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嘟囔就嘟囔吧，她永遠都是嘟嘟囔囔的，煩死人了。姐姐，你就不煩媽媽的嘮叨？
巧巧回頭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有說，又專心走路了。我早就說過了，我這個姐姐沒勁透了，你永遠和她說不到一塊兒去。每次我抱怨媽媽的不是時，她都一言不發，既不附和我，也不替媽媽辯駁，不知她內心在想些什麼。
我把腳邊的一塊小石子狠狠地踢了出去，石子沿著旁邊的一個岔道咕隆地滾了下去。我追著石子看，突然被不遠處的一株野花給抓住了目光。應該說，千佛山最不缺少的就是野花、野草。隨便放眼一望，四處都是，可這株野花在夕陽的餘暉中顯得很是特別。它的枝蔓是細細長長的；葉子是綠綠、尖尖的；花是碎碎、紫紫的，有多麼地嬌豔、好看也說不上，可就是覺得甚合眼緣，是我喜歡的那種小碎花布風格。有時花也像人，也是需要講究個緣分的。這株花在我看到它的第一眼起，就決定要把它挖回家的。
巧巧圍著花轉了一圈，她也喜歡這株風格獨特的花，她說別的野花不是大紅色的就是金黃色的，看上去鬧哄哄的，帶著鄉村野妞的粗野氣。惟獨這株花別致，幹幹淨淨、冷冷清清，長在深山中、開在深山中，可那感覺就像整座山與她沒有關係一樣，真有股出汙泥而不染的精神氣。
那咱們就把她挖回家吧，讓這麼細膩、素雅的花孤零零地呆在山裏，真有點可惜了。家裏窗台上不是還空著一個紫砂花盆嗎，用來盛這株花多合適。
好是好，可就擔心人家公園裏的工作人員不願意，你現在看不見他們，等一會兒你手裏多了花，他們不定就從哪裏鑽出來了，巧巧說出了內心的顧慮。
有什麼願意不願意的，這是野生的，又不是他們種植的。我覺得巧巧真沒用，挖一株野花也前怕狼後怕虎的。真是的，還是姐姐呢，膽子都不如我大。聽我這麼說，巧巧也拿不定主意了，想了一會兒說：我不管，你想挖就挖，一會兒別讓我拿著就行。
這個好辦，我還不願意讓她拿著呢，這麼美的花拿在手裏都是一種享受，連走路都覺得飄飄欲仙，分不清是在人間還是天界呢。就在我陶醉得分不清南北的時候，突然被一個從小房子裏奔出來的女人給喝住了：喂，站住，誰讓你偷花了？
偷花？這怎麼是偷花？這是野花，是自己野生的花。我對女人口中的“偷”字深感不滿，就強調是“野花”。
野花怎麼了？長在這座山上的花都是公家的花，誰也不許動的。你偷了花，態度還這麼蠻橫，你是幹什麼工作的？得給你的領導掛個電話反映、反映情況。這女人使勁地握著我的手腕子，握得我火辣辣的疼。巧巧上來拉，被她一掌給推了出去：遠點，否則我要告你襲警。
這個女人愣頭愣腦的，煞有介事，明明穿著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卻用什麼“襲警”來嚇唬人。對付這種人的最好辦法就是你要顯得比她還凶才行，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口頭語就是：愣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我也要“橫”一把，於是我拉長了聲音說：想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告——訴——你——吧，我是一名“待業青年”。當時我正迷戀北島的詩歌，他的那首“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頗得我心。不知怎麼，脫口而出的話就有了幾分北島詩歌的味道。
