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詐的日本人利用袁世凱正耽於籌劃帝製之機提出這些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要求，讓袁世凱措手不及，隨即又誘惑說隻要袁世凱答應這些要求，就讚成袁世凱複辟稱帝，這正中袁世凱的軟肋，使得袁世凱更加猶豫不決。
《二十一條》原本原文(部分)
但袁世凱也不是省油的燈，接到“二十一條”要求後，他並不急於對日本出的“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選擇題作出回答，而是采用拖延戰術盡量討價還價。他先把日本的要求透露給外界，試圖利用輿論給日本施加壓力。
果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一經披露後，國內反日輿論沸騰，集會抗議、抵製日貨、征募救國儲金等反日行動一浪高過一浪。袁世凱又授意北洋將領通電反日，營造更大的反日聲勢，企圖利用民意迫使日本讓步。可惜，袁世凱的算盤打錯了，他沒有意識到，在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裏，沒有實力支撐的民意在侵略者的眼裏不過是一個笑話而已。果然，日本毫不退讓，依然咬定各項條件不鬆口。
一計不成，袁世凱隻能重施老東家前清的故伎——以夷製夷，企圖牽製日本的行動。他授意外交部參事顧維鈞借機將與日本的談判情況，尤其是會影響到列強在華利益的第五號條款透露給英、美等國。一看自身的利益受損，英、美等國當即表示不滿了。
麵對英、美等國的質疑，日本也不想節外生枝，在1915年4月26日中、日雙方召開第24次會議的時候，日本對第一、二、三、四號進行了某些修正，對最具爭議的第五號條款也作了一些刪減，但是仍有“與中國主權其他列強之條約上權利以及機會均等主義，均相抵觸”處，中方於是提出了己方的修正案。
一看中方不肯輕易讓步，日本立刻露出青麵獠牙，5月7日就向中方發出最後通牒，除第五號留待繼續商討外，其餘限定48小時內簽訂，否則就將采取“必要手段”。為了進一步逼迫袁世凱簽字，日本又陳兵東北和山東進行恫嚇。
麵對日本的步步緊逼，袁世凱隻能寄望英、美的支持。但是，英、美隻關心自身的在華利益，根本無意於與日本鬧翻，況且一戰中它們還要爭取日本的支持呢。所以看到日本的要求有所軟化後，英、美的態度立刻轉變，反過來勸告袁世凱妥協，甚至不無威脅地說，一旦發生破裂或戰爭，“其結果將導致瓜分中國”。
袁世凱終於無計可施，且稱帝的念頭日益膨脹，隻能作出對日妥協的決策。駐日公使陸宗輿就頗為中肯地點出了袁世凱的態度：“（日本）決心謀我，形勢一著，手段且甚惡辣。我國內外局勢，萬不宜戰，英美又無力幹涉，若待其後兵臨占地索賠，所損匪細，且恐橫生意外，大局不堪設想。”
1915年5月9日，外交總長陸征祥和次長曹汝霖向日方遞交了複文，除第五號容日後協商外，表示對其餘條文“即行應諾”。13日，袁世凱發布《大總統申令》，同意了日本的的第四號要求。25日，陸征祥與日置益簽訂了一係列有關滿、蒙及山東的條約（通稱“民四條約”），基本接受了日本的第一、二、三號要求以及第五號中關於福建的要求。
袁世凱接受日本最後通牒簽訂條約的消息傳出後，激起了舉國民憤，國人紛紛集會抗議，拒不承認“二十一條”，並以每年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其後中國的曆屆政府也從沒承認過在日本強權壓迫下簽訂的所謂“民四條約”。
但此時的袁世凱已被皇帝夢衝昏了頭腦，以為簽訂了“二十一條”後，就取得了日本的可靠支持，遂不顧國內民情激憤，加快了帝製複辟的步伐。
我有迷魂招不得
實際上，袁世凱試行帝製的活動從沒停止過，在簽訂了“二十一條”後，更是走向了公開化。
從來，專製統治者要實行專製獨裁，就離不開槍杆子和筆杆子，袁世凱通過廢除《臨時約法》，掌控軍政大權等一係列手段牢牢握住了槍杆子，後來通過簽訂“二十一條”自以為取得了日本的支持，更是有恃無恐，眼下搖動筆杆子為複辟輿論造勢就是袁世凱另一手要緊抓的。
