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運基先生囑我為本書作序。我想越過常規，在“題中應有之義”以外，說說作者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於我，亦師亦友，交往接近30年。依“知人論世”的老規矩，我這麼寫，也許對本書的讀者有些微幫助。
我第一次見到黃運基先生，是在1981年前後。那年頭，我是“上埠”不久的新移民，土插隊之後的洋插隊，連根拔起之初的艱難與尷尬，一一身曆。至於文學夢，早已被種種當務之急諸如惡補英語養家活口擠掉。我在西餐館當練習生，那是一個休息日，出國前就已和我合寫新詩，移民後更是情同手足的詩人老南，興致勃勃地帶路，兩人沿著唐人街附近一條七拐八彎的巷子，走進《時代報》的舊社址。社長兼總編輯黃運基先生在堆滿白紙、油墨和各種各樣中英文讀物的狹小房間裏接待我們。那時我30歲出頭，老南40歲出頭，黃運基先生50歲出頭，共同的特點是對明天充滿信心。黃社長介紹了報社的運作，領我們去認識報社的義工們，鼓勵我們給《時代報》寫稿。這以後，老南成了勤快的投稿者，我無暇分心，但半夜裏不時被老南的電話吵醒，“喂，剛剛寫好的，題目是‘獻給聖誕樹’，聽著——”我在蒙矓中聽著他以殘留唐音八聲的鄉音朗誦新詩，嘟囔幾句，是為品評。幾天之後，老南這一作品便出現在《時代報》副刊的版麵上。兩年以後，我終於技癢難耐，也加入了老南的陣營，成為固定的撰稿人，新詩和隨筆都開了專欄。這段時間，最大的收獲，是筆名“劉荒田”無意而得，先用在一首新詩上，後來取代了本名。
1986年春天，由於在《時代報》擔任副刊編輯的台山文壇名宿陳中美先生推薦，我和老南一起進入報社，我當加州新聞版的編譯，他任校對。這是我居美30年中唯一的白領生涯，在阿姆斯特丹街1600號的倉庫型磚木結構建築物的閣樓裏，擁有一張桃花心木做的大辦公桌。黃運基先生任社長，仍舊兼總編輯，但他外出頻繁，日常編務由政治經濟係出身的孟副總編負責。黃社長為人謙和，上班總是靜悄悄地進來，在以一行書架為間隔的開放式辦公室裏緊張工作，從來不會對下屬頤指氣使，總以商量的口吻對話，更不事巡查、監督,也從來不會在記者、編輯犯錯後揪住不放。那年代，辦這樣一份日報，編輯、打字員、印刷工、發行、勤雜，一共有二三十人，都拿上千美元的工資，但廣告收入極少。他身為法人代表，主要精力放在賺錢上。1986年11月，一個中午，我們像平時一樣，聚集在地下廚房外麵的簡易餐廳，吃廚娘做的午飯。飯後，黃社長神色凝重，宣布一個突然的消息，大意是：由於財源枯竭，無力經營，即時停刊。眾人匆忙收拾物件，在驚愕中告別。在最後一期報紙上，社長的公開信登在頭版，其中不乏怨憤。原來，黃社長一直殫精竭慮地籌措的，是一筆可供報紙長久營運的基金，可是，多方奔走，無處不碰壁，隻好一關了事。
離開報社20多年以後，社址出售，我為了拿一些過時的《美華文學》雜誌作為紀念，進內徘徊良久。編輯部的辦公桌，四壁的掛畫，接收美聯社電訊稿專用的老式傳真機，架上的書和剪報集，一切照舊，隻是蒙上了漫長歲月的厚塵，讓我感慨無限。那一段時間，黃先生的心情也處於低穀。我那時才較為透徹地理解，他作為中國人社區最早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積極最忘我地宣傳新中國的一代報人，1972年獨力創辦《時代報》，家當是一台花200美元買來的二手打字機。他一路拚搏，靠打工來挹注辦報的虧空，懷著何等深重的愛國之情，故土之思！時隔14年，幻想部分地破滅，壯士斷腕，是怎樣的無奈與遺憾！
《時代報》關門至今，又是四分之一個世紀。這些年，我和黃先生過從甚密。我的家和他的家，僅僅隔二十來個街區，步行可達。這位當行出色、中英文精通的資深記者，告別新聞界以後，一直工作不輟，一邊以注冊官方文件翻譯員的身份，主持翻譯公司的業務，一邊投入文學寫作以及社會活動，參與締造舊金山灣區自1849年淘金潮以還華文文壇的鼎盛時期。他位於27街的住宅，成了文化人聚會的場所。數不清多少次，在那裏，開會、聯歡、聚餐，《美華文學》雜誌編輯部舉行活動，迎接國內文化界的來訪者。兩三好友，各拿一杯紅葡萄酒，瞭望他家餐廳百葉窗外平展展的蔚藍大海，一輪血色落日緩緩沉沒，在壯懷激烈地議論古今風流的文友身上，灑下一層金色，這便是雅致的異國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