這女人一聽“待業青年”四個字就像泄了氣的皮球，立馬鬆了手，一個沒有工作單位的人，一個沒有領導管著的人，你能奈何得了她？一直站在邊上看熱鬧的一個中年婦女開始還挺替我說話的，她勸說那個女人，野花野草的，拔一棵就拔一棵罷，反正自己還會長出來的，那個誰不是還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嗎？這時她聽我說是“待業青年”，立即就閉了嘴，神情也嚴峻了起來。趁我不注意，還悄悄捅了捅一旁的兒子：看到了嗎，這就是待業青年，你可要好好地學習，將來不要做個待業青年啊！她那矮胖、矮胖的兒子拚命地點頭。你明白了吧，朱冷冷說我是“待業青年”，其實也就是在罵我是個社會小混混。
我不生朱冷冷的氣，直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也沒有覺得朱冷冷有什麼實質性的不對。我生我自己的氣，氣自己把自己置於一個不知往哪裏走的十字路口。朱冷冷說得不錯，我就是一個小混混，一個沒有生活目的、生活目標的人，不是混混是什麼？如果我能像她一樣順順利利地考上了大學，自己的人生不就是一個明確的人生了？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是什麼？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當周圍的人都紛紛知道了自己的人生是什麼，如朱冷冷的人生就是醫生，這是毫無懸念的。而我的人生卻是未知的謎，可能什麼都是，也可能什麼都不是，茫茫長夜中，我不知道哪一個路標是指向我的方向的。
也許人有一個特點，越是不知道的、越是迷惘的東西就越是渴望知道，那時我思考最多的就是有關“人生”的問題。我不知道我未來的“人生”是什麼樣子的，甚至就當時的知識結構而言，連什麼是“人生”這個概念都是很難說清楚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人生”的思考。當時有一部風靡一時的小說叫《人生》，可以想見就憑這個題目也夠我瘋狂一陣的了。我就像一個饑腸轆轆的老虎碰到了梅花鹿一樣，不管三七二十一撲上去就是狂啃一通。啃完後，才顧得上咂摸、咂摸嘴：也不能說這部叫“人生”的小說寫得不好看，但這種“好看”似乎並不是我所想要的，主人公的人生與我所想知道的人生並不是一回事；他的人生隻是他的人生，絲毫也解決不了我的人生。這使我明白了世界上沒有一種能適應於所有人的人生。
我所要的人生是什麼樣的？如果用赤、橙、紅、綠、青、藍、紫七種色彩來代表的話，哪一種色彩才是我所需要的色彩？我不知道，似乎哪一種都是，似乎哪一種又都不是。我說不準，真的說不準。在我的意識中，人生好像是一種根本無法確定而又堅定不移的東西；能說得出來又說不出來的東西，它就像一個旋轉的萬花筒，給你指示著方向，又迷惑著方向。
我被這個如鯁在喉、變幻莫測的“人生”攪得寢食不寧。但不管怎樣，我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我的明天決不會是今天的這個樣子，今天僅僅是明天的預演；今天的低潮是為了使明天的高潮能更好地上演——今天就是一個驛站，為了把我輸送到遠方而不得不搭建起來的一個臨時站台，我生命的舞台就在遠方，就在若隱若現的遠方。對此，我像旅人征服腳下的土地一樣有信心。
