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的另一大手筆就是開鑿了金口河，引盧溝河水入中都，彌補了蓮花池、高粱河兩水係水源不足的缺憾，使漕運暢通。《元史·河渠誌》引用重開金口河的郭守敬的話：“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河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幹頃，其利不可勝計……今若按視故跡，使水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馬可·波羅遊記》，提及新都（元大都）與舊都（金中都）隻隔著一條河流——有考古者說此乃蓮花池附近的金口河。忽必烈籌建“汗八裏”，選址時頗費躊躇：本想以金亡後的中都為基礎，可占星術士預測此城有不祥之兆，於是決定在河的對岸另建一座新城。土著居民大多被強迫遷往新都，金中都舊城區逐漸荒廢。而在其東北郊外，以金夏季行宮太液池（北海）瓊華島為中心修築的“大汗之城”，卻日漸繁榮。
明清北京的內城，與元大都方位大致相同。在內城與宣南（金中都故址）接壤的地帶，至今尚存許多由西南向東北的斜街，最初可能是金之遺民搬家時打通的。在舊城與新都間往返穿梭，為節省力氣，必須選擇直接距離最近的途徑。金中都的街道，元大都的胡同，原本都是橫平豎直的——要麼東西向，要麼南北向。這一特殊地帶密集的斜街便尤顯突兀。看來隻能作此解釋：在舊城與新城間開辟的通道（縮短路程的捷徑）。元大都的文人雅士，也經常穿越這一段段斜街，去瞻仰金皇城舊宮遺跡。此乃元代一條“旅遊熱線”：“歲時遊覽尤以故城為盛。”金之遺老遺少，在斷垣殘柱間憑吊往事，更容易滋生物是人非、滄桑演變之浩歎。金末元初詩人元好問，亦曾有傷心之旅：“斷霞落日天無盡，老樹遺台秋更悲。”題寫的詩句近似於嗚咽。亡國之恨並未平複，但也隻能托付給衰草殘陽了。
林語堂先生說：“在城市西南角外，在鄰近賽馬場的白雲觀附近，是建於十至十一世紀的連綿的土堡壘。更遠處，距現在外城西南角八華裏之遙處，是金中都的包括西南角一部分在內的延展堡壘。它的建成可上溯至十二世紀。這些乃是北京故址的最早的遺跡，它們比內城牆外北城的蒙古堡壘還要古老。”文中提及的三處殘存的城垣，分別屬於遼、金、元。金中都在遼南京的基礎上拓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裏，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一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敖甲伏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見朱彝尊《日下舊聞》）元大都則徹底推翻了金中都之體製，另起爐灶，平地而起。但首尾相銜的這三個王朝，不約而同地都留下了一小段殘破的土壘。看來還是泥土最結實，比金銀銅鐵、青磚玉石更原始，也更接近永恒。不管契丹的遼，女真的金，還是蒙古的元，皆從泥土中來，又歸於泥土。都屬於泥做的王國，泥做的江山。當然，再偉大的皇帝，也是泥做的。稍一失手，就會打破，就會還原於虛無與樸素之中。從來就不曾有永遠華麗的家族，和不死的人。都是瞬間的閃耀。都是匆匆的過客。
黃金時代的元大都
元大都是一座消失了的城市。它經曆了時間與空間雙重意義上的消失：自從洪武元年（1368年）明北伐軍將元順帝驅逐出祖傳的都城，元朝就滅亡了，元大都自然也無法抗拒被廢黜的命運。而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重建的、取而代之的，為明、清兩朝作為首都所沿用……
元大都更像是業已終結了的時間概念。因為其物質形式幾乎全部被摧毀或修改：皇宮、禦苑、聖殿、寺廟、鍾鼓樓、觀象台……惟一不曾移作他用而保存下來的，是北郊約三公裏處一溜長長的土城——這千瘡百孔的元大都北城牆，固執地證明著一個華麗王朝的存在。
除此之外，元大都已變成了幻影，變成了傳說，變成了令人將信將疑的神話。畢竟，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築太少了，史料太少了。由草原遊牧的蒙古人統治的元朝，是中國曆史上文化氛圍較薄弱的一個朝代。加上其後的明清，皆以大興土木、拆遷改建為能事，努力抹殺前朝的業績與痕跡，於是，以元大都為前身的北京城，仿佛患了失憶症，變得很健忘了——由這個角度來說，元大都首先是從中國人的記憶裏消失的。
