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遠逝的四個時代
青銅時代的燕都
公元1973年，陝西臨潼縣的農民在距秦始皇陵不遠處打井時，發現了日後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兵馬俑。
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北京人開始在西南郊的房山區琉璃河一帶挖掘商周時期古文化遺址，範圍包括洄城、劉李店、董家林、黃土坡、立教、莊頭諸村，東西長3.5公裏，南北寬1.5公裏，分為居住址、古城址、墓葬區三部分。琉璃河自北南流，折向西南，繼而又東流，形成的河灣地帶，有一高平台（即今董家林村），直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地麵上尚殘存著一米多高的古牆體，後因農業建設而被平整。經考察，此乃古城的北城牆，全長829米。以此為線索繼續鑽探，又在地下發掘出東西兩麵城牆的大部分牆基，乃至兩米多深的護城壕溝。古城的輪廓悄然浮出地麵，城牆內側的“護坡”，又與其東側商末周初的墓葬區及西周時期的灰坑、窖穴、房基相交錯。尤其是在墓葬區（今黃土坡村），共挖掘大、中、小型墓葬300餘座，及車馬坑數十座，出土的蚌器、骨角器、玉石器、瑪瑙器、陶器、原始青瓷器、漆器、青銅器及貨貝等實物總數超過萬件。
通過細致的考證，終於得出驚人的結論：琉璃河商周遺址正是古燕國的始封地及燕都之所在。這無疑把北京的建城史大大地推前了，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
遠古時北京地區即有一個以“晏（燕）”為圖騰、為族徽、為族名的大部落，估計是1.8萬年前的“山頂洞人”或1萬年前的“東胡林人”之餘脈。在殷商之時，琉璃河一帶作為原始的聚居地就已基本成形。根據《史記》的記載，武王十一年伐紂至牧野，破殷入商宮，殺紂後遍封功臣，“封召公於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可見大約在武王滅紂那一年（公元前1045年），燕國作為諸侯國之一正式成立，位於琉璃河的燕都恐怕也是在那一時段建造或定名的。受封了燕地的召公保，係被周武王倚仗為左膀右臂的三公之一（另二人為周公旦、太公望），他讓大兒子就任燕侯，在燕都當管家，自己仍留在朝廷裏參政，輔佐君主。
和燕國同時受封的，還有個薊國，都城大抵在今北京西南部廣安門一帶。“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樂書》）薊國的居民看來是黃帝的後裔，血統高貴。“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其地足以立國，薊微燕盛，乃並薊居之，薊名遂絕焉。”（《史記·周本紀》）薊、燕本是近鄰，然而隨著日後的發展，此弱彼強，經常為邊境問題打架，直至公元前7世紀（東周的春秋時期），薊國被燕國吞並，薊都也就“聲明作廢”。燕國後來遷都薊城，到了戰國時期，躋身於七雄的行列。燕將秦開大破東胡，辟疆拓土千餘裏，置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並修築了將來成為秦萬裏長城之一部分的燕長城。燕國長胖長高了許多，“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陀、易水。”（《戰國策·燕策》）秦滅燕後，將廣陽郡的“政府部門”設在原燕都薊城。西漢的盧綰父子，先後被高祖劉邦封為燕王，皆以薊城為都。由東漢至隋唐五代，薊城長期作為幽州府所在地。遼南京及金中都，基本上都是在薊城遺址上改建的。