如果當時有哪一位預言家告訴我，你的將來就是今天的樣子，明天、後天與今天沒有任何的差別，我想我可能連生存下去的勇氣都喪失了：朱冷冷會為沒有考上理想的大學而萌生出自殺的念頭；而我不會，在我生命的辭典中，從來不會有為了某個具體的目標而自殺的詞條。在我看來，任何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都是不值得用生命去換取的。生命是無價的，而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都是有價的，用無價的東西去換取有價的東西，那是一筆賠本的買賣。所以我是決不會為某一具體的東西去殉葬的。但是我會為那些籠統地、虛無縹緲的，在一般人看來純粹是扯淡的東西而瘋狂。在我生命的辭典中，這類閃爍著異樣光彩的東西才是無價的，它們不是鑽石但比鑽石還珍貴。鑽石有價，它們無價，隻有這些無價的寶貝才能匹配上無價的生命。
回想我這一生，多半的時間、多半的生命都耗費在這方麵了，不是我有意識要這樣做，也沒有人教給我這樣做，完全是無師自通的。這使我不得不相信有一個叫做宿命的精靈在暗中支配著你，支配著我，使你、我成為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一個人。
我是一個生來就被許配給了遠方的人，粉巷隻是培育我的苗圃，就像很多的樹木花草在花房裏培植長大後，要被移栽到遠方一樣。我就是要遠走他鄉的一棵樹，你還記得我曾經跺著“青石板”發出的誓言嗎？那其實不是我發的，是命運之神發的。她伏在我的耳畔一遍、一遍地催促我：粉粉，該上路了、該上路了，是時候了。這聲音就像蛇一樣糾纏、捆綁著我，可她又不給我指明該去的方向。
去哪裏，去幹什麼我完全不知道。隻知道我終究是要離開粉巷的，總有一天我要鬆開粉巷的手，奔赴前方的。這種知道其實與不知道並沒有什麼太本質的區別。我的外甥熊熊與侄子貓貓相差一歲，在他們一個四歲、一個三歲的時候，我經常一手拉著一個帶他們去看火車。
在距離“粉巷”大概兩公裏的地方，有一個用了多年的舊鐵道線。這個鐵道線盡管鏽跡斑斑，一派荒蕪、頹廢的景象，但還是沒有完全被廢棄掉，不時還是會有火車通過的。熊熊與貓貓似乎把火車當成了最有意思的玩具，一聽說要帶他們去看火車，那跑得比兔子還要快，還仰著小臉搶著向我表白，不要我抱，好孩子都是自己走路的。
火車不是隨時隨地都有，我們三個常常要站在軌道的旁邊等上一陣。熊熊與貓貓很有耐心，總是一聲不哼地盯著遠方，仿佛兩人一吵鬧，火車就不來了一樣。而當火車由遠而近駛來的時候，他們就深深地舒一口氣，拍著手又蹦又跳起來，嘴裏還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音。我從來沒有給他們講過火車可以把人帶往遠方——他們還太小，不懂得“遠方”是什麼。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竟然也無師自通地知道火車與遠方的關係：
貓貓、貓貓。熊熊用小手偷偷地捅了捅貓貓的胳膊，正追著遠去火車看的貓貓一扭脖子，背帶褲的一邊帶子滑了下來，掉到了腰上。熊熊替他小心地把帶子拿到肩膀上，還仔細地按了兩下，嘟囔一句：這褲子不好。貓貓低頭來看，想知道褲子怎麼個不好法。熊熊趁機對著貓貓的耳朵說：貓貓，長大後我就帶你來這裏開火車。
熊熊的聲音很小，嘴都要咬到貓貓的耳朵了。可能熊熊嘴裏的哈氣使貓貓感到脖子有些癢，就歪著腦袋用手使勁地搔擾了一陣。
嗯，老哥。那時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去很遠、很遠的地方啦。貓貓搔撓完了癢，奶聲奶氣地問，他從會說話起就把熊熊尊稱為“老哥”。
那當然啦，比北京還遠！可不能告訴奶奶啊，到時我們得偷偷地走。熊熊的聲音很神秘，後麵的話我聽不到了，隻見他還偷偷地瞟了我一眼。
嗯，知道了，老哥。