卡爾維諾《隱形的城市》一書，敘述了馬可·波羅來到中國與忽必烈精彩交談的細節：因為語言不通，隻好以手勢、體態乃至神情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他們很艱難地成為彼此的聽眾。這種生澀的場麵出現在元大都則很自然，因為元大都是開放性的城市（中世紀的國際大都會），來自天南海北，說著各種方言的商賈、雇傭軍人、自助旅行者、外交使節、傳教士、匠人與工程師雲集在這裏。“每個城郊在距城牆約一英裏的地方都建有旅館或招待駱駝商隊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來商人的居住之所，並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開的。例如一種住所指定給倫巴人，另一種指定給德意誌人，第三種指定給法蘭西人……每當有外國專使來到大都，如果他們負有與大汗利益相關的任務，則他們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通過馬可·波羅的講解可以發現，所謂的會館、洋行、星級飯店、使館區、外貿市場等等，早在元大都時期就存在了。各民族、各個國家、不同語言係統與宗教信仰的人們遠道而來，仿佛合力建造一座通天的巴別塔。當然，不可一世的元大都最終還是像巴別塔一樣垮了。
世界範圍的幾大古老文明，曾經像河流一樣在元大都交彙、碰撞。元大都注定是一座混血的城市。而灑滿駝鈴與花雨的絲綢之路，則是源源不斷地為其提供營養的臍帶。成吉思汗及其後裔征服了東自中國、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不僅擴大了版圖，而且掃清了沿途各國邊境線的障礙，疏導了東、西方的交通。馬可·波羅選擇的也正是這條路線。而忽必烈汗正坐在這條路的盡頭——元大都的廣寒殿裏，無意識地等待著他，等待著成為《馬可·波羅遊記》裏的人物。“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也都會集中在這個城裏，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國其他地方，凡有值錢的東西也都要運到這裏，以滿足來京都經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這裏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為僅馬車和驢馬運載生絲到這裏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們使用的金絲織物和其他各種絲織物也在這裏大量的生產。在都城的附近有許多城牆圍繞的市鎮。這裏的居民大多依靠京都為生，出售他們所生產的物品，來換取自己所需的東西。”
忽必烈與馬可·波羅，分別是元大都的創造者與描繪者。忽必烈修建大都城，出於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種種考慮。但有一重意義是其永遠想不到的：他投入巨資完成的工程，也是為了提供給馬可·波羅的，供這位來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參觀、訪問，然後用文字記錄下來。在這方麵，馬可·波羅要比他所崇敬的大汗強大得多，隻有他才可能使元大都逃避毀滅而趨於不朽的境界。他使元大都成為紙上的城市。而紙上的城市比現實中的城市更接近永恒。文字與紙，其牢固程度居然超過了磚木、泥瓦、青銅、琉璃、花崗岩、漢白玉與大理石等一切建築材料。甚至連元大都的主人，也能夠借助馬可·波羅的創造力而在紙上呼吸、走動：“號稱大汗或眾王之王的忽必烈是一個中等身材、不高不矮、四肢勻稱，整體諧調的人。他麵貌清秀，有時紅光滿麵，色如玫瑰，這更使他的儀容增色不少。他的眼睛黑亮俊秀，鼻子端正高挺……”既然馬可·波羅親眼見過忽必烈並與其交談過，他的印象總還是比較權威與可靠的。至少，我們可以據此而想象這擁有世界最大版圖的帝王長的是什麼模樣。
元大都在馬可·波羅筆下被稱作“汗八裏”（蒙語名，意為大汗之城）。它與舊城（金中都遺址）隔河相望。這條河流就是金世宗大定年間開掘的金口河（在今蓮花池附近）。隨著元大都的興起，曾經各領風騷的遼南京、金中都消失了——但元大都最終也將重蹈其覆轍。看來北京先天性地是一座容易消失的城市。契丹的遼南京、女真的金中都之所以比蒙古人的元大都更模糊，在於缺少一位馬可·波羅式的人物——在消失的過程中未能順利地在紙上著陸。而元大都的夢幻即使破滅了，也不乏證人與證據——既有流散在中亞、阿拉伯、歐洲的大量商品，又有馬可·波羅這樣的“書記官”提供的文本，供後人領略其繁華的風采。
