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期間，設在倫敦的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小組試圖與國內零散、微弱的反抗鬥爭建立聯係，但幾乎沒有結果。1942年底以後，執委會小組開始每三個月作一次國內政治形勢報告。但由於與國內聯係的斷絕和資金的匱乏而被迫中斷。1941年12月，領導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的維利·埃希勒領導出版了膠印的新聞報紙，報道來自德國、法國和其它在納粹勢力範圍內其它國家的情況，兩周一期，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1941年底，瓦爾特·奧爾巴赫和弗利茨·埃伯爾哈德領導的獨立社會主義流亡小組創設了“歐洲革命電台”，試圖領導德國國內的反抗運動。但是，直至戰爭結束，國外的政治流亡者與國內反抗運動始終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流亡者的活動未能對德國的國內政治鬥爭產生直接的影響。
大戰期間，美國和瑞典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者聚集的另外兩個中心。
美國自1941年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由於它遠離歐洲戰場，很少受到戰爭破壞，美國政府的難民政策相應地始終如一。因此，與戰時英國相比，美國對德國政治流亡者的工作提供了更為有利的前提條件。
1939年3月10日，在紐約流亡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阿爾貝特·克謝辛斯基、魯道夫·卡茨、格哈德·澤格、馬克斯·布勞爾及黑德維希·瓦亨海姆等人創建了旅美的德國工人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的輔助性和代表性機構。
法國投降以後，為了援救陷於危境滯留在法國拘留營中的德國政治流亡者，旅美德國工人代表團向猶太工人組織工作委員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呼籲采取救援行動。在他們的努力下，華盛頓玻府同意發放600張政治流亡者的簽證。德國工人代表團派遺弗蘭克·波恩教授到馬賽領導這次行動。同時，他們在美國繼續組織了緊急救援委員會等自發的、由私人倡議成立的組織，向法國南部派去了他們的代表。這些代表冒著生命危險幫助那裏的德國流亡者轉道逃往美國。由於法國和西班牙政府都表示要履行同法西斯德國簽定的協議，給救援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逃亡者不得不繞開通衢大道，曆盡千辛萬苦。結果，隻有很少一部分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人渡過白令海峽到達美國。
在美國的德國工人代表團政治上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勢力聚集的中心。在流亡執委會的一些成員來到美國後，這種情況更為嚴重。他們繼續追隨原來執委會的反共路線。他們希望美國盡可能地站在英國一邊，使戰爭在希特勒德國和蘇聯之間進行。他們的觀點很投合英美帝國主義統治集團的心願。這些集團正努力使德國的主要軍事力量對準蘇聯，使法西斯德軍和蘇聯紅軍互相消耗，然後使這兩個精疲力盡、元氣大傷的國家屈從於他們的意誌，使他們能夠在政治上主宰歐洲和世界。
瑞典在戰爭期間建立了收容營，安置了不過三百多名流亡者。在瑞典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者有庫特·海尼格和弗裏茨·塔爾諾夫為代表的右派，也有一些左派小組。但無論從人數和政治作用來說，都遠不能和英國、美國的政治流亡集團相比較。
並非所有德國政治流亡者都投奔西方自由世界。有相當多的入來到蘇聯，其中包括一部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成員。1943年，在蘇聯建立了德國共產黨領導的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它的政治綱領和活動為聯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鋪平了道路。同年9月底，在巴黎建立了自由德國運動西方委員會。法國解放以後，長期從事地下活動的自由德國西方委員會開始公開活動。委員會的120名委員中有17名共產黨人、18名社會民主黨人、15名中央黨人、11名德意誌國家黨人。這個委員會領導了2，500名滯留在法國的德國流亡者。其中350名共產黨人、250名社會民主黨人，1，200名工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