今廣安門一側，古薊都所坐落的位置，豎立一根巨大的石柱，紀念北京建城3000年的曆史。這同樣說得過去。不管是琉璃河的燕都，還是廣安門的薊都，從時間概念上皆意味著北京的建城之始。況且自公元前7世紀，兩者在“名份”上即相互交叉並重合了。它們是今日之北京的兩大雛形。
我多次去踏訪董家林村的古燕都廢墟，憑吊那湮沒的輝煌。這兒的風水真好：既有房山，又有琉璃河。愛山的仁者與愛水的智者都不會感到失望。而今，京廣線鐵路恰恰從遺址中部穿過，北側又有車水馬龍的京石高速公路。我本人，不經意之間也迷失於風馳電掣的時光隧道，回到了群雄逐鹿、烽煙並起的年代。
城址東側，今黃土坡村西北，係燕侯及貴族陵墓較集中的區域，占地麵積約5萬平方米。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出土殉葬品中，我最看重的還是用青銅鑄造的禮器、兵器、工具與車馬器，上麵大多鑄有銘文或人名，為我輩了解其出處提供了一定的背景資料。尤其那百餘件青銅禮器，某些甚至鑄“侯”（即燕侯）銘文及族徽於內壁。當然，有的青銅兵器如盾飾，亦鑄有陽文的“侯”及“侯舞易”之銘。
青銅器鏽跡斑駁，精雕細刻的文字、圖案卻凸凹有致，清晰可辨，象征著一個遙遠的王朝曾經的輝煌。我仿佛親眼目睹了自己民族的青銅時代，以及青銅時代的北京。
青銅時代的北京，曾經被掩埋在厚重的黃土之下，默默地生鏽，悄悄地流淚和歎息。直至一柄考古的鐵鏟將其從幽暗的地獄裏解救，她才重新出現在陽光的世界。在我眼中，波光閃爍的琉璃河，流的是液態的玻璃，抑或熔化了的銅汁。
琉璃河商周遺址發掘的古墓群，目前已用數字加以編排，以證明琉璃河確為燕都的所在地；同時也把青銅時代的北京，像特寫鏡頭一般，一下子拉近並放大在我輩的視野裏。
燕國安在？燕都安在？燕侯安在？長期折磨著考古學家的一係列問號，終於解開了。依靠的是青銅器的幫助。
根據黃仁宇的觀點：殷商之人可視作“商民族”，因為他們壟斷冶製青銅的技術，采取集中生產的方式由國家監督，鑄造出的青銅器皿非兵器即祭器，因而不僅在軍事上占優勢，還保持著宗教上的向心力，使其他民族望塵莫及，隻好臣服。這我相信！一貫把歡樂建立在別人痛苦基礎上的商紂王，不是還發明了炮烙之刑嗎？那殘酷的刑具（用炭火燒紅銅柱以炙烤囚犯），該算是特殊的青銅器吧？武王伐紂，屬於“逼上梁山”之舉，若反抗得稍遲點，恐怕自身亦成“炮灰”。周王朝的建立，無形中倒促成了原始的北京城（燕國的都邑）之誕生……根據發掘琉璃河燕都故址所得出的結論，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武王滅紂那一年）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說商周改朝換代之日，北京的建城史即拉開了序幕。首先登場的，是西周的權臣召公，還有他的大兒子（第一代燕侯）。他們是北京曆史上最古老的“男主角”。
黃仁宇還認為：周的青銅技術不及商，“從出土實物看來，自周代商之後，青銅的製造設計大不如前”。周王朝鑄青銅器稍顯粗糙與生疏，卻出色地創造了改變中國麵貌的封建製度，尤其擅長將封建與宗法關係結為一體。“每個諸侯的疆域內，必有宗廟，它成為地區上神聖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眾供奉，保持著一種準親屬的關係（所以時至今日，很多中國人的姓氏，源出於當時部落國家的名號）。在領域內不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襲，即主持國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係所把持，他們在周朝成立時，即各在領地內擁有地產。他們也兼有軍事領導權。在周朝的前期，世襲的武士兼統治階層，與一般人眾有別。”（引自《中國大曆史》一書）琉璃河的古燕都，一定也投映著那初始締造的封建製度的倒影。我在那一片廢墟之中，尋找著當時的宮殿、宗廟、兵營、廣場或手工業作坊的痕跡。