通過馬可·波羅的描述，“汗八裏”簡直帶有烏托邦的性質：“整體呈正方形，周長二十四英裏，每邊為六英裏，有一土城牆圍繞全城。城牆底寬十步，愈向上則愈窄，到牆頂，寬不過三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設計都以直線為主，所以各條街道都沿一條直線，直達城牆根。一個人若登上城門，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見對麵城牆的城門。在城裏的大道兩旁有各色各樣的商店和鋪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並且彼此在一條直線上，每塊地都有充分的空間來建造美麗的住宅、庭院和花園。各家的家長都能分得這樣一塊土地，並且這塊土地可以自由轉賣。城區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塊棋盤那樣。整個設計的精巧與美麗，非語言所能形容。”他的讚美並不顯得誇張。另一位先於馬可·波羅到達中國的考察者魯布魯乞（羅馬教皇的使者），也大大地誇獎了元帝國的民風淳樸：“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征。在歐洲常見的爭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裏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的。忠厚是隨處可見的品質。他們的車子和其他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並沒有人會偷竊。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著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糧食雖然常見匱乏，但他們對於救濟貧民，卻十分慷慨。”可見並不僅僅是馬可·波羅一個人情有獨鍾，元大都還給眾多的外國人留下了好印象。
東方的大都“汗八裏”（北京的前身），就這樣躋身於巴比倫城、開羅、耶路撒冷、雅典、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等一係列著名城邦的行列，成為人類文明史的一個星座。
馬可·波羅描寫了皇宮：周圍有一圈大理石的平台，外側裝著美麗的柱墩和欄杆。大殿和房間都裝飾有雕刻和鍍金的龍，還有各種鳥獸以及戰士的圖形和戰爭的圖畫。屋頂也布置得金碧輝煌，琳琅滿目。大殿非常寬敞，能容納一大群人在這裏舉行宴會。皇宮內還有許多獨立的房屋，構造精美，布局合理，並裝飾著紅、綠、藍等各種顏色。窗戶上安裝的玻璃如同水晶一樣透明——瞧，那時候就用上玻璃了！
馬可·波羅描寫了廣場（當然不是今天的天安門廣場），共有三座：第一座每邊長八英裏，是用宮牆和深溝環繞著的，四邊各有一扇大門，供各地來的人出入；第二座每邊長六英裏，廣場中央有一排華麗宏大的建築物，儲藏馬鞍、韁繩、弓箭、盔甲、刀槍等皇家軍需品；在這座廣場內還有一座小廣場，每邊長一英裏，同樣蓋了一係列的房屋，收藏皇帝的衣物等日用品。細加推敲，覺得這所謂的三座廣場是指三重城牆內的空地：各城牆之內都種滿花木，辟有草場，飼養諸多珍禽異獸；而內城與外城之間則是禁衛軍的屯駐之地。
馬可·波羅描寫了景山（當時叫青山）：離皇宮不遠的北麵距大圍牆約一箭遠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達一百步，山腳周圍約有一英裏，山上栽滿了美麗的長青樹，因為大汗一聽說哪裏有一株好看的樹，就命令人把它連根挖出，不論有多重，也要用大象運來栽種。這裏樹木四季常青，給小山增色不少。
馬可·波羅描寫了太液池（即今北海與中南海）：在皇宮北麵有一形狀精巧的人造池塘，像養魚池，實際上卻隻供家畜飲水之用。流經該塘的溪水穿過青山山麓的溝渠，注入位於皇帝皇宮和太子宮之間的另一個人工湖。湖中養著品種繁多的魚類。皇帝所吃之魚，皆由此湖供給。溪水從人工湖另一端流出，為防止魚順流逃走，在水流的入口處和出口處都安裝鐵製或銅製的柵欄。湖中還養有天鵝及各種鳥類。有一橋橫跨水麵，作為皇宮和太子宮的通道。
馬可·波羅描寫了城門：整個城牆共開設十二座城門，每邊三座。每座城門上和兩門之間，都建有威武的箭樓，每邊共有五座。箭樓內的大房間可儲存武器，也供守城士兵休息——每座城門約有千人駐防。
