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何嚐不想對自己好一點。哪有一個女人生來就樂於奔波操碌。可是，我隻是一個平凡的女人，那時，我隻是一個平凡的女孩，無依無靠、孤身飄零。我所有的辛苦，無非是為了以後不再辛苦——也許根本談不上以後，我先要在當下好好活著。到年底跨年晚會時，我終於把所有打工錄入的文件都交出去了。拿著尾款，我認真地去商場裏逛了一整天，為自己挑登台演出用的新衣服。這是繼班尼路之後的第二件衣服，我不想再被嘲笑。那是一條vero moda的裙子，打了半折，我仔細地問了店員“vero moda”怎麼發音，這個習慣一直保留到現在。我現在在日本遇到小眾的品牌依然會很認真地去問店員這品牌的發音。以至於，在巴黎參加時裝秀的時候，把品牌名稱的法語發音得太標準，設計師還以為我真的會法語，造成一個笑話式的尷尬。而當年嘲笑我“班路尼”的同窗們，還穿著和“vero moda”差不了太多的衣服。這個世界本沒有真正的屈辱，尤其是年輕的時候，隻要我們從不曾在任何嘲弄麵前放棄自己。
那個晚會上，我穿著我的新裙子演完了一場感人至深的短劇。謝幕時，更感人至深的情景出現了，有人捧著九十九朵黑玫瑰上台送給我。送花的人我不認識，花上的卡片名字留著李東明。除了我們宿舍的人知道送花的主人長了一副猴臉外，其他人都沸騰歡呼，像參與了某個電視劇的群眾演員一樣入戲敬業。因為是別人替他送上台，我騎虎難下，斷沒有在歡呼聲中不收花的道理，也隻有收了。於是，我被當眾打上了標簽：“此女有主，男人避退。”李東明沒有像上次一樣在我下台後來找我，如果他找我，我還有還他花的一絲可能。可他徹底隱身了，打電話不回，他並不打算給我拒絕的機會，顯然機關算盡，沒有給我一點餘地。那束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我們宿舍。唐糖騰出一個大瓶子用來裝花，擺在窗台最顯眼的位置，直到全部枯萎。雖然他在我們宿舍的代號依然是猿猴，卻因為這束花讓所有人對他的態度有了很奇妙的變化。我們都太小，小到還來不及考慮愛情。也有可能是我的世界太殘酷，殘酷到我無力考慮愛情。
兩天後，晚上八點，我殘酷的世界突然開始預收下學期的書錢。馬上要回家了，我的錢隻剩下五十大洋，本來是計劃留在火車上以防萬一用的。麵對五百元的書錢，我一籌莫展。這麼晚，就是打電話回家要錢也來不及。在那個沒有支付寶和網上銀行的年代，隨隨便便的小錢都要轉兩天。何況是馬上要放假，大家都囊中羞澀，哪裏去拿這五百大洋？不知道班上這些人是不是腦子抽風。我們宿舍隻有沈晴一個人是北京的，我問她：“可不可以借你五百元，開學時給你現金也行，我到家之後彙你卡上也行。”沈晴說：“我回家問下我媽。”晚上十點，沈晴來電話說：“我媽說我家也正巧沒現金。”五百元，在那個年代不算小錢，但也絕不算大錢，估計也就相當於現在的兩三千塊。這麼多年，我從沒問過沈晴這話是真的還是假的。無論她的話真假，我窮卻是真的。即使我打工打得很努力，努力到敲字敲到手腕腫痛，也無法改變我窮這個基本麵貌，也並不能消減我這個一窮二白的外地女孩和沈晴這種北京女孩之間的天然障礙。我這半年所有的努力，竟然連五百塊的信任都不值。很多年後我經常對我的粉絲們講，不要怕貸款。銀行肯貸給你是因為你有還款的潛能。人最窮、最無力、最落魄的時候，你想借錢都沒人借給你，即使你已經足夠努力。
被嘲笑、累、餓都不曾打垮我。這一次，我是真的傷了心。我幾乎無力再去對抗任何歧視。我們父輩造就的我們前十八年的人生，已經成了我們無法抹去的烙印。隻有經曆過，才明白什麼叫“生而不平等”。我第一次主動給我媽打電話，半夜在冰冷的走廊裏哭到說不出話。我媽以為我遇到了什麼事，急得一個勁逼問我。我說我借錢借不到，沒錢交書錢。可我沒法向我媽說清心裏的屈辱。我媽也絲毫不能理解，在對麵埋怨我說：“每個月給你那麼多錢都不知道省著點花，現在哭有什麼用。人緣那麼不好，沒男朋友就算了，連個靠得住的女朋友都沒有……”我聽不下去，掛斷，抱著電話站在白熾燈和地磚一樣慘白的冬天裏，孤獨一人。電話突然鈴聲大作，我以為是我媽打回來的，到底還是親媽。我接起來，準備聽她繼續嘮叨，即使嘮叨也是好的。可惜不是，是李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