井然有序的西周在公元前771年被北方遊牧民族（戎人）摧毀，隨後出現的是混亂不堪的東周。經過了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和戰國時期（軍閥混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中國。他隻保留了嫡係部隊的軍事裝備，而將其餘六國的青銅兵器全部收繳，熔鑄成12尊金人（青銅的巨人），擱置在皇宮周圍“站崗放哨”。這簡直是一個象征性的儀式：青銅時代，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戰國時代，結束了！
青銅時代確實也該結束了。其實在戰國末期，鐵器業就開始出現。作為新時代的驕子，初露鋒芒的鐵器，逐漸取代了老態龍鍾的青銅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摧枯拉朽、披荊斬棘的秦始皇，帶有生鐵的品質，勢不可擋，而被其所滅的六國，早已銅鏽斑駁、搖搖欲墜。
縱然如此，我依然很懷念那個青銅時代的北京。很懷念那個活了800多歲的燕國（公元前1045年—前222年）。
在戰國七雄裏，燕國不是好欺負的。公元前316年，齊國的侵略軍攻破薊城，殺燕王噲，“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占領燕國整整３年。在這期間，受奴役的燕人鬧起了複國運動，將在韓國為人質的燕太子迎接回國，同仇敵愾地進行抵抗。齊國隻好“以土地換和平”，撤走了部隊。燕太子繼位為昭王，發誓報仇雪恨，四處招兵買馬。經過28年的養精蓄銳，國富民強，“有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公元前284年，聯合秦、趙、魏、韓、楚五國之師為幫手，共同伐齊。燕昭王派樂毅為上將，統率“多國部隊”與齊軍戰於濟西。齊軍潰敗，另五國即班師還朝，隻剩下燕國一支孤軍，不願見好就收，而是長驅直入痛打落水狗。一口氣攻下齊城72座（包括齊都臨淄），將齊國的“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於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曆室，齊器設於寧台，薊丘之植（幟），植於汶篁”。好不威風！看來燕昭王的報複心，不比那位臥薪嚐膽、以三千越甲吞吳的勾踐遜色。燕軍以牙還牙侵占的72城，直到燕昭王死後，才被齊國收複。
燕國之所以反敗為勝，因為出了個燕昭王，燕昭王之所以能扭轉乾坤，在於他求賢若渴廣泛吸納各界人才。梁人鄒衍入燕，昭王特意為其蓋了座花園別墅（碣石館），以師禮相待。他還采納了“參謀長”郭隗的建議，於易水旁修築黃金台，置百金於台上，懸賞招募天下有一技之長的能耐人。燕昭王禮賢下士的明主風度，在七國間傳為佳話，連樂毅、劇辛等中原豪士，也不辭旅途辛苦，千裏迢迢地來拜見這位知人善用的“伯樂”。直到千百年之後，仍有眾多的懷才不遇者，無限神往燕昭王的風采，譬如唐朝的陳子昂，在黃金台遺址長歎：“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今已矣，驅馬複歸來。”李白尤其如此，既恨不能跟燕昭王生於同一時代，更恨自己所處環境的汙濁及世人“有眼無珠”：“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台。劇辛方趙至，鄒衍複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鵠舉，千裏共徘徊。”李白對當官的（包括唐玄宗）一向瞧不起。但可以肯定：燕昭王是他最崇拜的政治家。燕昭王，燕昭王，不僅在軍事上，更在政治上，給燕國掙足了麵子。
再往下數，燕國的英雄，隻剩下一個荊軻了。
