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州之誌，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餘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
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
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
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
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馮君曰：“方誌統合古今，乃為完書，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內設邪？”餘曰：
“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誌也。《太史公書》詳於漢製，其
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
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
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誌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為
前人之修是誌，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誌無
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誌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誌之修，遠者不過百年，
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為之
計爾。若果前誌可取，正不必盡方誌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誌者，非示觀
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誌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
須更修也。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
修誌矣。”馮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徑去。明日示餘《汾州府誌》曰：“餘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
也。舊誌人物門類，乃首名僧，餘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豈可以為人？他誌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餘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
古跡，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跡，庸史不解此創例也。”餘曰：“古跡非誌所重，
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古跡而立專門，乃統誌類纂名目，陋儒襲之，
入於方誌，非通裁也。如雲僧不可以為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
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
誅貶之，不聞不以為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
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為人，而附於地理誌也。削僧事而不載，
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跡為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為名，則《會稽誌》禹穴，
而人物無禹；《偃師誌》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誌》孔林，而人物無孔子，
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
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誌書
承示誌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
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誌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
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
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
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
雅為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錯綜排比，整煉而有剪裁，斯為美也。
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
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曆城縣誌》，無一字不著來曆。其古書舊誌有明文者，
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
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