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
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
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
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
嚐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嚐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
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
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
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
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
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
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
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
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
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
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
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
《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
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
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
（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
《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
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製，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誌傳，同於科舉之
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複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
傳也久矣！
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複類此。《尚
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
《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
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
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
可刪。以雲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
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誌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