既然袁世凱有這個心思，下麵就不乏趨炎附勢者，甚至還出現了兩個鼓吹帝製甚力的洋人托兒——袁世凱的法律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和日本人賀長雄。1915年8月，古德諾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一文，鼓吹說中國人的知識水平太低，更適合實行君主製。賀長雄跟踵而上，先後發表了《觀奕閑評》《共和憲法持久論》，與古氏一唱一和，極力製造複辟帝製的氛圍。
其他趨炎附勢者也聞風而動，開始大肆鼓吹帝製，其中跳得最歡的當算楊度。楊度滿腹經綸，可惜醉心帝王之術，自從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顯露，楊度認為大展身手的機會來了，他早在1915年4月便一口氣書寫了《君憲救國論》上、中、下三篇，洋洋灑灑地對民主共和和總統製猛批了一通，認為欲求憲政，先求君主。這正中袁世凱的心聲，袁世凱大為高興，當即奮筆疾書“曠世逸才”四字賜給楊度，又把這這些文章交給徐世昌、梁士詒等人傳閱，儼然將其當成了改行帝製的理論綱領。
楊度
楊度春風得意，在得到袁世凱的授意後，便快手快腳於1915年8月23日在北京發起成立了專為籌備帝製服務的機構——籌安會。該會打著學術機構的幌子，招攬了一大幫名人為袁世凱搖旗呐喊。楊度親自出任理事長，孫毓筠任副理事長，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嚴複四人任理事，他們被時人成為“籌安六君子”。
楊度作為籌安會的核心人物，首先發表了《籌安會成立啟事》、《籌安會通電》、《談籌安會》等一係列文章，孫毓筠、劉師培相繼接力，發表了《君政複古論》、《國情論》、《唐虞揖讓與民國製度之不同》等文章，掀起了討論國體推行帝製的軒然大波。
隨後，籌安會又對國體問題進行投票表決，一致主張君主立憲，並宣稱：“我國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製而行君主立憲。”公然鼓吹複辟帝製，將袁世凱意圖推翻民主共和，實行帝製自為的野心宣告於世。
緊接著，各地急於攀附袁世凱的大小官僚紛紛馳電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製，還出現了所謂的“公民請願團”。袁世凱不利用白不利用，立刻給各省發去密電布置：“現所提議之計劃，為各省分頭遣送請願代表，請願書稿將於北京草成，而後於適要時，分電各省。”一時間，各地驚現五花八門的“公民請願團”，造成了實行帝製的“民意”假象。
袁世凱的禦用機關參政院立刻以“民意”為由，集議討論“請願團”的要求。出人意料的是，袁世凱居然說“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時宜”，但話鋒一轉，又說“如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袁世凱的意思很明白，他要做“多數國民之公意”推舉的皇帝，此時的“國民公意”還不夠“多數”，自然不能應允。
擁袁稱帝的急進派當即會意，政界的梁士詒、袁乃寬等聯合軍界的段芝貴、雷震春、江朝宗等，搞了個名字大得唬人的“全國請願聯合會”，或上呈勸進，或公開請願，一時間擁袁稱帝聲勢甚囂塵上。梁士詒等人與楊度的籌安會既相互較勁，又共同推波助瀾，扭成了一股強大的帝製派力量。
但從中央到地方，反對袁世凱稱帝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二次革命後，不但革命人始終如一地堅持反袁立場，甚至一直支持袁世凱的進步黨人也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失望透頂，與袁世凱在政治上漸行漸遠，而袁世凱圖謀稱帝的鬧劇最終使進步黨人拋棄了幻想，舉起了反袁的旗幟，其中尤以進步黨的精神領袖梁啟超為代表。
