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1724年－1805年）名昀，是乾隆皇帝的大紅人，社會地位相當於那個時代的文化部長。曆朝曆代，很少有幾個作家能爬得這麼高的。可紀曉嵐並不“犬儒”，在奉命輯錄《四庫全書》之餘，他也常有“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時候，他的創作自由尤其體現在《閱微草堂筆記》裏，這是與公文、奏折、演講稿風格迥異的一部奇書，剔盡了禦用文人或宮廷詩人的虛偽與媚俗。
有一年夏天，詩人野夫作東，請若幹朋友聚餐。我按其指示的路線，打一輛黃色麵的抵達宣武區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的晉陽飯莊。落座後，野夫笑問：“你們猜這晉陽飯莊是怎樣一塊寶地？”見無人應答，他又笑了：“這是紀曉嵐的閱微草堂呀！”不知別人聽了感受如何，我的心是怦然跳動了一下。什麼？這就是閱微草堂？閱微草堂原來在這裏？是我找到了閱微草堂，還是閱微草堂找到了我？
就像是夢境一般，我居然坐在了紀曉嵐的家裏。而且有飯吃，有酒喝。有沒有搞錯呀？
酒過三巡，我以找廁所“走腎”為由，溜出觥杯交錯的包間，仿佛為了驗證虛實似的在宅院裏轉了轉。這是一所兩進深的四合院，古風猶存，跟一般的餐館確實大不一樣。尤其餐廳所處的位置，據說原是紀曉嵐的書房，曾懸有“閱微草堂”匾額，如今已換成啟功手書的橫匾，上有“閱微草堂舊址”六字。看來確實是真的！紀曉嵐的書房可真夠大的，足夠擺十幾桌酒席呢。紀曉嵐夜讀時，是否有紅袖添香，我不清楚。但我們聚飲時，確實有穿旗袍的女服務員侍立一旁，殷勤地斟酒。紀曉嵐當年是否曾預想到，日後會出現這樣的情景，而且是在他家的屋頂下？這幅畫麵，簡直比他熱愛的誌怪小說還要“誌怪”。風聲雨聲讀書聲的閱微草堂，竟然演變成公開營業、迎賓送客的飯館，回蕩著點菜、猜拳、罰酒的喧囂。有什麼辦法呢，這都是市場經濟造成的。
這座古建築的曆史可追溯到清雍正初年，係奮威將軍嶽鍾琪（嶽飛的後裔）之府邸。後來歸紀曉嵐所有（不知是單位分配的，還是他用稿費買下的），他將其命名為閱微草堂，意思是可以看到翠樹的地方。朱漆大門，至今仍遺留有兩棵古槐。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使我下意識地聯想到杜甫的草堂。隻不過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四川。而主人的境遇也大相徑庭：一個是皇家的筆杆子，一個是饑餓藝術家。由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我又聯想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紀教授，是否能理解為秋風所累的杜詩人？
在這院子裏，原先有間船形的屋子，紀曉嵐稱之為“岸舟”，並題寫了匾額懸掛。紀曉嵐本人，也早早就靠岸了：先是中進士，後升任協辦大學士……風調雨順地走上仕途。但從其對“閱微草堂”的命名來看，內心深處也不無陶淵明式的隱逸思想——但可能隻是想想罷了。在現實中，他終生都把皇帝當作最值得依靠的大碼頭。
紀曉嵐之後，閱微草堂屢易其主，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先是一個叫黃安濤的人買下這名人住過的二手房，後幾經轉賣，至民國年間又陸續為姓劉的鹽商、京劇名旦筱翠花等人擁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蘭芳曾重金購置，與餘叔岩等同仁在此組辦“國劇學會”、“國劇畫報社”、“國劇傳習所”，院內的空地是搭了戲台的。紀曉嵐若地下有靈，可以側耳傾聽梅老板的好唱腔。
