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二次革命
事情鬧到這個分上，革命黨已被逼進了死角，麵前隻有兩條路，要麼繳械投降，從此退出曆史舞台，要麼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後生。孫中山與黃興等革命領導人經過反複協商，最後終於達成共識——打！
第一節善後大借款
打還是不打，這是一個問題
宋教仁被殺，袁世凱自然是最大的獲益者。宋案雖還沒有定論，但大受打擊的國民黨反應激烈，矛頭直指袁世凱，認為“殺一宋遁初者，非殺人也，乃打擊平民政治，伸張專製政治也”、“所謂絕大之凶犯即某氏（指袁世凱）是也……使某氏而仍為正式總統也，吾恐死者不止遁初一人，四萬萬同胞之生命財產將悉為所斷送”。黃興在給宋教仁的挽聯中更是直言道：“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案發時，孫中山正在日本，得到消息後立刻趕回上海。他顯得十分憤怒，也認定袁世凱就是幕後元凶，回到上海的當晚就去了黃興寓所會商對策。他憤憤地說：“袁世凱之出此，天性惡戾，反複無常，固其一端……有了鏟除南方黨人勢力之計劃，推倒民治，恢複帝製之野心，狙殺遁初隻不過是他的陰謀的第一步……看起來，我們南方革命黨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孫中山的“武力倒袁”主張一經提出，立刻得到了一部分國民黨員的支持，認為應該盡快出兵討袁。
但黃興認為還是要以法律鬥爭為主要討袁對策，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法律鬥爭更有利。其實黃興真正擔心的是，南京裁軍後國民黨的軍隊幾至於無，這樣的情況下去找袁世凱火拚，無異於以卵擊石，在這樣的情況下發難，“必致大局糜爛”。黃興是見識過北洋軍的厲害的，他考慮得很現實，因此也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國民黨員的支持。
孫中山則不以為然，認為對翻雲覆雨的“大盜逆賊”袁世凱來說，法律製裁是動不了他一根汗毛的，應該趁著人心激昂，立即組織軍隊討伐，否則時機一縱，後悔莫及。見孫中山堅持己見，黃興又提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建議采取暗殺手段。孫中山從不屑於暗殺這種不光明的手段，當即又否定了。
兩人各持己見，相持不下，於是他們決定征求地方實力派的意見。在上海召開的革命黨人第一次秘密軍事會議上，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鈞都表示讚成主戰；但通電征求廣東胡漢民、湖南譚延闓的意見時，又都主張法律解決，雙方意見依然不能達成一致。
於是，孫中山又提出了一個新辦法，就是再次東渡，爭取日本的支持。但是孫中山或許忘了，南北議和之時，他在歐美、日本兜了一圈，結果一分錢都沒有撈到。即使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列強們依然看好袁世凱而不肯將寶押在革命黨身上，更何況如今的臨時大總統是袁世凱呢？這個提議自然遭到了黃興等人的反對，最後不了了之。
雙方爭執不下，使得國民黨內出現了兩派意見，以孫中山為首的激進派主張武力解決，而以黃興為首的穩健派多主張法律解決。新當選的國會議員也多主張法律解決。而在國民黨實際控製的南方各省中，也是分歧多多。江蘇都督程德全和福建都督孫道仁本來是舊官僚，首先在政治態度上就曖昧不定；廣東都督胡漢民正忙著與陳炯明內部爭權，無暇他顧，自然都主張法律解決；湖南都督譚延闓是立憲派，也不讚成采取武力手段；隻有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鈞主戰，但是實力很有限，很難單獨行事。
考慮到內部意見不統一，加上第一屆國會召開在即，孫中山隻好“從緩發動”，除了祭出“法律解決”，別無高招。但是法律解決的效果又怎麼樣呢？在審訊的前一天，凶手武士英突然暴斃於獄中。主使者洪述祖躲到了青島德租界，無法引渡到滬受審。嫌疑人趙秉鈞更是以一個“舊病複發”的借口，三兩下就打發了上海地檢廳。到1913年5月底開庭審理宋案時，一幹被告就隻來了個應桂馨，審理法官還被被告律師以未獲受命、不合規定為由，倒打一耙，結果案子未開審就被擱置了。宋案成了“公判不成，律師抗告，法庭冰閣，政府抵製，不但事實不進行，連新聞都沒有”，其狀何其可憐，黃興們的法律解決被證明也不過是理想主義罷了。
就這樣，在是否起兵討袁的問題上，國民黨內部分成的兩派一時間陷入了僵持狀態，決策遲遲不能推進，這為日後對抗袁世凱時埋下了隱患，造成了二次革命爆發時的被動。
又是錢惹的禍