楊度的《君憲救國論》出籠不久，1915年9月3日，梁啟超即在《京報》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予以批駁，辛辣地指出：“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不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也！”此文一出，影響可謂深遠。梁啟超作為進步黨的領袖，一直與北洋派共同扶持袁世凱，如今公然反袁，對北洋派人物造成了不小的衝擊；而由擁袁到反袁，也使國人更看清了袁世凱的虛偽麵目；由於同為反袁的立場，進步黨與國民黨也一時成了朋友。這樣一來，各種反帝製勢力不知不覺中形成了聯合陣線，給袁世凱日後的敗亡埋下了伏筆。
在袁氏陣營中，產生異議的就有副總統黎元洪，他認為稱帝“障礙頗多，亂黨既易於生心，外人尤難於承認”，為此遭到袁世凱猜忌。黎元洪為了避禍，便閉戶養屙，對政事裝聾作啞，算是消極抵製。而袁政府的農商總長張謇、教育總長湯化龍也先後離任，表示對袁稱帝無言的反對。
不過，黎元洪等非北洋派在袁世凱眼裏也就是“外人”，還不足以影響根本。但是，北洋派內部出現反對意見就不同了，尤其是袁世凱最為倚重的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等人消極抵製帝製複辟，讓袁世凱頭痛不已。袁世凱的老友、時任國務卿的徐世昌一直對帝製態度曖昧，袁世凱以為可以爭取，專門派了自己的親信兼管家袁乃寬前去遊說，不料，徐世昌突然堅決辭職不幹。袁世凱沒法，隻能讓陸征祥出任代理國務卿。
對於一直忠心耿耿的馮國璋，袁世凱則是大加籠絡兼隱瞞，想著等生米煮成熟飯，馮國璋也無話可說了。他不但讓馮國璋代替張勳出任江蘇都督，還把自己那發誓終身不嫁的家庭女教師周氏介紹給了馮國璋做繼室。馮國璋喜得合不攏嘴，自然對袁世凱感恩戴德。
但隨著擁袁稱帝的“呼聲”越來越高，馮國璋不免起了疑心，便借著進京述職之際試探道：“外聞有總統要改帝製的傳說，不知確否？”袁世凱見馮國璋對複辟帝製頗有微詞，便一瞪眼，說咱這麼多年交情，你還不了解我麼，我現在的位置與皇帝有何區別？而且兒子們又都是不成器的，何苦去追逐那從無善果的帝王家？袁世凱信誓旦旦，馮國璋終於放心了。不料，他剛回到南京不久，就聽聞專門鼓吹帝製的籌安會在京宣告成立。馮國璋當下氣得跳腳大罵：“老頭子真會做戲！這哪裏是把我當自己人！”從此對袁世凱起了離異之心。
與武夫型的馮國璋不同，段祺瑞胸有溝壑，有做北洋老大之念，所以袁世凱采取的是打壓的手段，借機削弱其兵權。段祺瑞不滿袁世凱釜底抽薪，以身體不適為由請辭。袁世凱一番惺惺作態，其間又免去了段祺瑞頭號心腹大將徐樹錚的陸軍次長職務，最後於8月29日批準其辭職。
隨著這些反對的聲音被一一鉗製和鎮壓，楊度的籌安會和梁士詒等人的“全國請願聯合會”更是對帝製極盡讚美鼓吹，將帝製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愈演愈烈。帝製派已經等不及走正常程序，極力鼓吹另設機關征求“民意”，企圖操縱選舉。
1915年10月6日，袁世凱的禦用機關參議院根據所謂的“民意”，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以“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袁世凱隨即公布《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成立了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國民會議事務局又立刻致電各省負責監督選舉事務的巡按使，布置有關選舉事宜。
很快，全國各地的袁氏黨羽便選出了國民代表，從10月29日開始，各省先後舉行決定國體的投票。投票地點規定在將軍或巡按使衙門，將軍或巡按使是法定監票人，票麵上印著“君主立憲”四字，這些指定的投票人在選票上寫上“讚成”或“反對”，然後簽上自己的大名。投票前，每人還可以領到500元大洋的“功勞費”。11月21日各省投票結束；12月10日，中央代表的投票亦告完成。次日參政院進行國體投票總開票，竟然無一人投反對票，也無一人棄權，共計1993名國民代表全體讚成擁戴袁世凱當皇帝！
麵對如此可恥的自編自導自演的選舉鬧劇，梁啟超隨即發表一篇宏文《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辛辣地揭穿了袁世凱的把戲：
