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黨領袖對待外國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態度也表明他們在奉行容忍政策。
從3月初開始，社會民主黨的報刊不斷被勒令停刊。為了說服政府取消對其報刊的禁令，社會民主黨執委會於3月底派代表就社會民主黨報刊複刊問題同格林進行談判。格林認為，隻有外國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停止報道法西斯政府迫害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恐怖行為，社會民主黨的報刊才能複刊。在3月24日進行談判以後，社會民主黨領袖奧托·韋爾斯、弗裏德裏希·施坦普菲爾、維克托·席夫、保羅·赫茨和埃米爾·基爾希曼分別到捷克斯洛伐克、丹麥、英國、法國、荷蘭、奧地利和瑞士等國進行遊說，試圖說服這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對德國的法西斯恐怖做所謂實事求是的報道。
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韋爾斯於1933年3月30日退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行局。韋爾斯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書記弗裏德裏希·阿德勒的分歧雖然由來已久，但分歧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行局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沒有在場的情況下於1933年3月17日和18日通過和發表了兩項決議。第一項題為《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決議闡述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對待統一戰線的態度，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對共產國際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號召的間接回答。早在這項決議公布以前，韋爾斯就向阿德勒提出了強烈抗議。第二項題為《同法西斯主義做鬥爭》的決議，闡述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對德國政治狀況的態度。決議對法西斯政府迫害德國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恐怖措施提出了強烈抗議，呼籲參加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工人階級政黨與德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韋爾斯聲明他退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原因是國際通過了上述兩項決議。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向新聞界聲明，對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決議不負任何責任。韋爾斯退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行局不僅使黨內人心渙散，而且影響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際威望，失去了國際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支持，其結果隻能是對德國法西斯政權有利。
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和柏林區領導與柏林社會主義工人青年組織的衝突也表明社會民主黨領袖頑固地奉行容忍政策。社會民主黨柏林青年組織的領導幹部認為，社會民主黨很快就會被取締，社會民主黨領袖所采取的放棄反法西斯抵抗鬥爭的方針是災難性的。他們決定將柏林青年組織轉入地下。可是，社會民主黨領導卻采取各種措施阻止柏林青年組織的正確行動，甚至在大多數柏林青年組織反對的情況下將柏林社會主義工人青年主席以及其他領導幹部開除出黨。
在1933年5月17日的國會會議上，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同樣表現了對希特勒政府的無條件的容忍態度。119名社會民主黨議員，隻有60人出席了這次會議。18人被關押在法西斯的集中營或監獄裏。其餘的人或者已經流亡國外，或者沒有出席國會會議。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不僅不抗議法西斯的恐怖行為，而且毫無異議地一致投票讚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在其關於投票讚成希特勒《和平決議》的聲明中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說：社會民主黨議員同意5月17日的國會決議並不意味著對希特勒政府投信任票，而是同意德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的這種態度給國內外輿論界一種假象，似乎全體德國人民都一致擁護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同時也為希特勒宣傳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據。
在法西斯上台的最初幾個月裏，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在對待希特勒政府的態度問題上並沒有原則分歧。德國社會民主黨1933年4月26日在柏林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表明了這一點。這次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黨的政策的決議，大多數執委會委員重新當選。但是，1933年5月17日，黨的領導機構與議會黨團之間就國會決議問題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而且未取得一致意見。從這時起，在黨的領導機構內開始存在著兩個相互鬥爭的派別。一派是以韋爾斯為首的流亡國外的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委員，另一派是以保羅·勒貝為首的留在柏林的執委會委員以及國會和普魯士邦議會的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成員。
韋爾斯和漢斯·福格爾以及另外4名執委會委員根據執委會的決定於1933年5月初開始流亡生活，在當時尚屬法國管轄的薩爾布呂肯組織流亡領導機構，其任務是在黨組織被取締以後保證黨的領導機構能夠正常工作。在5月2日工會被取締以後，社會民主黨合法存在的日期已經屈指可數了。社會民主黨的財產於5月10日被沒收以後，流亡國外的社會民主黨人終於放棄了對黨組織繼續合法存在和進行合法活動的幻想。於是，他們決定開展反法西斯抵抗鬥爭。同時，他們在國外看到，德國共產黨由於其不妥協的抵抗政策和積極為工人階級統一行動而進行的鬥爭在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得到不少社會民主黨人的同情和理解，正如韋爾斯所說，歐洲至今隻看到一個共產主義的反對派。因此，社會民主黨領袖終於認識到，如果不立即停止執行妥協政策，就會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威信帶來更大的損害和失去其他國家工人階級政黨的支持。為此，他們試圖阻止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對希特勒外交政策投讚成票，並於1933年5月21日與來自柏林的執委會委員埃裏希·林耐爾和馬克斯·韋斯特法爾共同決定將流亡執委會轉移到布拉格，在那裏出版《新前進報》，委托林耐爾和韋斯特法爾組織德國國內的非法活動。以勒貝為首的留在國內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堅決拒絕這一決議，並於6月19日在柏林召開有留在柏林的執委會委員、國會和邦議會領袖以及一些區委書記參加的全國代表會議。會議選舉了以勒貝為首的新的執委會。他們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聲明：“在柏林新選出的黨的執委會獨自負責黨的領導工作。那些流亡國外的黨員同誌不能為黨發表任何聲明。對於他們所發表的一切言論，黨明確聲明不負任何責任”。兩派的意見分歧終於導致了社會民主黨的分裂。以勒貝為首的一派始終堅決反對對法西斯政府采取任何抵抗行動。在他們看來，依靠對法西斯政府的妥協就可以防止黨最終被取締和使政府放棄對社會民主黨的強製措施。但是，他們的善良願望並沒有能夠使社會民主黨免遭被取締的厄運。這次會議後的第三天，即6月22日，內政部長弗裏克就發布命令，以“反對德國及其合法政府的叛國罪”為罪名宣布取締社會民主黨。7月7日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邦議會、市政廳和各種代表機關中的代表資格全部被廢除。在短短的幾個月內，近三千名社會民主黨的幹部被捕。成千上萬名社會民主黨員被投入監獄或集中營，遭到法西斯分子殘酷折磨以至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