正是在燕昭王隆重推出黃金台的易水之濱，數十年後，燕太子丹，又搭起了較簡陋的“臨時舞台”：眾人皆穿著白衣戴著白帽（喪服），哭送一位烈士前去執行一項秘密任務。惟有獨行客自己不曾流淚，反而笑眯眯地安慰大家：我唱支山歌給你們助助興、提提精神吧，免得氣氛太壓抑了。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武夫，居然還真地隨口吟出一首隻有兩行的好詩（比後來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還少一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是的，他不曾流淚，卻準備流血。他注定了要在秦宮的台階上流盡最後一滴血。
荊軻圖窮匕首現，刺向秦王，雖未命中，畢竟為挽救即將淪落在鐵蹄之下的燕國盡了最大的努力。況且，匹夫手中的一柄青銅短劍，居然比六國的軍隊更具威懾力，令殺人不眨眼的秦王心驚膽戰，差點沒嚇死。可以說這位千秋霸主一生中，隻遇見過一位真正的敵人，那就是荊軻。除此之外，還沒有什麼使其感到過害怕！他頭一回明白了害怕是什麼滋味。荊軻的匕首，是青銅時代裏最孤獨、最微小但也是最閃亮的一道寒光。
最後的英雄一死，燕國，也就完了。公元前226年，秦將王翦伐燕，攻占薊城，燕王喜逃到遼東苟延殘喘。4年後，秦軍把無處藏身的燕王喜捉回，燕國徹底滅亡。
最後的英雄一死，難兄難弟的六國，也就完了，全部改姓秦了。
荊軻為包括燕國在內的六國唱出了一曲悲愴的挽歌。
直至今天，古老的易水，仍在為兩千餘年前的那位旅客流淚。燕國的曆史，是以琉璃河發源，而又由易水畫上句號的。不，易水畫上的並不是句號，而是一個驚歎號……
燕國滅亡了，燕國又因為荊軻而不朽。沒有誰會否認荊軻是天字第一號的刺客——以一柄青銅短劍，抵抗萬乘之國的車轔轔，馬蕭蕭。這分明是一次自殺性的行動。好在後人中為之鼓掌、喝彩者占多數。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司馬遷，都由衷地讚歎燕趙這類悲歌慷慨之士。
黑鐵時代的遼南京
軍閥混戰的五代十國時期，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於長城外坐山觀虎鬥的契丹族，扮演了漁翁的角色。契丹主耶律阿保機於公元916年建立遼王朝，對一牆之隔的幽州（今北京）垂涎三尺，曾傾巢出動，親率三十萬兵馬跨越燕山強攻，而未得手。他並沒有死心。幽州城下有一唐代舊廟，因供奉大悲觀音菩薩像，稱作大悲閣。傳說遼太祖遙指白衣觀音像說：“我夢神人叫送石郎為中國帝。”所謂的石郎，即後晉太原節度使石敬瑭也。
石敬瑭謀反稱帝，不得不借助外族的力量，一直對契丹主暗送秋波。開出一張“空頭支票”：許諾割讓包括幽州在內的燕雲十六州——以這份厚禮，獲取“友邦”的護佑。不僅如此，他還厚顏尤恥地自稱兒皇帝，搖尾乞憐。清泰三年（936年），中原朝廷調集平叛大軍圍剿晉陽，命幽州刺史趙德鈞西進，斷其退路。遼太宗耶律德光見有利可圖，當然不會坐視自己的“幹兒子”覆滅，火速增援。
趙德鈞屬牆頭觀望派，亦想從亂世中謀私利，派人跟遼太宗談判，表示自己同樣願做兒皇帝，可惜他列具的酬勞比石敬瑭小氣多了。契丹騎兵不甘作如此廉價的“雇傭軍”，依舊器重石敬瑭的傀儡政權，大刀闊斧解太原之圍。
趙德鈞既違背君命，坐失截擊契丹援軍阻擋其與石敬瑭會合之良機，又未能跟耶律德光談成“買賣”——裏外不是人。投機者小算盤徹底打錯了，最後隻好舉手投降。契丹人馬兵不血刃地占領幽州，並且席卷燕雲十六州。“窮大方”的石敬瑭，為爭王冠不惜犧牲民族利益，乖乖交出被割讓的州府圖籍，以象征成交。
趙德鈞作為降將，遠赴遼上京臨潢府拜見太後，擺出一副討好的嘴臉：“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藉而獻之。”太後冷冷地問：“田宅何在？”老趙未聽出弦外之音，態度仍很踴躍：“俱在幽州。”太後大笑：“屬我矣，又何獻也？”接著痛快淋漓地把眼前這隻讓人瞧不起的“落水狗”嘲諷了一把：“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有何麵目複求生乎？”老趙麵紅耳赤地告退。不久即一命嗚呼於草原。