大約在1958年，閱微草堂經翻修後，成為國營的晉陽飯莊，專賣山西菜。
為趕一場飯局，我與閱微草堂不期而遇。失敬了，失敬了！
趁別人沒注意，我虔誠地斟了一滿杯白酒，悄悄潑在地下。這是敬給紀曉嵐先生的。
老舍也這樣幹過吧？至少，他曾懷有類似的心情。有詩為證：“駝峰熊掌豈堪誇，貓耳撥魚實且華。四座風香春幾許，庭前寸丈紫藤花。”這是老舍坐在前院的那架紫藤前寫下的。他多次來晉陽飯莊就餐，總喜歡選擇紫藤掩映的那張桌子。我特意打量了一番那個位置：空空的座位，久已不見老舍的身影。他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他還會回來嗎？這架藤蘿也是有典故的。它和後院的那株海棠，據傳說皆是當年紀曉嵐親手種植的。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麼是值得懷疑的，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相信的。包括這花，包括這樹，包括這人。
在晉陽飯莊飲酒，我潛意識裏總以為是紀曉嵐請客。
慈禧太後的頤和園
說起老北京的戲樓，不得不提及頤和園仁壽殿北花台後麵的德和園——慈禧太後看戲的地方。這絕對屬於“皇家大劇院”了，始建於光緒十六年（1891年），是慈禧親自下令在清漪園（頤和園前身）怡春堂舊址上修造的。林語堂在講述頤和園時，也未敢忽略這座戲樓：“在園中不計其數的建築物中，包含著一座三層的戲台，一個設有鐵製轉藏輪的亭子和庭院。這是為慈禧太後建成的一處絕妙居處，位於一片美麗的石庭之前，裝點有一對銅鶴和其他擺設，最講究的是從特定角度、位置上觀覽景致時可見出的匠心。”
占地麵積3851平方米的德和園，主體建築自然是那層層皆可表演的三層大戲樓（高21米），附屬建築則有兩層扮戲樓（化妝間）、看戲廊及慶善堂。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正麵對大戲樓的頤樂殿。頤樂殿正中即是太後的“雅座”，她在執扇、端茶的宮女侍候下，搖頭晃腦、旁若無人地看戲——所有的戲目都是特意為她安排的專場演出。可真會享清福啊！所謂的德和園，其實是一個人的劇場。所有的演員都是跑龍套的。真正的主角，坐在看台上呢！
這個老女人獨自看戲，是感到熱鬧呢，還是感到寂寞？這恐怕就是萬人之上，惟我獨尊的感覺：連寂寞都不願與別人分享。她哪是坐在看台上，分明是坐在雲端，抑或坐在月亮上——像偷吃了靈藥的嫦娥一樣。陪伴嫦娥的是伐木工人吳剛和一棵桂花樹。陪伴慈禧的是太監李蓮英和一根雕龍描鳳的拐杖。
據說慈禧看戲的戲單，皆由南府總管商選後，交李蓮英呈送慈禧禦覽。姚天新先生曾描述：“慈禧是個戲迷。她不僅能改戲，而且還能編戲，對戲劇有一定的修養。當大戲樓排演新劇時，慈禧曾‘坐戲樓中，仔細推敲，終日無倦容。其見有應當改正之處，則即刻飭太監傳知後台，一經改正，則自覺生色不少’。”可見她對“文藝工作”管得還挺細，時有“最高指示”。她讚賞的戲目計有：《群英會》、《定軍山》、《芭蕉扇》、《鐵弓緣》、《穆柯寨》、《金山寺》……這是她一個人的“樣板戲”。
戲樓底層下麵挖有一口深井和五座水池，一方麵可增強演唱的共鳴效果（最原始的音箱），另一方麵，當劇情需要用水烘托氣氛（譬如《羅漢渡海》中鱉魚噴水，或要噴出水柱的龍燈），隨時可借助壓水機自井中汲水。空中還有配合演員表現特技動作的滑車五部。由此可見，大戲樓的技術裝備（包括音響、布景）在當時還是極先進的，堪稱全國一流。
慈禧太後挪用二千四百萬兩白銀的海軍軍費，建造了自己的超級大別墅：頤和園。僅修築德和園，就曆時三年，耗資七十一萬兩銀子。頤和園多了個大戲樓，戍邊的北洋水師就少了艘鐵甲艦。
