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裏空空蕩蕩什麼都沒有，灰色的牆，許多地方掉了粉露出磚。地上是厚厚的風砂，一踩一個腳印。鍾儀進來時我在低頭在看自己的腳印。
我用腳把一個腳印抹掉，左右劃拉，露出地麵的底色。
我來來回回地趟著，清理出一大片區域，當然不如用掃帚來得幹淨，但已經足夠讓我看出下麵的血。
是大片的幹涸的血跡，看樣子當年沒經過任何衝洗。也是，這裏不通自來水，取水不便。
鍾儀也看出來了，她訥訥地問：“難道……這才是《在敦煌》？”
“對，敦煌又不僅僅是莫高窟。”
“那先前？”
我搖了搖頭，沒有回答。那自然是有用心，卻不便明說了。
鍾儀的手機響起來，她看了看，說：“他們在找我們了，要不要叫他們過來？”
我聳了聳肩，表示了無可無不可的態度。
他們過來的時候，我正圍著屋外的一根木樁子打轉。許多年過去，許多痕跡都已經雨打風吹去，也沒有像嘉峪關時有一個導遊，會解說當年的具體細節，但隻憑著屋內的血漬，這根木樁，以及附近的地形，足夠讓我相信，那篇《在敦煌》裏所述的謀殺案，就和《在嘉峪關》一樣，是真實發生過的。
“來之前，我以為和那老師同行，會豐富很多西域的知識，卻沒有想到，居然是一趟謀殺之旅。”陳愛玲說。
“哦，你猜到了？剛才鍾儀在電話裏可沒說。”我衝她笑了笑。
“從昨天的戲台，到今天早上的石窟，到這間沒人的破屋子，再猜不到的話，那也太……嗬嗬，我看那老師你提出不走高速，不是為了吃那家的大盤JB。不過別和石窟裏那樣，隻說一半，那可難熬得很啊。”
“對呀，別藏頭露尾的。”
我當然聽得出範思聰這是拐著彎兒在罵我，實際上，這正是我想要達到的效果。
現在唯一讓我感到有些棘手的，是陳愛玲啊。
“行，我知道多少，就說多少。這裏發生過的事情，從某種程度上說，比戲台的謀殺案對我更有吸引力啊。”
“你是說更冷血更殘酷嗎？”鍾儀問。
“麵對死亡時，所有的東西都呈現出它們的本來麵目，不管是冷血、殘酷又或是變態的人性，嗬，它們本就如此，赤摞、真實。”
這番人生哲理把他們說得有點發愣，我微微一笑，然後說：“嗯哼，你說得對，就是更冷血更殘酷。我就好這一口。”
“冬夜，無雪，無雨，有風。那人開了一輛車，看清楚是什麼車的人，都已經死了。”
我開始講述《在敦煌》的故事。
我想，寫這篇小說的人，當然也並不清楚在那個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就和《在嘉峪關》一樣，不過是收集了些當地人知道的線索，或者公安的調查情況，再加點想象，複原而成。
而我在講述的時候，又盡可能地把寫作者的想象剔除出去，將最真實的一麵還原出來。這並不困難，作為一個懸疑小說家，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最原始的骨架，哪些是藝術加工。
還是我真的知道？這樣的念頭忽然出現在腦子裏。嗬，我不禁為自己的無稽想法失笑起來。
“你在笑什麼，你的笑容很奇怪啊。”鍾儀問。
我擺了擺手，收斂了笑容，繼續描繪那個夜晚。
雖然沒有人看清楚那輛車，但必然有一輛車。在如此荒涼的地方，深夜裏，修車是最容易騙開修車店門的理由。甚至未必是騙，也許車真的壞了。
那晚這兒本有三個活物，一條草狗，一對修車的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