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廣大的貧農、雇農、城鎮貧民和部分工商資產者就與選舉無緣了。除此之外，也不承認女子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盡管以唐群英為代表的“女子參政同盟會”連續兩次上書臨時參議院，在南京、北京兩地掀起了頗具聲勢的女子參政活動，但由於多數議員群起反對，女界的要求甚至得不到參議院開會討論，就被取消了。
但即使“選舉法”作出了種種限製，當時從各省登記的選民仍有4000萬以上，即在全國四萬萬人口中，每十人就有一人有資格參選，相較於清末谘議局選舉時的選民人數，已經增加了24倍以上，可以說向前邁進了不僅僅一小步。
按規定，國會選舉將自1912年12月上旬開始，一直持續到次年3月。不過在籌備階段，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和國民黨等各黨派就已經厲兵秣馬，明爭暗鬥不亦樂乎了。
共和黨自成立開始，就在臨時參議院中與同盟會分庭抗禮，是國會選舉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加上有袁世凱這個大靠山，它更是信心滿滿，從一開始就視選舉勝利為囊中之物。而從共和黨中分出的統一黨也不甘落後，該黨的中堅人物袁乃寬就囂張地聲言，“不論用何項手段”，就是不能讓國民黨得逞。
而民主黨成立於1912年8月27日，由國民協會、國民新政社等聯合組成，是這些黨派中成立最晚的一個政黨。其中堅分子由前清谘議局聯合會成員和憲友會會員組成，推戴尚在日本的梁啟超為領袖，湯化龍為理事長，馬良、陳昭常、謝遠涵等為幹事。其自稱為第三黨，但在國會選舉期間同樣不遺餘力。
為對抗國民黨，共和、統一、民主三黨隨後又謀求組合，在梁啟超的策動、袁世凱的支持下，於次年5月29日正式組合成進步黨，與國民黨分庭抗禮，這是後話。
各黨派來勢洶洶，但國民黨風頭正勁，在政黨力量上仍勝一籌。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異常積極，北京會晤之後即奔赴各省布置選舉事宜。他毫不避諱自己的競選意圖，聲言：“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注於選舉運動……我們要在國會裏頭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他還豪氣放言：“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各黨派都表現出一副勝券在握、舍我其誰的架勢，隨著競選的越來越激烈，誰都不屑於用宣傳演說進行拉票，而是極力通過行政力量操控選舉。這樣一來，競選就難以控製在“合法”的範圍內進行，以致舞弊造假、明搶暗爭愈演愈烈，怪狀、醜聞層出不窮。如浮報選民、拉票冒投、列名指定、搶票毀票、金錢收買、威逼脅迫等等，隻有你想不到，沒有做不出。司法機關也常常為某一黨派所把持，難以真正秉法裁決，形同虛設。
在這一次民主大演習中，暴露出了種種汙點，使當時許多人大失所望，但是即使是現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選舉醜聞依然層出不窮，更何況百年前的中國首次國會選舉呢？
在經過長達三個月的激烈競逐之後，競選終於落下帷幕，在宋教仁與眾多國民黨員的努力下，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初選和複選中大獲全勝。在眾議院的596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269個，占451％，共和、統一、民主黨為154個，占257％。在參議院的274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123個，占449％，共和黨、統一、民主黨為69個，占252％。
國民黨雖未獲得過半數的絕對優勢，但已是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聯合也不足以與之抗衡了。麵對此種局勢，即使是袁世凱，也既感慨又著急地說：“我現在不相信國民黨以暴力奪取國家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勢的位置上。”
至於獲勝的國民黨，全黨上下一片歡騰，宋教仁更是躊躇滿誌，準備北上組建國會，一展生平抱負。
江山代有才人出
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1882年4月5日生，湖南桃源人。早年入讀桃源漳江書院，1902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武昌普通中學堂。得革命風氣之先的武漢為他展現了一片新天地，宋教仁與同學田桐、吳昆縱論時政，暢談革命，並常常參加吳祿貞等革命黨人組織的武昌花園山聚會，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同年8月，黃興從日本回國宣傳革命，宋教仁深感敬佩，遂與黃興結為至交。