貓貓看熊熊瞟了我一眼，就知道這件事不但不能讓奶奶知道，也不能讓我知道。他也學著老哥的樣，用神秘的眼神迅速地瞟了我一眼，又裝得若無其事。
兩雙小手又緊緊地攥到了一起，像是要共守秘密的樣子。我忍不住偷偷地笑了：就這樣的兩個小東西還密謀著要離家出走，去哪裏？去幹什麼？去了怎麼活？都想過嗎？小孩就是小孩，對什麼事情都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笑過之後，我又笑不出來了。熊熊和貓貓的出走夢固然幼稚可笑，經不起推敲，而我的出走夢難道就是成熟，經得起推敲的？我看著熊熊、貓貓可笑，別人可能也看著我可笑，我與熊熊、貓貓一樣都是可笑幼稚的人。問題在於，盲目、可笑的人從來都覺不出這種盲目與可笑的存在：熊熊與貓貓就不認為沿著鐵道線去遠方有什麼好荒唐的，同樣我也不覺得我離開粉巷有什麼好笑的。
2
我最早的“出走夢”是通過初中的作文本放飛的。這意味著其實從初中開始，我夢想的帆船就已經出港遨遊了。
凡是能稱之為夢的東西，都是自生的，不是一個人有意識策劃的結果。從這裏你也可以多多少少地看出，離開“粉巷”絕非是我有意識地選擇。這不能理解成狡辯，這是實話，你可以試想，一個小小的初中生怎麼可能懂得規劃自己未來的人生？
我至今還不清楚到底是初中的作文課，激發了我的“出走夢”，還是我的“出走夢”激發了我的寫作熱情？當時班裏的同學都是不願意上作文課的，他們寧可皺著眉頭、握著拳頭上數學課。這樣說倒不是因為數學比較容易學，而是因為數學不管怎麼難、怎麼枯燥，總歸還有些公式、定律可以遵循的。作文課上有什麼東西好寫呢？不是揀了一分錢交給了警察叔叔，就是扶著老奶奶過馬路，虛假得連自己都覺得無聊得可恥。老師點評說，你們問題的症結就在這裏，缺乏了真情與實感。
什麼是真情，什麼是實感？應該到哪裏去尋覓？同學們東張西望地尋覓不到，就抱怨說：“不怕體育老師的手和腳，就怕語文老師的真情和實感”。給我們上體育課的老師是一個小年輕，個子矮矮的，露著一身的疙瘩肉，敦實得像頭小牛犢。這個“小牛犢”的脾氣非常火爆，一個動作示範兩遍，你還不達標，他就要給你單獨輔導了。這種輔導是帶有懲罰性的，不是用手這樣推你一下，就是用腳那樣踢你一下，動作做得又隱蔽，你感覺到了鑽心的疼，別人卻看不出來——看到的是他在兢兢業業地輔導。大家也隻有在私下裏抱怨時，才知道每個人都吃過他的不少暗虧。盡管如此，大家還是說，寧可讓肉體吃點虧，也不願被莫須有的真情與實感所摧殘。每周兩節課的作文就像是兩道符咒，咒得學生們死去活來。
可我就願意上作文課，真情實感是自發的呀，怎麼還非得借助公式、定律，甚至老師的手腳來揣摩？我覺得同學們是走火入魔了，把一個明明很正常的東西看得那麼不正常。我是那麼地渴盼上作文課，恨不得什麼課也沒有，天天就是作文課。可惜了，一周隻有兩節，九十分鍾。在這兩節課、九十分鍾裏，我就趴在桌子上寫呀、寫呀，連課間的廁所都忘記了上，心靈就像騰空而起的大鳥，抓也抓不住。這使我覺得文字真是一個好東西：當一個人的力量還不足以支撐你實現夢想的時候，文字便可以像船一樣把你浮渡到彼岸的。在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走出“粉巷”的時候，我隻能在精神上先一遍、一遍地預演、放飛著這種出走。