為了趕在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慈禧的六十大壽）之前竣工，德和園的工程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可戰爭的步伐邁得還要更快一些：這一年的七月，中日甲午海戰打響了。
大戲樓雖然平地而起，為給太後慶壽需款而讓道——卡緊褲腰帶“停購艦艇兩年”的北洋水師，卻全軍覆沒。設施先進的戲樓，和裝備落伍的海軍，恰成鮮明對比。慈禧太後的錯誤在於：她把舞台上的氣氛看得比戰場上的氣氛還重要。
當昆明湖的荷花爭香鬥豔之時，遠處的黃海水麵，漂散著帝國海軍的斷槳殘櫓。這是戲外的戲。這是非人力所能設計的悲劇布景。這一年，慈禧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尷尬的一個生日。血腥的甲午風雲大大地抵銷了北京城裏的喜慶場麵。日本人用轟鳴的炮聲為中國的老太婆呈上一份沉甸甸的“賀禮”。而大清帝國的海疆，像堆滿奶油的生日蛋糕一樣被輕易地切開了。
原定在德和園給慈禧慶壽的那場演出，被推遲了。然而僅僅在第二年的九月初三，慈禧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她的注意力又由脆弱的邊防轉向了歌舞升平的戲樓。她在頤和園裏看戲，一看就是十三年。
在我眼中，慈禧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個“商女”——不知亡國恨。她在德和園十三年共觀看二百多場戲，花樣繁多，內容各異，其實都不過是《玉樹後庭花》的翻版。她在大清帝國的後花園，翻唱了一曲悲哀的老調。
慈禧，紫禁城裏天字第一號的票友。熱愛文藝，本身並沒有錯，但她確實不適合治國。果然，1912年，苦苦撐持的大清帝國終於像草台班子一樣垮掉了。曲終人散，隻在頤和園裏留下一座冷冷清清的大戲樓。
中國，在出過喜歡歌舞的陳後主、喜歡填詞的李後主以及喜歡書法的宋徽宗之後，也出了一個喜歡戲曲的慈禧太後。
慈禧挪用海軍軍費興建頤和園，遊山玩水，搭台看戲，這當然算假公濟私。她恐怕也不是沒有一點兒慚愧。考慮到應該象征性地為海軍事業做點什麼，她於是下令營造了一條數十米長、兩層樓高的巨大石舫，停泊在昆明湖水邊。“老佛爺”經常坐在上麵賞荷、品茶、納涼、會晤大臣與使節，私下裏估計將這般皇氣逼人的石舫視為帝國海軍的旗艦。旗艦都如此笨重，那麼整個海軍還有什麼指望呢——同樣也不過是一種擺設。我每次逛頤和園，看見這條又大又傻的石頭船，總覺得可用作覆滅了的北洋水師的墓碑。其實，當時的中國，也像這“假冒偽劣”的石頭船似的，徒有其表，毫無靈魂，隻能處處挨打，連閃躲的力氣都沒有。
慈禧不曾視察過海軍，更不曾去海防督戰，隻是乘坐高價進口的豪華遊艇在昆明湖上轉悠過一圈。“有一次慈禧太後弄來了一條遊玩的汽船遊湖，船遊一周達四英裏長，但她後來卻沒有再遊——也許是她買不到零部件吧！”（林語堂語）場麵確實挺滑稽的。不僅整個北洋水師都檣傾楫摧（有些軍艦上的炮彈都因過期而打不響了，隻好束手就擒），連太後私人的遊艇也拋錨了。
麵對頤和園裏的大戲樓，我就想：慈禧太後戲曲方麵的鑒賞力，對大清朝的戰備不僅毫無幫助，相反，還阻礙了她及時發現海防的破綻。當頤和園裏好戲連台之時，世界上發生的變化更充滿戲劇性，愈演愈烈：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又有八國聯軍長驅直入，自大沽口登陸，最終攻占北京——嚇得慈禧逃到西安聽秦腔去了……這真用得上白居易《長恨歌》裏的詞句來形容：“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這招人恨的慈禧——十足的“女昏君”！可僅僅恨你，又有什麼用呢？中華民族曆史上最恥辱的一頁，就這樣無法更改地寫下了。