契丹雖厭惡牆頭搖擺、立場不堅定的趙德鈞，後來還是不曾虧待其子趙延壽。會同元年（938年）升幽州為陪都，號南京。首任地方官即趙延壽，“領南京留守封燕王，總領山南（燕山以南）事”。遼王朝很善於運用“蕃漢並行、自成體係”的“民族政策”：以契丹製治契丹人，以漢製治漢人。首當其衝的趙延壽，甘為鷹犬，把南京管理得井井有條。契丹主對自己親手扶持的“大管家”很滿意，南巡時大駕光臨趙宅，以資鼓勵。小趙賣身求榮，熱烈籲請遼兵南侵中原，表示願讚助糧草刀甲，願作急先鋒。有人說：小趙是在與後晉石重貴（石敬瑭之子）爭當“孫皇帝”——真正繼承了乃父遺風。
小趙，是遼南京之頭領。不僅負責警衛、保安，還主管財政、運輸、戶籍，權傾一時。當然，首都的中央機關發來“紅頭文件”，必須嚴格執行上傳下達。另外，皇室人員每年來南京避寒或巡察，也要曲意奉承、隆重接待……
據方彪所著《北京簡史》記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京郊南苑有“考古新發現”：趙德鈞與妻種氏的合葬墓。“墓室為‘三進六耳’規模龐大，陪葬品豪華驚人，墓室壁畫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奢侈生活。趙德鈞死於草原，此墓係趙延壽重返幽州後所建。趙氏家族被迫北遷草原時，幽州財產盡失。重返幽州後不久即能在戰爭環境中建造如此豪華的墓穴，足見其根基之深厚。趙氏家族短期內重振，說明趙德鈞在幽州十幾年的經營，確實造成了一定影響，形成了特定的地方勢力。否則契丹也不會對趙氏前倨而後恭，利用趙延壽穩定幽州動亂的政局。”
被石敬瑭這個大倒爺轉手出賣的燕雲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塊心病，實在讓人放心不下。尤其自古即為邊防要塞的幽州，淪落敵手，無異於門戶洞開，長城頓時顯得虛設了。遊牧民族盡可以此為橋頭堡，揮鞭南下，搗內陸之心窩。
正因有唇亡齒寒的危機感，後周世宗於公元959年親率北伐軍沿運河而上，收複關南三座州府，本想造橋後渡拒馬河直逼幽州，可皇帝偏偏在這節骨眼上生病了，隻好到此為止。
第二年，一位叫趙匡胤的將軍，奉新上台的七歲小皇帝之命，再次征遼。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出開封不遠，便在陳橋驛發動了兵變：趙將軍黃袍加身，搖身變作宋太祖。
宋太祖同樣很掛念並入契丹版圖的燕雲十六州。他幻想跟契丹再做一回買賣，以金元為炮彈，回收失地。於是拚命攢錢，瘋狂製幣，恨不得讓全民皆商，擴充國庫。為鼓勵老百姓大幹快上、提高工農業生產總值，他提出一條愛國主義的口號：“俟滿五百萬，當向契丹贖燕薊。”有了宏偉目標，財政收入扶搖直上。在這位拜金主義者眼中，沒有什麼不可用金錢收買——關鍵是要早日搞到更多的錢。
臣下提出疑義：假如契丹不願意，把燕雲十六州當作“金不換”的無價之寶加以捍衛，可怎麼辦？宋太祖瞧了瞧勝利在望的財務報表，豪爽地一揮手：那就打唄！“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頭。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他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存錢似乎比練兵更重要。所以他直到老死，還在忙著儲蓄，積累財富。真是鑽進錢眼裏去了！也許他是一個稱職的經濟學家，卻缺乏漢唐軍事家之霸氣。他一廂情願地規劃：若幹年之後，使燕雲十六州回歸祖國的懷抱——要把防線推進到長城古北口一帶，駐紮重兵，永保平安……事情絕不像他想的那麼簡單。