馬可·波羅描寫了鍾鼓樓：新都的中央有一座很高的建築物，上麵懸掛著一口大鍾，每夜都要敲響。在第三聲鍾響後，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不過遇上緊急情況，如孕婦分娩、有人生病等非外出請人不可的事情，可以例外，但必須提燈而行——莫非元大都也實行宵禁﹖
馬可·波羅描寫了造幣廠：大汗用特殊的程序（用桑樹皮造紙，在紙上加蓋禦印）生產貨幣，真可以說具有煉金術士的神秘手段。這種紙幣大批製造後，便流行在大汗所屬的國土各處，無人敢拒絕支付使用。大汗的所有軍隊都用紙幣發餉，他們認為它與金銀等值。用這種紙幣也確實可以購買到任何物品。由於這些，可以確切地承認大汗對於財產的支配權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
馬可·波羅描寫了驛站或遞信局：在汗八裏城有許多道路通往各省。每條大路按照市鎮的位置，每隔大約數十裏就有一個招待信使與客商的旅館。這給來到帝國朝廷的專使和來往於各省、各王國的欽差提供了很大方便。在大都的馬可·波羅甚至還描寫了盧溝橋：離開都城走十英裏，來到一條叫桑幹河（永定河）的岸邊，河上船隻載運大批商品穿梭往來。這條河上有一座十分美麗的石橋，在世界上恐怕無與倫比。此橋長三百步，寬八步，即使十個騎馬的人並肩而行，也不會感到狹窄不便。橋共有二十四個拱，由二十五個橋墩支撐著，橋拱與橋墩皆由弧形的石頭砌成，顯示了高超的技術。橋的兩側由大理石板和石柱構成護欄。橋麵的拱頂處有高大的石柱立於一個大理石烏龜上。靠近柱腳處有一個大石獅子，柱頂也有一個石獅。橋的傾斜麵還有一根雕有石獅的石柱，這個獅子離前一個獅子一步半。全橋各柱之間均鑲嵌大理石板。這與石柱上那些精巧的石獅，構成一幅完美的圖畫……正因為由馬可·波羅做了“廣告”，盧溝橋在西方被稱作馬可·波羅橋。
馬可·波羅走遍了元大都的各個角落，還有什麼是他不曾描寫的？為他所遺漏的內容，也難由別人來修補。因為似乎沒有誰比他更深入元大都的內部結構及魂魄。甚至忽必烈汗本人，也不見得比馬可·波羅更熱愛、更了解這座城市在曆史中所處的位置。對於忽必烈來說，元大都僅僅是他的王宮、他的禦苑、他令行天下的都城。但對於馬可·波羅來說，這卻是東方文明的象征，充滿了異國情調和神秘感——即使他生活在這座城市裏，原始的想象力絲毫未遭到削弱。因而他比所有當地人都懷有更多的激情。還是《馬可·波羅遊記》的《小引》說得好：“皇帝、國王、貴族、騎士和其他一切人民，如果想要知道世界上各民族之間的風俗差異和東方各國、省以及一切地方的不同，可一讀此書；所有人民，特別是亞美尼亞、波斯、印度和韃靼的人民，他們最偉大的和最奇異的特點，都分別記載在馬可·波羅的這部書中……自從上帝創造亞當以來，直到現在，無論是異教徒、阿拉伯人、基督教徒，無論屬於什麼種族、什麼時代，從沒有人看見過或觀察過馬可·波羅在本書中所描述的如此多、如此偉大的事情……”馬可·波羅是以一個龐大的參照係來觀照元大都的，以他的祖國、母語、文化體係與宗教信仰為參照物來考察異邦的大都的。
荷馬史詩的開場白說：“神祇編織不幸，以便人類的後代歌唱。”法國詩人馬拉美則有較拗口的名言：“世界的存在為了一本書。”（或譯作“一切都裝進了一本書裏”）假如不妨讓這種謬論成立的話，我們可以移用：元大都的存在是為了一本書，為了被載入史冊，為了被寫進《馬可·波羅遊記》——在全世界範圍流傳。元大都的存在是為了一個人，這個人並非忽必烈汗，而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總會來的。命中注定，他將把這一切寫進書裏，將使元大都換一種形式存在——成為紙上的城市。
馬可·波羅仿佛虛構了一座城市。當時的歐洲人絲毫不相信其真實性，他們隻把《馬可·波羅遊記》當作《一千零一夜》來看待，而作者本人也被視為騙子或吹牛大王的化身。但假如沒有馬可·波羅的記載，元大都將變得更加虛無，它將徹底地消散在空氣中。
忽必烈曾重用以阿合馬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團。阿合馬是個大貪官（與清代的和珅相類似），倚仗大汗的寵信獨攬尚書省、中書省大權二十餘年，聚斂了無數財物。他擁有妾室四百餘位、兒子四十多個，皆安插在重要崗位——其子忽辛甚至擔任大都路都總管（相當於北京市市長）。阿合馬父子貪貨枉殺，製造了數不清的冤假錯案，連皇太子真金都看不下去了。