“搖搖欲墜的清帝國，由於已無學習的能力，確已衰老，漸漸消亡。頑固愚昧的女人已完全徹底地腐敗。自從北京災難性地淪陷，她本人逃往西北的西安時，已頭腦僵滯、閉目塞聽了。她於1902年返回北京，仍頑固不化，心中無悔，再一次將皇帝軟禁在瀛台。中國人對君主立憲製的渴望又持續了十年，直到他們的耐性已被耗盡。在1908年，慈禧太後終於駕崩。”（引自林語堂《輝煌的北京》一書）慈禧不死，被縛的中華民族就無法解脫。好在這幕冗長的悲劇總有劇終的時候。
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是一個時代的女主角——可惜屬於醜角，屬於反麵人物。她在頤和園裏看戲時，是否也垂著一道昏聵的簾子？這珠光寶氣的簾子，甚至無法用作那段恥辱的曆史的“遮羞布”。它反而使恥辱愈加明顯。
圓明園是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毀的，園內那殘留的西洋水法是難以磨滅的恥辱柱。1900年，八國聯軍本想部分毀掉頤和園，不知為何又改變了主意。頤和園在戰火中幸存了下來，可在我眼中不過是另一座圓明園，是我們民族的又一個傷心之地。至於德和園內的大戲樓，則是慈禧太後本人的恥辱之柱。她的陰魂被捆綁在上麵。
我想像中的慈禧，體態臃腫，臉色蠟黃，留著長長的指甲，附庸風雅而又斤斤計較。她對內是潑婦（有人稱之為“光緒的那位母老虎似的嬸娘”），對外是娼妓（雖未賣身，卻賣國了）。劉半農曾將慈禧與賽金花並稱為晚清史上的兩大“寶貝”，隻不過“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
在德和園的大戲樓，我大大咧咧地逛了個來回，很不恭敬地吊了個怪腔怪調的嗓子——也未遭到門衛製止。我很希望慈禧能聽見後人對她的諷刺。慈禧太後是當時保守勢力的頭麵人物，她擋了民族自強、發展的道。好大的一塊絆腳石喲！而慈禧太後的大戲樓，同樣也擋了曆史的道。中華民族曾經在這裏摔了個大跟頭。傷疤猶在！
甲午海戰期間，慈禧太後不曾親臨前線，慰問與強敵對壘的水兵以鼓舞士氣；她隻是坐在風平浪靜的頤和園裏，讀讀快馬馳送的戰報而已。頤和園是其心理上最安全的大後方了。可不久以後，頤和園也會變得不安全。
早在1886年北洋水師的第一次閱兵式上，慈禧也是缺席的——李蓮英大總管作為其代表，出現在黃海。慈禧以為，她的威望與恩澤可以通過自己的親信來轉達，但她確實選擇錯了對象。我以為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北洋水師隆重出台的開幕式，居然是由一位缺乏陽剛之氣的太監來剪彩的——那麼，它即使有再多的炮艇，也不過是外強中幹的道具。據說，在彼岸密切監視著這一動向的日本海軍將領，由此而看輕了大清帝國的威力：“這一細節令東鄉平八郎和他的同僚們大笑不止，在他眼中，實在是對封建帝國麵臨正在逼近的海洋文明的尷尬處境的一種精辟的圖解。他時常將這個典故掛在嘴邊，來培養他的兵士們對那個巨大的敵人的蔑視。他甚至在劉步蟾來訪時當麵表達了這種蔑視，因為他已經毋須考慮後果了。”（祝勇語）其實，當時的整個大清帝國，都陰盛陽衰。女人當政——況且這女人愛的是順民而非猛士，愛的是權力而非武運，愛的是園林而非江山。至於北洋大臣李鴻章，說到底也不過是一個有陽具的李蓮英：惟慈禧的馬首是瞻，以本應購置軍火的公款讚助老佛爺的“房地產生意”以討其歡心，在強虜麵前卻又一味地避戰求和……他戰敗後簽署的《馬關條約》，相當於為自己親手創建的北洋水師擬定了一紙墓誌銘。
慈禧笑納了海軍的孝敬，來實施頤和園的土木工程。她從這筆巨款裏抽了點零頭，在園內修建一座“水師學堂”——似乎是給北洋水師的“回扣”。有此一舉，她就可以問心無愧地揮霍了。這高掛著的“羊頭”很明顯是個幌子。試想，帝國的水兵地位再高，又怎敢在禦園裏荷槍實彈地操練？不管是琅琅的讀書聲還是激越的號角聲，都會擾了老佛爺的清夢。看來他們隻能屏息靜氣地上課，躡手躡腳地演習了。況且，昆明湖再深，也載不動巡洋艦呀！更甭提打靶了。頤和園裏的亭台樓閣珠光寶氣，件件都是昂貴的易碎品。
