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集團禍起蕭牆
護國戰爭爆發後，袁世凱就成了眾矢之的，他表麵上雖然氣勢洶洶，實則色厲內荏，稱帝的腳步也不得不放慢。1916年1月1日，袁世凱雖勉強將民國國號改為“洪憲元年”，但到底沒有在這一天舉行登基大典，隻是在新華宮內由“皇後”於夫人接受“命婦”朝賀，過過做皇帝的幹癮。
隨著護國軍的節節進逼，他更是在2月23日公開下達延緩登基令：“予意已決，必須從緩辦理，凡我愛國之官吏士庶當能相諒。此後凡有籲請早正大位各文電，均不許呈遞。”又申令早被他廢棄的“立法院”早日召集，企圖以此緩和全國人民的反抗情緒。
護國軍務院成立後，與袁政府形成對峙之勢，對袁世凱又是一記沉重的打擊。更讓袁世凱頭痛的是，北洋內部的矛盾和裂痕越來越大，致使他逐漸失去了對抗護國軍的本錢。北洋集團落到這樣分崩離析的地步是袁世凱始料不及的，他隻能死馬權當活馬醫，尋思重新起用段祺瑞、馮國璋等人。
袁世凱首先想到了被自己雪藏起來的段祺瑞，他給段祺瑞送去了一頂高帽加以籠絡，任命段祺瑞為征滇總司令，全權負責軍隊的指揮調度。誰知，段祺瑞並不領情，他對袁世凱這種有用的時候拿自己出來擋槍炮，沒用的時候一腳踢開的兩麵派做法寒透了心，況且他早有做北洋老大的念頭，現在正好借著護國軍的手擠去袁世凱，何樂而不為？於是，他借口“宿疾未愈”，拒不遵命。
袁世凱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指使手下投寄匿名信恐嚇段祺瑞。麵對這樣惡劣的伎倆，段祺瑞哂笑一聲，說：“武人不怕死。”在1916年2月底，他甚至公然反對袁世凱，主張南北停戰，維持共和，另組新政府，以解決時局，直把袁世凱氣得要吐血。
麵對段祺瑞的油鹽不進，袁世凱終於死了心，便又尋思起借助馮國璋，心想自己對馮國璋一直不錯，現在又算是親家，他怎麼著也會給自己麵子吧。但是，袁世凱又失策了。時任江蘇都督的馮國璋自從知道袁世凱瞞著自己籌備稱帝後，便認為袁世凱並不把他當自己人，對袁世凱不再唯命是從。袁世凱對待馮國璋的態度是一再籠絡，他先是任命馮國璋為參謀總長，並暫不卸南京軍署責任，但馮國璋借口“政躬違和”，一推了之。拉攏段祺瑞不成後，袁世凱又屢次讓馮國璋代替段祺瑞出任征滇總司令，馮國璋也推辭了。
鑒於馮國璋對袁世凱稱帝的消極態度，討袁陣營也乘機爭取。在上海從事反袁聯絡活動的原進步黨黨務部副部長孫洪伊、雲南唐繼堯所派聯絡代表李宗黃等人先後前來策動馮國璋反袁。這下，袁世凱急了，表麵上還裝出極力拉攏馮國璋的樣子，暗地裏卻以“調查防務”“賜藥”“診病”等名義，派蔣雁行、阮忠樞等心腹前往南京監視馮國璋，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即行奪權。
正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袁世凱用人又疑人的做派終於讓馮國璋死心，他不再舉棋不定，1916年3月21日，馮國璋即聯合江西將軍李純、山東將軍靳雲鵬、浙江將軍朱瑞、長江巡閱使張勳聯名密電，要求取消帝製。這五人都是袁世凱一手提拔起來的門生故舊，而且都是擁兵自重的地方實力派，如今因帝製問題而對袁世凱公開挑戰，無異於當頭一狠棒。袁世凱看到這個“五將軍密電”後，嚇得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受到段祺瑞、馮國璋消極抵抗帝製態度的影響，北洋派的其他官員也對漸露敗相的袁世凱持首鼠兩端的態度，在前線抗擊護國軍的北洋將領更是情緒不高，屢戰屢敗，在廣西宣布獨立後，便按兵不動，隻一味向袁世凱索取餉械。
內外交困騎虎難下
說到餉械，袁世凱就更無可奈何了。皆因袁世凱為皇帝夢而瘋狂，無視民國初期本就十分困難的財政現實，竟耗費了大約6000萬元來籌備帝製。雲南起義後，為對抗護國軍，各種開支更加浩繁，光張敬堯、曹錕督軍南下的種種開支就用去了500多萬元。結果，預備用來籌備登極的20萬元也不能湊夠，財政的拮據程度可想而知。