在一篇以“我”的童年生活為題材的課堂作文中，我給自己取了一個名字——燕南，即燕子南飛之意。駱綺綺老師，不是小說前麵所說的周爽老師。周爽老師是我的高中語文老師，駱綺綺老師是我讀初中時的語文老師。可能你要奇怪了，怎麼繞來繞去都是些語文老師，初中、高中加起來也足足有六年，在這六年中不會隻與語文老師打交道吧？沒錯，如果要列名單的話，那將是長長的一串。有些老師還很有趣，譬如初中的生物課老師，高高的個子，挺帥的一個男人，一上課就把“細胞”掛在嘴上。細胞長、細胞短的，仿佛細胞是他的親人。大家哄堂大笑，他就認真地解釋，沒有辦法，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細胞”構成的，不得不說的。於是大家都不再叫他陳老師了，改叫了“細胞老師”，覺得他姓“細胞”比姓“陳”更合適。
可是“細胞老師”再有趣，也和我沒有什麼必然的聯係，我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個。“細胞老師”不會特別地記住我，我也不會特別地記住“細胞老師”。
在我過去的讀書生涯中，一直有一個奇怪的格局打不破，那就是我總是與語文老師特別有緣，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年老的還是年少的，凡是教語文的老師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地喜歡上我。舉一個例子你就會知道我說的不是謊話，有一次駱綺綺老師請了兩個禮拜的病假，我班的語文課就暫時由三、四班的語文老師俞老師來代課。俞老師五十多歲的樣子，胖胖的體型、胖胖的臉，當她從外麵走進教室時我並不喜歡她，我那時對身體肥胖的女人有一種天然的排斥感，總覺得她們可能會不怎麼講道理。
體型肥胖的俞老師果然不按常規出牌，她叫我起來回答了一個問題，叫到我純屬偶然，就是從點名冊上隨便點的。我沒覺得回答得怎麼出色，可她卻激動地滿臉緋紅，手舞足蹈。她號召全班同學要好好地向我學習。可我覺得“向我學習”的理由不那麼充足，她的意思是，一看就知道我的學習態度是極端認真的。
這句話經不起推敲，“一看”就是看上去是這樣的，也可能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但不管怎樣我還是立馬就喜歡上了這個胖胖的俞老師。人其實是有弱點的，對說自己好話的人，哪怕這種好話好得沒有原則，也會有著天然的親近感的。
俞老師喜歡我，我也喜歡俞老師，我們相互喜歡了兩個禮拜，直到駱老師回來上班才結束。過了幾個月後，俞老師突然來教室找我。她把我叫到走廊上，從口袋裏掏出幾張寫著字的信紙神秘兮兮地交給我：下個禮拜我們要去英雄山掃墓，好幾個學校一起去，市教委已指定由我們學校出一名學生在哀悼儀式上朗誦一首懷念革命烈士的詩歌。詩歌已經寫好了，由咱校長親筆寫的，看不出來，咱校長還是一個大才子呢，好幾個字連我也不認識。有的字我查了字典，注上了拚音，有的字還沒有來得及，你自己可要好好地查一下啊，到時千萬千萬不要朗誦錯了字。李粉，可要好好地準備，上萬個人中就找了你一個，要珍惜啊！三班和四班裏也有幾個學生的嗓音挺好的，特別是那個李浩，他爸爸、媽媽都是唱京戲的，天生一副好嗓子，可我就是看不慣他，整天一副傲不拉嘰、吊兒郎當的樣子，有什麼了不起的。李粉，我找你，你可一定要好好地給我爭口氣啊！
你可能覺得我是一個受寵的學生了，這樣理解就不全麵了。不久前，我曾在電腦中給自己的命算了一卦，電腦給出的批注是“榮辱與共”。這太對了，我這一生似乎總是在“榮”與“辱”之間掙紮、徘徊。就像當時語文老師喜歡我，可數學老師就不是這樣了。老師們湊到一起也會議論一下學生們的長短的，教語文的老師在說到我時是從來不吝嗇於好詞的，但到了數學老師那裏，哼哼哈哈地不表態就算是給我留了天大的麵子了。我這次的高考落榜還是與數學老師有關，題是他們出的，卷子也是由他們批的，歸根結底是他們合夥把我逐出了大學的校門。這樣說可能顯得有點意氣用事，可我就是這麼認為的。算了，不說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還是說說語文老師吧。