查閱頤和園大事記，確有“海軍衙門呈進火輪船”一項，讓人以為是在添置“水師”訓練的船隻。可實際上，這造價極高的現代化輪船上連炮座都沒有，僅僅是禦用的豪華遊艇。“水師學堂”裏的實習生，根本不敢指望登上其甲板。他們頂多隻能遠遠地觀摹一番其外型輪廓以及戲水的風采。昆明湖的柳浪熏風，隻會磨損與削弱水兵的尚武精神——他們趁早還是別練了。在這裏，釣釣魚還行。所以，北洋水師的炮塔，最終比魚竿還要脆弱，且易於折斷。
林語堂提及的“慈禧太後遊湖的汽船”，其實不止一艘，而是整整六艘——快接近特混艦隊的規模了。1862年，恭親王奕替神機營向德國購買槍械，訂單裏居然包括遊船一項——這是他獻給西太後的禮物。翔鳳號及作為僚屬的“他坦兒小汽船”，先是錨泊於中南海，後運往頤和園。1886年，又從海關關稅中撥款進口了以捧日、翔雲、恒春命名的三艘洋船。1907年，以一萬噸再生鹽作為交換，從日本獲得了最先進的永和號（神戶川崎造船廠製造）。這一切都是“以備太後巡幸之用”。前五艘船，1900年曾遭到八國聯軍的破壞——慈禧雖逃之夭夭，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頤和園被洗劫，水麵的遊輪也成了侵略者的撒氣筒。事後，僅修理鍋爐機器、電燈及重新裝潢，就花去國庫十九萬八千一百七十二兩白銀。
這昆明湖裏的船隊，完全是靠金錢碼起來的，慈禧卻很少使用。屈指可數的幾次中，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故：慈禧邀一班親戚朋友共遊，駛近龍王廟一帶，禦船竟然擱淺了（由於輪機出現故障）。慈禧的尷尬可想而知了，因為在場的還有美國記者卡爾（《慈禧寫照記》之作者）。龍王居然也跟西太後過不去！這使之遊興大掃。還有一次事故則更危險，“光緒三十一年（1905）浴佛節（四月初八），慈禧乘舟赴園，順道前往萬壽寺拈香。二輪在廣源閘倒船時，忽聽悶雷一聲，翔雲輪機爆炸。輪船公所無奈，隻好將‘翔雲’輪棄在一邊，拈香畢，改用翔鳳、捧日纖舟入昆明湖”（引自燾純、建明《火輪聯翩遊昆明》一文）。看來大清帝國不僅無法成功地指揮沿海的艦隊，連內湖的遊艇都駕駛不住。出戰的海軍敗績累累已無可爭議，而慈禧在自家的養魚池裏居然也會“翻了船”，險象環生——由此亦可知其頹廢的國運。
從中我們還可了解到，翔雲、翔鳳承擔著為龍舟充當“纖船”的任務。“每年立夏一過，慈禧即赴頤和園避暑。斯時，一隊龍舟便從西直門外的倚虹堂溯長河而上。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前，龍舟皆用人工背纖，是年遣去纖夫，改用火輪。行舟時，由頭船分出兩條纖索，一係翔雲，一係翔鳳，火輪鼓於前，禦舟拖於後，俗稱‘鳳引龍’，又稱‘龍鳳呈祥’。”但自慈禧那次受驚之後，“鳳引龍”的奇觀便從長河上銷聲匿跡了。
豪華裝修的遊艇，竟然隻是在給龍舟拉纖——這昆明湖上的“纖夫”！慈禧思想上的保守亦可見一斑：她不習慣現代化設施，還是喜歡坐在古老而緩慢的龍舟裏；她對現代文明惟一的依賴，不過是借助幾分引力……據說“捧日”、“翔雲”、“恒春”新船入關即運往福建船政局改造外觀，使之麵目全非，抵京後，慈禧一眼看去仍嫌洋氣未盡，命人徹底修改；將原有的沙發、桌椅全盤否定，換成“宮裝”。這一係列遊艇，依舊是傳統的龍舟的翻版——隻不過多一具馬達而已。就像大清帝國，雖然被迫也搞起洋務運動（“師夷之技以克夷”），但骨子裏還是落後於時代的遊牧民族，對騎射文明念念不忘，主張閉關鎖國。
西太後的觀念，並不比早生其一千年的遼代蕭太後進步到哪兒。蕭太後坐鎮北京時，至少還知道挖一條三裏河，作為輸導交通的運河。西太後一生中最大的建樹，不過是修造了頤和園——而這純粹是留作個人享樂的。
所以，西太後雖贏得了昆明湖，卻輸掉了黃海（甲午戰爭）。大清王朝雖獲得了一座華麗的園林，卻丟掉了江山。
