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沒有“反右”運動中的被“擴大”，我大概不會去新疆，而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荒謬和不幸的事情。
這 幾 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事件使我欣喜若狂，我當時已經感覺到，舊的時期結束了，充滿了新的希望的新時期開始了。當然，那時我沒有想到撥亂反正能夠這樣徹底。
一九七八年我開始發表小說，有《隊長、書記、野貓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寶貴的》《光明》等。這時候我寫小說還是相當拘謹的。但在《最寶貴的》結尾時所寫的嚴一行（市委書記）的內心獨白裏，已經充滿了我的血淚。
一九七九年初，在“沉冤”二十餘年之後，“反右”中的問題終於得到了徹底的改正。我從北京市委開出了遲開了十六年的黨員的組織關係介紹信回新疆，心中感慨萬分，這就是中篇小說《布禮》的由來。雖然《布禮》並不是一篇自傳性小說。
同年夏天，我終於舉家遷回了闊別十六載的北京，開始時沒有房子，住在市文化局的一間隻有九平方米的小屋裏，對麵是盥洗室，晝夜流水嘩嘩；窗後是電視室，每晚響起性能良好的高低音喇叭。時值盛夏，我每天赤膊上陣，隻穿一個短褲衩寫作。《布禮》《友人與煙》《悠悠寸草心》《夜的眼》和許多篇評論、創作談，都是在這裏寫的。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搬入新居，寫下了《說客盈門》與《風箏飄帶》。一九八○年初我回新疆參加了一個活動，並在烏魯木齊寫下了《買買提處長軼事》，回京後，我寫了中篇小說《蝴蝶》。這一年六月我去西德訪問兩周，同年八月底，又應美國衣阿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聶華苓女士之邀去美國訪問了四個月。
一九八一年初我訪美經香港歸來，帶回一個在衣阿華五月花公寓寫的中篇小說《雜色》，然後寫了短篇小說《深的湖》。同年夏天，我寫了中篇小說《湖光》與《如歌的行板》，微型小說《不如酸辣湯及其他》。秋天，我重返新疆，重訪巴彥岱公社，又去了特克斯縣牧區。在新疆，寫了短篇小說《心的光》與《最後的“陶”》，散文《故鄉行》。《故鄉行》在《人民日報》發表之後，一個美籍華人來信告訴我，說他讀後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一九八二年，我發表了近十萬字的中篇小說《相見時難》。其中美籍華人藍佩玉，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種人物。有人懷疑我能否對美籍華人有足夠的了解，其實，他們不知道，這些解放前夕離開中國大陸的青年學生正是當年的學生運動裏我們爛熟地打過交道的那些人，其中有一些可說是當年左派學生的手下敗將。然後，三十年過去了，他們陸陸續續以“外賓”或“準外賓”的身份回來了，重新與當年打過交道的左派學生，現在我國各條戰線的中堅、骨幹見麵，這是多麼令人激動、令人困擾、令人思索的經曆呀!我覺得《相見時難》並未盡其意，也許我還會寫個續篇或再續篇的。
一九八二年我還寫了短篇小說《惶惑》《聽海》和《春夜》，中篇小說《莫須有事件》和《風息浪止》。還有短篇小說《青龍潭》，發表在一九八三年初。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再次訪問美國，參加了紐約聖約翰大學舉辦的中國當代文學討論會，並順訪墨西哥一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根據軍事題材創作會議的安排，我去西沙群島和海南島深入海軍部隊的生活。海軍戰士的艱苦奮鬥、自我犧牲、英雄主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寫了一篇散文詩《西沙之什》，發表在《昆侖》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