駱綺綺老師就一直很喜歡我，這種喜歡是班裏的每一個同學都能看得出來的。每個老師在內心其實都有一份自己所喜愛學生的名單的，有的老師是盡可能地節製自己，不讓其他的同學覺察出來，而駱老師則毫不隱藏，她在叫我的名字時，總是把“粉”字拖得長長的，餘音繚繞分外好聽。女生們一見駱老師遠遠走來，就拚命地推我：李粉，看呀，你姐姐來了。女生們都一致認為駱老師像我的姐姐，親姐姐是不可能的了，一個姓駱，一個姓李，走不進一個家門。最後她們推敲來、推敲去，推敲出駱老師可能是我的表姐。
駱老師很年輕，隻有二十出頭的樣子，聽說她是兩年前從師範院校畢業分配到我們學校的。她長得瘦瘦、弱弱的，梳著兩條到腰的長辮子，眉眼之間還帶著幾分青澀。她的衣服穿來穿去，總是白色的襯衣，黑色的褲子，從來都不見她穿帶花色的衣服。她說話的聲音纖細而有點沙啞，即使想威嚴也威嚴不起來。班裏的那些男生欺軟怕硬，上其他老師的課老實得像綿羊，上她的課卻總要千方百計地找出點別扭來。頭一天，駱老師布置大家要把課堂上所學的那篇古文背誦下來，並說好明天要抽查的。第二天課堂上，駱老師問：昨天布置的課文大家都背過了嗎？
沒—有—老師—太長了—記不住。一個唇邊開始冒出小胡子的男生在座位上拖著長長的音調說。
記不住，怎麼會？一定是沒有用心去背？駱老師一點兒也不惱火，依舊是慢條斯理的語氣。
不是的，太難了，班裏沒有一個同學能背得過。另一個大塊頭的男生插嘴說，眼神中帶著明顯的挑釁。
你是說沒有一個人能背得過，敢如此肯定，要不要我來找一位同學起來驗證一下？駱老師的語氣還是平靜的，但看得出來她對男生的有意挑釁非常生氣，上嘴唇都不停地抖動起來，她想迎接這種挑釁，找一個背得滾瓜爛熟的同學起來打敗他。駱老師的話音剛落，同學們的眼光就刷地一下落到了我的身上，駱老師也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我。我低下了頭，說實話，我也沒有背得太熟。如果是一般性地背誦，也能磕磕絆絆地勉強應付，可現在是要承擔“驗證”的重任啊，我無論如何也沒有這個勇氣。
駱老師站在講台上看了我良久，可能她也拿不準我到底是行還是不行，為了避免給我難堪，最後她輕輕地噓了一口氣說：算了，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就不請同學起來背誦了，不過我相信李粉同學是一定能背得過的。
駱老師不是我的表姐，我希望她是我的表姐，願意有她這樣的一個表姐，遺憾的是她不是。但對我，她可真的像表姐對表妹那樣關心與嗬護。我每次的作文她都批改得異常用心，好的句子要劃出來；好的思想也要標出來；不怎麼通順的句子給我打上問號。每次作文本發下來，我都覺得愧對駱老師，一個初中生的作文何以值得她花費如此心血？
駱老師在看了我以“燕南”為名的作文後，悄悄地把我拉到走廊上，小聲地問我小時候是不是在南方長大的？童年生活中是不是發生過什麼不幸，比如父母離異等，要不怎麼會在好幾篇作文中都抒發了對南方的回憶、眷戀與憂傷？駱老師輕輕攬著我的肩膀，還伸手替我把皺巴巴的衣領撫平：說吧，李粉，不要把我當成老師，就當成你的姐姐好了。駱老師看著我，做出欲與我分擔秘密的表情。
駱老師的話差點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這倒不是因為受寵若驚，而是被駱老師這麼一問，倒真覺得自己的童年遭遇過什麼重大變故一樣，委屈得嘴一癟、一癟的，差點就要哭出聲來了。駱老師把我拉到懷裏，溫柔地拍了拍我的頭說：李粉，告訴老師，你在南方生活到幾歲？