至元十八年（1282年），忽必烈與太子真金去上都，阿合馬留守大都。有個叫王著的千戶率領鐵杆哥兒們偽裝成太子，乘著夜色謊稱太子歸來，讓阿合馬迎接。阿合馬趕過去，假太子大聲責怪他來遲了，王著乘機砍下了他的腦袋。隨即禁衛軍聞訊包圍了現場，王著等人束手就擒。後來，王著被處死，在刑場上他高呼：“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必有為我書其事者。”
烈士的預言並沒有落空，他刺殺奸臣的事跡，出現在《馬可·波羅遊記》裏。這一事變發生時，馬可·波羅恰巧在元大都。看來他對阿合馬也沒什麼好感，使用了辛辣的筆法：“在阿合馬死了之後，根據事實表明，是他用巫術控製了大汗，贏得了大汗的信任。大汗對他言聽計從，所以他肆意橫行，不可一世。”王著誅殺阿合馬，大都士眾無不拍手稱快。忽必烈也改變態度，下令追查阿合馬父子的罪行，沒收其財產，納入國庫中，並且掘墓剖棺，戮其屍於城門外。
馬可·波羅描寫阿合馬事件時，有點像戰地記者——他身臨其境地搶到了當時的頭條新聞。他所做的一切，仿佛是在應和刺客王著赴死前的呼喚。王著在九泉之下終於等到了自己所期望的那個人，但王著絕對想不到他居然是個外國人。
忽必烈在馬可·波羅筆下最生動的細節是對各種形式的賭博活動的反感與禁止。他向喜好賭博的臣民們怒吼：“我以武力征服了你們，你們的一切理當為我所有。你們如若賭博，那就是在糟蹋我的財產！”他居然比那些賭輸了的人還要心疼。由此可見，忽必烈已把整個江山都當作自己私有的特大號錢包，不允許別人亂花。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建國號元，同時下詔定都燕京，稱大都。元朝的版圖北達北冰洋，東臨日本海，西逾蔥嶺，南接交趾（越南）——可謂空前絕後的大帝國。而大都恰巧屬於腹地。忽必烈身上自然有開天辟地、降龍伏虎之霸氣。大都對於他而言，是禦輦之所在，坐鎮其中，可以雄視天圓地方、山清水秀。“居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很講究這種君臨天下的自我感覺。“不論大汗坐在哪一殿堂之上，總要依照一定的慣例。他的桌子安放得比別人的高出一大截。他坐的位置是在大廳的北端，麵孔朝南，他的正妻坐在左首。右側坐著他的兒子和侄兒們，在座的也有其他皇室成員。這些人隻是坐得更低，低到他們的頭與大汗的腳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其他一些王侯們坐在更低一些的桌子旁。大汗的侄兒們的夫人和其他一些女眷坐在大汗右側較低的桌旁，再下麵便是王侯武士們的女眷，每人都坐在大汗為他們指定的位置。這樣設置桌子，是為了皇上能夠看到所有的在座者，看到每個人……”
馬可·波羅抵達元大都時，剛剛二十歲出頭，他有幸成為元帝國的黃金時代的目擊者。“在元旦這天，大汗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國中擁有封土或掌有大權的官員紛紛向大汗進貢金銀、寶石等珍貴禮物，並且配上白布，意思是祝大汗萬壽無疆，並且擁有更多的財富……大汗在這一日所收的馬不下十萬匹。大汗擁有的五千頭象在這一日全都披上金銀線繡成鳥獸圖案的富麗堂皇的象衣，排成隊伍……”十萬匹馬、五千頭象——難怪馬可·波羅的同胞們要把他寫的遊記視為“天方夜譚”哩。那隻能說明，他們沒有馬可·波羅的眼福。據說馬可·波羅臨死前，神父代表教會要他懺悔，承認所寫遊記是謊言。而馬可·波羅淚如雨下：“上帝知道我說的連我看到的一半都不到呢！”馬可·波羅的所有描述，都是為了強調：忽必烈配得上“眾王之王”的稱號，就所統治的人民的眾多、幅員的遼闊、收入的巨大而言，他已超過世界上過去和現在的一切君王；而且從沒有哪個君主具有他那樣的權威，獲得他所統治的人民的絕對服從。至於元大都，應該算“眾城之城”了。它不僅是最大的政治、軍事、外交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商會”。
就像羅馬帝國的滅亡一樣突然，富甲一方的元大都很快消失了。忽必烈，這東方的愷撒，也無法保佑子孫萬代皆能順利繼承自己的遺產。
元朝的末代皇帝逃出大都時是很狼狽的。他回到草原，回到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忽必烈的發祥地，重新成為一個逐水草而居的遊牧者。大都在其心目中，如同一個已經遠逝的夢。假若他有可能讀到西方傳抄的《馬可·波羅遊記》的話，會覺得此書是對自身破落命運絕妙的諷刺：偌大的帝國，居然眼睜睜地被看著在自己手中敗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