國民黨內部舉棋不定，爭得不亦樂乎，袁世凱也沒有閑著，他正在抓緊處理善後大借款的問題。袁世凱深知，自己與革命黨之間的妥協不過是暫時的，雙方基本立場不同，矛盾不可能根本化解，開打隻是遲早的事。他和孫中山不同，孫中山是理想至上，還沉浸在民國告成、實業建設、國會內閣之類的幻想中，但袁世凱浸染官場權謀數十載，他已料到攤牌的時刻即將來臨，因此他要盡快籌到足夠的錢來打仗，畢竟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南北屢屢妥協，吃的就是沒錢的虧。
這個善後大借款的談判可謂一波三折。銀行團提供借款是為了利益，但其後台——各國政府卻是出於政治利益，所以在同意提供借款的同時，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條件，企圖假“借款”而實行對華支配政策。因此中外雙方的談判多次中斷，經唐、陸兩屆內閣都沒能處理好。直到1913年4月，袁世凱急著拿到錢來對革命黨采取武力行動，基本答應了銀行團的要求，善後大借款才最終告成。
4月16日晚，雙方代表聚集在北京彙豐銀行大樓裏進行最後的談判。中方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財政總長周學熙、外交總長陸征祥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代表展開了激烈的唇槍舌戰，一直談判到次日淩晨才最終敲定各項具體條款，正式簽訂《善後借款合同》。
根據借款合同，善後大借款總額為2500萬英鎊，債券84折出售，中方實得2100萬英鎊。再除去償還到期外債、辛亥革命中外人損失賠款等，中方實際可用的款項不過1000多萬英鎊。款項的償還期限為47年，年息5厘，到期需要償還的本息竟高達6789萬英鎊。這些帶著文明帽的所謂紳士，一旦露出真麵目，竟比吸血鬼還令人可怕。
更過分的是，借款協議中還附加了很多苛刻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規定要用鹽稅作擔保。這樣一來，列強通過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和次年的《五口通商章程》控製了中國的重要稅種——關稅之後，又控製了另一重要稅種——鹽稅。同時，列強還對借款用途享有各種監督權、審核權等等，指定了裁遣軍隊、整頓鹽務、政府行政費用等用款數，其中軍費支出從行政費用中支取，實際隻有180萬英鎊左右，對準備武力鎮壓革命的袁世凱而言，其實隻是杯水車薪，不過多了一分底氣而已。但是為此，中國卻付出了有損國家主權的沉重代價。
善後大借款簽署的消息傳出後，立刻掀起了軒然大波。宋案之後，南北政局多變，衝突一觸即發，在這個敏感時期，革命黨對大借款尤為警惕和強烈反對。黃興、孫中山相繼發表通電表示反對，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湖南都督譚延闓也聯名發表通電反對大借款。因為此次大借款並未提請國會討論，違反了《臨時約法》的規定，國民黨同時發動了國會進行抗爭。
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國會在1913年4月8日召開，其時國民黨還沉浸在以國會限製袁世凱權力的迷夢之中，因此在會上與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三黨鬥得不亦樂乎。這頭一場較量就是競逐正副議長，雙方議員經過多次預備會議，一直鬧騰了半個月，才在4月25日同時舉行的兩院第一次正式會議上選出正副議長。
其中參議院采用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結果國民黨參議員張繼、王正廷分別當選正副議長。眾議院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經過一輪激烈的競逐之後，民主黨的湯化龍當選正議長，共和黨的陳國祥當選副議長。總的來說，雙方在國會議長競逐中半斤八兩，但國民黨在國會中依然占著優勢，這迫使袁世凱隨後不得不謀求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三黨聯合，組成一大黨進步黨，以與國民黨抗衡。
國會成立後，善後大借款問題被提上了國會議事日程。對於袁世凱繞過國會私自簽署善後大借款，參議院國民黨籍的張繼、王正廷當即以正、副議長的名義通電全國，譴責袁世凱政府違法借款的行徑，表示：“政府如此專橫，前之參議院既屢被摧殘，今之國會又遭其蹂躪，不有國會，何言共和，繼等惟有抵死力爭，誓不承認。”隨後，眾議院也否決了這項借款。與此同時，革命黨還發動輿論界，對袁世凱違法借款進行口誅筆伐，大有興師問罪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