除了每年一度的“拉纖”之用外，更多的時候，慈禧的小小艦隊僅係在岸邊，點綴風景。長此以往，自然要生鏽、腐朽、失靈乃至報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雖代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遊輪製造水平，其實並不比人工劃槳搖櫓的古老龍舟進步到哪兒——當然，也不比同樣泊在昆明湖邊的那條石舫靈活到哪兒。有什麼辦法呀，誰叫它們從屬於一個沒有方向感的女船長！它們也隻能伴隨著她折騰、失陷、沉淪，成為她無數犧牲品中的一件。
昆明湖：一座早已凍結了靈魂的“不凍港”，一座並不能帶來安全感的“避風港”。
八國聯軍的鐵蹄踐踏頤和園時，大搞“打、砸、搶”，不僅損壞了昆明湖的小艦隊，甚至連樂壽堂（慈禧住所）、仁壽殿、慶善堂門前消防蓄水的大銅缸，也全部毀掉（如今擺設的皆是後來鑄造的贗品）——惟獨留存下來的是排雲殿前的四口銅缸，因體積重而未被劫走，但一律都被砸破了。至今仍然能看得出修補的痕跡。砸破了的銅缸可以修補，受傷的人心都是無法修補的。頤和園蒙受的恥辱並不比圓明園少到哪兒。
頤和園裏除了戲樓、石舫、遊艇之外，還有著慈禧太後的影子——幾乎無所不在。畢竟，這裏曾經是她一個人的莊園。昆明湖與萬壽山，是慈禧精心設置的盆景與假山石。
慈禧在紫禁城垂簾聽政，確實有幾分女皇的氣象——難怪當時有兩位洋記者合寫了一部叫《女皇治下的中國人》的書。可她一旦回到頤和園，即徹底恢複成女地主的模樣：今天聽戲，明天劃船；今天打魚，明天曬網；今天拆東牆，明天補西牆……頤和園，是慈禧太後的自留地，是她在北京城仿製的“避暑山莊”。康熙大帝去承德避暑山莊，是為了圍獵、練武。慈禧在自己的“避暑山莊”裏，則歌舞升平，玩物喪誌，整天盤算著怎樣把國庫裏的銀子搬到自家的地窖裏。
她為什麼不想一想：國門垮了，後院必然要遭到波及，也會失火——即使這深宅大院再豪奢，再輝煌，又有什麼用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慈禧太後不惜代價地營建山重水複的頤和園，等於是在替大清帝國自掘墳墓。
這恐怕是天底下最美麗的墳墓了。
紹興會館裏的魯迅
在老北京大大小小的數百所會館裏，我最早聽說的是紹興會館，因為它和魯迅先生有關。
1912年，魯迅作為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青年遷往北京，就落腳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一住就是7年。魯迅跟紹興會館挺有緣分的：30年前他降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的新台門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點翰林，恰巧在京中的這家會館待考候補。魯迅無意識地追隨了老祖父的足跡。到北京的第一個晚上，三、四十隻臭蟲為他舉行了“歡迎儀式”——咬得他無法安眠，隻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
當時魯迅僅僅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掛著閑職，終日生活於苦悶與彷徨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蟄伏”期：青燈黃卷，愁眉苦臉。他經常夜飲。一街之隔的廣和居，一年中就去了多達20餘次。借酒澆愁愁愈愁，魯迅或許是從那時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晉風度，理解了黑暗年代裏人性的掙紮？