“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讚成者，皆袁氏自讚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
“此次皇帝之出產，不外右手挾利刃，左手持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由一人在幕內牽線，而其左右十數嬖人蠕蠕而動；此十數嬖人者複牽第二線，而各省長官乃至參政院蠕蠕而動；彼長官等複牽第三線，而千七（應為九）百餘不識廉恥之輩，冒稱國民代表者蠕蠕而動……則此一出傀儡戲，全由袁氏一人獨演。”
投票結束後，參議院當即草擬出推戴書上呈袁世凱，袁世凱也毫不客氣地接過推戴書，明確表示：“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可討論之餘地。”終於親口承認了廢棄共和，改行帝製的事實。
但他很快又為自己一時衝動承認廢棄共和而後悔了，做了婊子有想立貞節牌坊的袁世凱隨即將推戴書發還，並故作姿態宣稱：“本大總統既以救國救民為重，固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但自問功業既未足言，而關於道德信義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顧，在愛我之國民代表，當亦不忍強我以所難也。尚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無非就是想用“民意”的反複推戴來增加其稱帝的“合法性”。
果然，參議院接到袁世凱的申令後，當晚又呈上第二次推戴書。既然戲已經做足，袁世凱終於在12日“勉強”接受推戴，再次“嚴正”表示“一俟籌備完竣，再行呈請施行”。至此，袁世凱稱帝的“法律”手續終於宣告完成。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賀。各省“請願團”和北京紳商400多人齊聚於新華門前跪賀，高呼“中華帝國萬歲”，齊唱新“國歌”，之後領了賞錢便打道回府了。
隨後，袁世凱開始大封群臣。為了安撫清室，袁世凱重申清室優待條件繼續有效，並由政事堂擬定：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封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為嵩山四友；封馮國璋、張勳等為一等公，湯薌茗、李純等為一等侯，張錫鑾、朱家寶等為一等伯，朱慶瀾、李厚基等為一等子，張懷芝、盧永祥等為一等男。
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既然袁世凱當了皇帝，他的兒子、妻子、姨太太便全都飛上枝頭當鳳凰，幾個兒子為了爭當太子躍躍欲試，正妻於氏被袁世凱口頭封為皇後，另有九個姨太太也被口頭或封為妃或封為嬪，但彼此不服氣，明裏暗裏鬥得雞犬不寧。
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凱下令定新朝年號為“洪憲”，並決定於1916年1月1日洪憲元年元旦預備登基。其實登基籌備事宜在1915年11月中旬國體投票尚未通過前就已開始，12初便秘密舉行了登基大典籌備處開幕禮，直到12月19日方才正式公布。由朱啟鈐任辦事員長，職員有400多人。
登基籌備處規定，登基地點定在清故宮的三大殿，登基之日，京城內外官商民一律懸期結彩慶祝三天，旗為五色國旗，上端加繪一輪紅日，表示“五族共戴一君”。
同時，政事堂又擬定了登基、朝賀、祭天、祀孔等一套禮儀製度，廢除跪拜禮，改原大總統府為新華宮，並發行紀念金幣，一麵印有身穿陸海軍大元帥服的袁世凱頭像，另一麵印著象征帝王地位的龍圖案，並有“中華帝國洪憲紀元”八個字。
“中華帝國”即將建立，袁氏王朝即將開張，袁世凱與他的私黨們興奮不已，隻巴望著神聖的新年鍾聲敲響。他們萬沒料到，等來的竟是雲南平地一聲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