繼承其遺產與遺誌的宋太宗趙光義，於公元979年圍剿幽州，攻多日而未克。兩軍選擇高梁河畔（今西直門外）進行大決戰，宋太宗親自擔任前敵總指揮，懸賞百萬，此舉剛剛奏效——不巧的是，一代猛將耶律休哥率生力軍自草原趕來，給苦苦撐持的遼軍打了一針強心劑。宋朝將士也不貪圖那點獎金了，保命要緊，丟盔棄甲抱頭鼠竄，一口氣潰退數十裏都未打住。耶律休哥血染戰袍，卻“輕傷不下火線”，身先士卒，策動剩勇追殺窮寇，砍下了無數人頭。高粱河一役，是宋軍的滑鐵盧。“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估計還脫下龍袍，化裝成農夫一類。更尷尬的，是他屁股上中了一箭，血流不止（據傳十八年後，宋太宗因舊創發作而駕崩）。即使可以忽略士兵陣亡數目，這一箭對他本人的教訓，夠深刻了：有再多的金銀，也保全不了血肉之軀。
為報一箭之仇，宋軍第二年複攻遼，又重蹈覆轍。這回宋太宗學乖了，遠遠地躲在後方遙控。他再也不敢置身於敵人的射程之內了。
宋雍熙三年（986年），太宗還不死心，發動第三次圍剿，史稱“雍熙北伐”。其時遼景宗駕崩，聖宗年幼無知，由蕭太後說了算。出於投機心理，宋軍三十萬人馬趁火打劫，突襲這“孤兒寡母”之邦。兵分五路：“第一路自保州（今保定）進攻涿州，第二路自雄州沿拒馬河北上，這兩路是攻打燕京的主力軍。第三路自唐河穀進攻蔚州，第四路出雁門，進攻雲、朔。目的在於插入敵後，切斷遼軍由大同（遼西京）對幽州（遼南京）的增援。這兩路的主將是潘仁美，副將是號稱楊無敵的楊繼業。第五路是水軍，搶占遼西走廊，防止契丹自腹地調集援軍由榆關南下，沿海濱馳援燕京。五路大軍的總目標是會師薊城之下，奪回幽州故地。”（引自《北京簡史》）構想堪稱盡善盡美，可惜計劃不如變化。
遼南京的現任留守正是那位謀勇雙全的耶律休哥。他在幽州城外打起了遊擊戰，不僅堅壁清野，而且專門偷襲宋軍運輸糧草的車隊——弄得大宋遠征者饑一頓飽一頓的，就差挖野菜嚼草根了。饑腸轆轆，又如何有破城攻堅之力氣？而蕭太後亦非頭發長見識短的平庸女流，臨危不懼，自草原深處驅動所有能戰之士，日夜兼程，火速增援南京。她本人甚至懷抱幼子（聖宗），親臨前線，像母獅一樣怒吼，以示魚死網破之決心。是的，對於她與她的子民來說，南京簡直比生命還重要。這是一座血肉之城、尊嚴之城！
果然，連敗三局之後，宋太宗終於心灰意冷，閉口不提“解放”燕雲十六州之事，轉為全線防禦：高築牆，深挖溝，廣積糧。一場古老的冷戰。
說起曠日持久的宋遼戰爭，今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楊家將、穆桂英——已成戲劇中的經典人物。如果公平地看待曆史，則必須承認：契丹也有它自己的民族英雄，蕭太後、耶律休哥等人，亦非鼠輩。在連續三次的“遼南京保衛戰”中，他們屬於守擂的一方，卻臨變不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穩穩地壓住了陣腳。真是軍事上的天才。敢賭，敢拚，敢死，敢於迎接任何突如其來的挑戰。
1004年，睿智的蕭太後以牙還牙，也組織了一支遠征軍，冒險攻入宋境七百裏，占領距汴京（開封）僅一箭之地的澶淵州（今河南濮陽），逼得宋真宗都準備移輦遷都了。還是靠強硬派代表寇準，擁護著真宗親赴遼營，訂立了城下之盟。約定雙方互不侵犯主權、互不幹涉內政，互不“創築城隍開拔河道”，“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溝壕完葺，一切如常”——恢複到戰前狀態。以兄弟之國禮尚往來，唯宋需“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在燕京交付。自宋太祖即開始囤積的銀絹，終於派上了用場，隻可惜是無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