當駱老師再一次把我的憂傷與南方聯係到一起的時候，我才猛然地醒悟過來：我的童年與南方沒有任何的瓜葛，我是在北方出生、長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於是對駱老師說：不是的，我長這麼大了還從未去過南方呢！隻是在電影和小說中看到過，知道那裏一年四季綠色常青。駱老師有些失望，盯著我的眼睛問：難道作文裏的一切都是你編出來的？
嗯，怎麼說呢，也不能算是編的，雖然我沒有去過南方，可我總隱隱約約地覺得與南方有一種什麼樣的聯係，就好像是我的姥姥在南方衝我招手一樣。可實際上我的姥姥也不在南方，她都去世好幾年了，就埋在我的老家膠東半島。我吞吞吐吐地說，不知該如何把內心複雜的感受表達出來。
說來說去，不還是編的！你明明出生在北方卻非要把自己設定在南方，這還不是一般的編呢，簡直就是在捏造曆史，個人的曆史，駱老師得出了結論。
駱老師在課堂上一貫要求我們實事求是，要寫就寫自己所經曆過的事。她說初中生的作文不同於作家的小說創作，作家在寫小說時可以虛構，而且必須要虛構，但我們不行，我們寫的不是小說，是散文，散文所寫的都是一些真實的事，萬萬不可胡編亂造，否則就違背了真情實感的原則了。
看得出來我的“胡編”令她痛心，臉色都變了。我的作文每次都是被她當做全班的範文來讀的，如果有兩篇，肯定有一篇是我的；如果有一篇，那也一定是我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此時的駱老師可能產生了上當受騙的感覺，她不看我，看著走廊裏來來往往的學生發呆。
我不是南方人，也沒有在南方生活過，可這絲毫也不意味著我的作文是胡編亂造的。其實那時我哪裏懂得什麼叫“胡編”——“胡編”何嚐不是一種需要訓練才能掌握的技巧。那時的寫作純粹是本能寫作，每一句話、每一個標點都是發自於內心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據我爸爸說我們的遠祖可能還是來自於西部的遊牧民族。南方在我的心目中並不指地理意義上的南邊城市，而是指遠方、不同於今天的意思。如果不用南方，用西北、東北、西南、東南也是一樣的。
對我來說，渴望與眷戀南方，就是渴望、眷戀遠方與未來。南方在我的心靈字典中就充當著未知的使者。一個不憧憬、不眷戀南方的人，會被我所鄙夷的。一個同班的男孩子曾羞羞答答地給我寄來一封信，信中沒有一個字是與情和愛相關的，但我知道這是一封情書。盡管在此之前我從未有過這方麵的經驗，但我懂，人類最本能的東西都是無須特意學習的。我找到他，他有些心慌意亂，用一隻手摸著後腦勺，吭吭哧哧地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我開門見山地問：你喜歡南方嗎？憧憬南方嗎？
也許我的問話太出乎意外了，他愣了半晌才說：最討厭南方了，老下雨，梅雨季節那麼長、大蟑螂滿地跑，我姑姑就在上海，每次寫信來都說不喜歡那裏的氣候。可能他覺得把南方詆毀得還不夠，又追加了一句，南方還老吃大米飯。
我轉身走了，與一個沒有共同語言的人是不值得浪費口舌的。任他在背後喊：李粉，你等等，我喜歡、憧憬南方還不行？
不行，這家夥根本就不懂得我所說的南方是什麼。我鄙視他，鄙視所有不懂得南方的人。駱綺綺老師也不懂得南方，這使我對她敬而遠之了。盡管我曾經是那麼的喜歡她，但現在不喜歡了，當女同學再大呼小叫地說李粉，你姐姐來了時，我就衝著她們翻白眼：你姐姐才來了呢！就為了這個莫名巧妙的南方，我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
