對兒子說："我就更連帶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過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過接受這種家教的傅聰正在國外學習，沒有親嚐"坦白"的教訓，大概也無法理解"坦白"何以獲罪。因為，此時他與父親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重編本中以傅聰的家信代"前言"，恰恰從中看到了與傅雷的認識上的差異。傅聰直言不諱地以自己的經曆與1957年後的中國的政治環境作了一個在當時可以稱之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為常識的比較。他說："國內的生活和國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藝術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國外的條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為生活要豐富得多，人能夠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藝術家是不能缺少這一點的，不然就會幹枯掉。我是還有許多問題想不通的，我現在也不願去想，人生一共才幾何，需要抓緊做一點真正的工作，才能問心無愧。我實在需要安心下來，要是老這樣思想鬥爭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藝術更受不了。"(第8-9頁)而北時的傅雷必得參與鬥爭，而鬥爭的對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觀念差異顯示了出來。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賜予的，賜予者有賜予的權力恰好說明也有收回的權力；而可以賜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從根柢上說不是現代意義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時的開明。或者說，是一各瞳生於當時中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而博學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許正是對於中國的理解。
盡管朱女士說"教訓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卻沒有從認識中國的根柢上接受教訓。他仍然根據"配方新聞"來調整自己的認識，把全民饑餓理解為"自然災害"，並以"生活比大眾還好得多"來表示"知足常樂"。如果說1957年後好幾年在給傅聰的信中幾乎不談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談政事的興趣。大概因為"三麵紅旗"的實際上的失敗，不得不調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識分子政策，於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與1957年以後幾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誤以為"民主的春天"又將到來。即使這賜予的"民主"難以充分執行和貫徹，傅雷也隻是以為症結是"基層幹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轉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確領會黨中央的政策與精神"，遠沒有認識到整個有待於民主化的文化環境與政治環境。
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麵對1961年開始的政策調整，傅雷還有一點兒沾沾自喜。他認為這種政策調整的內容與必要性是他早就認識到了。他對傅聰說：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調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