宋教仁
1904年，由黃興、宋教仁、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等人發起的華興會在湖南長沙正式成立，黃興出任會長，宋教仁為副會長。華興會成立後，隨即著手擴大組織，準備武裝起義。但由於起義事泄，未經發動即告失敗，宋教仁也被迫潛赴日本。
到達日本後，宋教仁繼續為革命奔走，次年6月籌創了革命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8月同盟會東京總部成立，該雜誌被改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宋教仁出任同盟會司法部檢事長，並繼續負責該報的事宜。他也在此期間進入了日本政法大學學習，後來又通過了日本早稻大學的考試，成為留學生部的預科學生。在日期間，他尤為關注各國的憲政和法律，翻譯了《日本憲法》《英國製度概要》《美國製度要覽》等一些憲政方麵的書。
1907年，宋教仁潛返東北籌建同盟會遼東支部期間，獲悉日本企圖吞並間島的陰謀，遂化身日本人打入日本從事陰謀組織活動的長白山會，偵獲大量證據，寫出了《間島問題》一書，幫助清政府在對日談判中取得勝利。
1910年，宋教仁從日本返抵上海，被於右任聘為《民主報》主筆，由此以“漁父”為筆名寫下大量激揚文字，積極宣傳革命。次年7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在上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親任總務幹事，並積極發展中部總會分會，有力推動了長江中下遊的革命進程。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宋教仁在體製問題上與孫中山發生分歧，孫中山主張總統製，宋教仁主張內閣製，最終在孫中山的堅持下南京臨時政府采取總統製，但宋教仁保持其內閣製的意見。隨後，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宋教仁被任命為法製院院長。在任期間，宋教仁十分注重立法，很快起草了一部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另外，宋教仁在湖北建設地方政權時，也曾起草過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共和製憲法性質文件《鄂州約法》。這兩部憲法草案，以後成為《臨時約法》的藍本。
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出任唐氏內閣的農林總長。但他誌不在此，不久就辭去農林總長職務，開始實施政黨政治理想。臨時政府北遷後，由於孫中山、黃興開始逐漸淡出政治，宋教仁在1912年7月21日的同盟會本部夏季大會上被選為總務部主任幹事，成為同盟會的實際上主持人。
宋教仁滿懷大誌，為組織大黨奔走四方，於1912年8月25日組成中國國民黨，他被選為理事，票數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並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成為國民黨實際上的主持人。隨後，在宋教仁與國民黨員的積極活動下，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壓倒多數的席位。
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也將宋教仁推向了風口浪尖。這位青年才俊才華橫溢、光芒四射，卻也讓他的敵人嫉恨得紅了眼，一個巨大的陰謀正急速向他靠近……
世間已無宋教仁
宋教仁身負大才，早就引起了袁世凱的注意，他自然十分希望宋教仁能為其所用。為了拉攏宋教仁，在陸征祥內閣風潮後，袁世凱曾表示希望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但宋教仁以這“與國民黨政黨內閣之黨議大相刺謬”為由，堅辭不就。
一計不成，袁世凱又企圖用錢財收買。北京會晤後，宋教仁準備南下布置各省選舉事宜，並順道探望闊別八年的母親和妻子，袁世凱殷勤贈予50萬元的支票，供宋教仁隨意支用。宋教仁取用了三幾百元以示尊重，隨後就托趙秉鈞送還。袁世凱又為宋教仁訂做西裝，宋教仁穿上後竟周身尺寸分毫不差，可見袁世凱用心之切。
宋教仁油鹽不進，漸成袁世凱的心腹大患，加上宋教仁鋒芒畢露，言辭激昂，更為袁世凱所忌憚。宋教仁南下後，輾轉長沙、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每到一處，輒就發表演說闡發國民黨政見，同時將袁政府抨擊得一無是處，甚至直斥袁世凱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