在大家都不懂得我所說的“南方”的時候，蘇紫懂，而且她的懂好像根本就無需我多解釋什麼。我說一句，她似乎就明白了第二句，這也是我願意把她拉到我的小屋子裏密談的原因。
蘇紫是我所碰到的最好的聽眾，無論我說出怎樣偏激、可笑的言論——一個迷戀遠方的人不可能不偏激可笑，她總會抿著唇、眼中掛滿笑意地靜靜地聽著。你說多久，她聽多久，中間決不會橫插棍子打斷你，隻會不時發出孜孜的讚歎聲：嗯、對、對，太好了，了不起，我同意。她的神情是那般地投入，就像被一個有趣的故事迷住了一樣，不時發出會心地微笑。
在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中始終有一個問題讓我不能釋然：蘇紫在當時為何對我所說的“遠方”充滿理解與讚賞之意？連一向喜愛我、比我大的駱老師都認為我是在胡編亂造，她為何就沒有提出任何的質疑？她是有意識地來迎合、奉承我？答案是否定的，我不過是一個初涉社會、單純得像張白紙而又倔得像頭毛驢一樣的黃毛丫頭，無權又無勢，她有何必要來討我的歡心？在我們兩人之間，如果非要說誰更離不開誰的話，那自然是我離不開她，我需要一個傾聽我發泄的聽眾。
用迎合與奉承是解釋不了蘇紫的，我還是更願意把她的理解與讚賞視為是心靈的契合。況且，這種契合在當時也是得到過驗證的。
我生活的那個時代距今雖然才過去了三十餘年，可這三十餘年的變化是用語言難以詮釋得清楚的，就像今天的人一般是不會把某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當成偶像的，但那個時代中的人卻常常用文學作品中的人來比擬、要求現實生活中的人。譬如那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特別欣賞林黛玉，讚美生活中某個女孩子的最高規格莫過於說她像林黛玉。話說到這裏就可以止步了，不用再往下多說半句了，一切都在不言中了。這位古代的女子似乎成為衡量一個女人是否具有真性情的試金石。
我對林黛玉的感情一直比較複雜，不能說我不喜歡林黛玉，這個敏感、才華橫溢的女子令我至今都唏噓不已，看到花園裏那一簇簇盛開的海棠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她。這些脆生生、圓墩墩的小花在深綠色的葉子襯托下，明明開的是燦爛奪目，我看到的卻是無邊的寂寞，粉色的寂寞、紅色的寂寞、白色的寂寞、黃色的寂寞，寂寞連著寂寞，最後連寂寞都消失了顏色，變成了一片又一片的哀傷，一滴又一滴的眼淚。
一場大雨過後，花園小徑上散落了滿地的紅，一朵、又一朵的花經受不住雨水的侵蝕，從綠葉間墜落下來，靜靜地躺在泥土和石板路上，有孤零零獨自呆著的，也有一朵壓著另一朵的，像鋪了一張華麗而憂傷的地毯。男人、女人們從它們的身邊匆匆而過，還有的人幹脆從它們的身上踩過，就像踩上了一個小石子、一堆稀泥一樣平常。沒有人肯稍稍停下趕路的步伐，想一想當這些花從枝頭摔落到地上，當這些花在人們的腳底變成花醬的時候，它們會不會痛楚地尖叫起來。
你聽不見它們叫，不一定就是不叫，花的語言與人類的語言是不一樣的，不能用人類的語言來要求花的語言。沒有人來想這些，當然不會有，沒有誰會把花的生命當成真正的生命來對待的。每當這時，我就會懷念那個背著花簍、拿著花鋤的黛玉，這個世界上隻有一個叫黛玉的女子才能想起花也是有“魂”的。一個肯為死去的“花”舉行葬禮的女子是值得憐惜、尊重的女子，至少她擁有一顆純潔、善良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