為解決中央財政困難，袁世凱尋思起向各省攤派籌解，各省被攤派到5到20萬元不等，甚至專門設立了一個解款綜核處作為專辦各省解款機關。但護國戰爭爆發，各省自顧不暇，哪還有什麼餘錢？有的省甚至借口地方危及，反而向袁世凱請款。結果，“應解中央之款”總共隻收到了100多萬元，無異於杯水車薪。
籌款不成，袁世凱打起了銀行存款的主意。他暗中指使警廳阻撓商民前往中國、交通銀行提款兌現，一方麵頒布停稅令以維持銀行信用，另一方麵發行“洪憲元年”6厘內國公債2000萬元，脅迫全國官民認購。但是，頻繁的戰爭、無情的災荒早已將人民的血汗榨幹，哪還有餘力認購公債？原定的2000萬元公債額實際僅得700萬元。而禁止提款兌現的做法不但推行不了，反而加深了民眾的恐慌情緒，提款兌現的人是有增無減。
袁世凱沒法，隻得寄望於對外借債。袁世凱首先寄望於曾暗示讚成他稱帝的日本，向日本某銀行借款200萬元，誰料，該銀行一口回絕了。袁世凱的心涼了半截，遂又以水電公司作擔保，向美國借款400萬元，美國也一口回絕了。至於英國，負責對外借款的梁士詒還沒開口，英國就已經堵死了借款之路。對外借款無門，袁政府的財政終於陷入了破產境地。
而對外借款被拒，也使袁世凱驚覺，列強對他已經“變心”了。其時，歐美列強正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鄰國日本的態度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早前，日本為誘使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有意無意地暗示讚成袁世凱稱帝，而英、美等國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也表示過不加幹涉之意。這也是袁世凱敢於無視全國人民的反對而決心稱帝的主要原因。但是，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忘了，列強對他稱帝的態度讚成與否，取決於是否有利益可圖，他袁世凱不過是列強的一個棋子而已。
當籌備帝製激起國人普遍的反抗情緒，日本意識到袁世凱稱帝隻會使中國政局不穩，繼而影響其在華利益，遂明確表態不支持帝製，並聯合英、俄以變更國體或將“惹起意外之擾亂”，影響其在華商務利益為由，於1915年10月28日向袁政府提出了第一次勸告。
日本等國的舉動完全出乎袁世凱的意料，但他持著之前得到日本大隈和英國朱爾典“不加幹涉”的暗示，以為不過是日本等國為攫取更大的在華利益而作的表麵文章而已，況且其稱帝正在勢頭上，因此袁世凱並沒有因日本等國的表態而停止帝製活動，隻是聲明“實行改革，斷不致發生事端”，絲毫不提是否延緩帝製的問題。
誰知，日本這次是動真格了，不但接連向袁政府施壓，同時積極運動英、俄、法、意各國對帝製進行幹涉。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接受帝位後，才過了三天，五國駐華公使便向袁政府提出第二次警告，聲稱“五國政府對於將來形勢如何轉移，仍舊持靜觀厥後之態度”。
隨即，雲南起義爆發，印證了日本對袁世凱稱帝的隱憂。日本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態度更加明朗，甚至放言說：“中國此次動亂之責任，全在袁政府之秕政。吾人認為各省為了株除袁世凱之僭竊帝位而舉兵，乃中國國民之正當行動，務期盡速迫袁引咎而退。”
隨著護國戰爭的節節勝利，日本對帝製的外交幹涉政策開始轉入倒袁政策，並以一定的實力支持各派反袁勢力。最明顯的就是日本默認“民間有誌者”資助反袁勢力，其中前清肅親王宗社黨頭目善耆、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都受到日人的資助，雲南軍政府岑春煊、張耀曾還和日人簽訂了100萬元的借款契約。此外，日本還派員協助反袁勢力，企圖擇機承認“南軍”為“交戰團體”，等等，除了直接出兵之外，可謂無所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