袁世凱聽到監視宋教仁的爪牙彙報後，憤憤地說：“口風何必如此尖刻！”宋教仁的言行已經漸漸引起了袁世凱的仇恨，其親信袁乃寬在致張振芳的一封信中就直言說：“目下最討厭者，即宋教仁一人。”
既然軟的不行，那就來硬的，袁世凱駕輕就熟，立刻教唆北洋將領馮國璋暗中主持所謂“救國團”，大肆攻擊宋教仁和國民黨。宋教仁對袁世凱也有所警惕，叮囑譚人鳳、程潛等黨人早做準備，小心應對。但是他同時又認為袁世凱在國會召開前暫時不敢公然撕毀約法，與國民黨為敵。有人勸他加以戒備，宋教仁不以為意地說：“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無宿怨無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安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
但宋教仁未免太書生意氣了，搞現代民主政治，他是一把好手，但論玩手段耍陰謀，袁世凱卻是骨灰級的人物。宋教仁已經嚴重威脅到袁世凱以及一大幫政客的利益了，而他們又沒辦法阻止宋教仁組閣，那麼，有什麼比直接搬走絆腳石更便捷呢？在一個沿襲千年的專製國家裏，隻有最終的成王敗寇，不論過程的是非曲直，這就是袁世凱們的信條，宋教仁企圖用一部《約法》、一個政黨、一個內閣，就與袁世凱的軍事力量對抗，豈非太天真了？
宋教仁輕看了專製的力量，他深信法律是高於一切的，毅然決定北上參加國會。1913年3月20日，綿綿的春雨從早上一直下到晚上，但十裏洋場的大上海依然燈影迷離。在黃興、廖仲愷、陳其美、於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乘馬車來到滬寧車站，準備北上。此時離檢票進站還有20多分鍾，宋教仁等人先到車站臨時特設的議員接待室裏等待。與窗外蕭瑟的夜雨相比，接待室內氣氛熱烈，已經有20多位議員和上海各界名流等待在此了，不論相識的不相識的，都一一上前與宋教仁等人寒暄著。
晚上10時40分，列車開始檢票進站了，宋教仁與黃興走在前排，一路說笑著向檢票處走去。從接待室到檢票處不過三兩分鍾的路程，然而，變故突然就在此時發生了。眼看就快來到檢票處，說時遲那時快，一條黑影身形一閃，“砰”地一聲槍響，宋教仁渾身一震，猛然捂著腰，表情痛苦地說：“有刺客！我中槍了！”緊接著，又是“砰砰”兩聲槍響，幸好都打到了地上，沒有傷人。這時，人們才模糊看到，開槍的是個穿黑呢子軍服的矮個子，正沒命地逃竄而去。
車站裏頓時大亂，警笛四起，送行的人們分成了兩撥，一撥前去追蹤凶手，可惜夜雨茫茫，凶手趁亂消失在夜雨中。另一撥立刻把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鐵道醫院。
子彈擊傷了宋教仁的腎髒、大腸，更可恨的是，子彈上竟然塗有劇毒。當醫生把子彈頭取出時，宋教仁年輕的生命已是奄奄一息。他自知行將走到生命的盡頭，便在神智尚清醒時拉住於右任，說還有三事相托，一是將寄存在南京、北京及日本東京的書籍全捐給南京圖書館；二是將家中老母相托給黃興等同誌代為照料；三是勉勵同誌諸君繼續奮鬥，勿以為念而放棄責任心。眾人聽得一陣心酸，連連點頭應諾。
痛苦中的宋教仁又請黃興代筆向袁世凱報告被刺的經過，說：“竊思仁自受任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絲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人之將死，言猶殷殷，這位坦蕩磊落的青年政治家“至死不悟”，聞者莫不心酸泣下。
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的傷勢惡化，四肢發冷，已經不能言語。黃興、於右任、陳其美等人圍侍在側，宋教仁努力睜開眼睛環視四周，眼中泛起了淚花，道不盡的不舍與依戀讓眾人心頭悲慟，不堪承受。及至早上4時許，宋教仁慢慢停止了呼吸。
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製的政治家宋教仁，就這麼滿心遺憾地與世長辭了，年僅32歲。黃興等人痛哭失聲，陳其美更是捶胸頓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宋遁初是近代中國少有之懂民主識民主之人，而且身體力行，在民國初期的政治活動中，力求將國家的運作納入民主的正常軌道中。奈何當時之中國，有民主之名而沒民主之實，欲想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這個湖南青年雖然有總理之才，亦有總理之力，可惜生不逢時，最終被卷進時代的巨大漩渦裏，死於人心與利益的傾軋中，可惜、可悲、可歎，讓人捶胸頓足。宋教仁可以稱為國士，宋之逝，可謂國之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