前來訪談的錢玄同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責怪他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魯迅環顧悶熱的陋室：“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裏麵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人最終都要被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覺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盡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引自鈕岱峰著《魯迅傳》）
紹興會館裏那些頹敗的老建築，使魯迅產生了這個著名的關於“鐵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死亡。恰恰是紹興會館的寂寞與壓抑，打造出一位未來的呐喊的戰士。紹興會館建於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陰會稽兩邑會館”，主要招待山陰、會稽兩縣進京趕考的舉人。魯迅來的時候，科舉製度已被廢除了，但他們仍然能嗅聞到封建的殘餘，舊中國那腐朽的氣息。他知道自己病了。他知道整個中國都在生病。1916年10月，姨表兄弟阮久孫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紹興會館的魯迅，說是被人追殺，並且寫了遺書——學過醫的魯迅，知道這位惶恐癲妄的親戚患了“迫害狂”類精神病。他通過一個人的遭際而窺察到一個時代的病情。於是創作了《狂人日記》——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寫出《孔乙己》、《藥》、《一件小事》、《我之節烈觀》等等。紹興會館，是魯迅早期作品的搖籃，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這一代文豪從抑鬱、沉淪到覺醒的過程。可以說，魯迅是到了紹興會館之後，才成為魯迅的，在此之前他僅僅是文學青年周樹人——一個逃婚的外地人，一個不會搞人際關係的失意的小職員，一個毫無鬥誌的悲哀主義者。
魯迅在紹興會館，先住在藤花館（院內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寫入小說），又遷入補樹書屋——原有棵開淡紫色花朵的楝樹，不幸折斷，就補種了一棵槐樹，故名。鈕岱峰在《魯迅傳》裏寫道：“補樹書屋畢竟太古舊了。嚴密少窗的北方民居有時以陰涼見長，而在真正的悶熱來襲之時，卻顯出更加深重的壓抑憋悶感。這兒壁虎很多，周樹人發現它並非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五毒之一。在夏天裏，他甚至養起了壁虎，養在小盒子裏，而生法捉一些蚊蠅之類喂它。抄寫石碑疲倦的時候，周樹人往往會受不了老屋的悶熱，到古槐樹下手搖蒲扇納涼。”傳說這棵古槐吊死過某財主的姨太太，因而許多人對補樹書屋敬而遠之。魯迅卻不怕。在我想像中，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頗像聊齋裏的落魄書生，背井離鄉，寄宿於荒宅古廟，雖無紅袖添香，潛意識裏卻並不畏懼美豔如夢的狐仙造訪。他在樹陰下搖動著芭蕉扇，是否還聞見了那隱形的佳人吹氣若蘭？我曾經說過：在弱不禁風的書生們（包括蒲鬆齡）身上，幻想就是一種戰鬥，就是飽經磨難的生命力的體現——尤其是對於善與美的幻想。魯迅比蒲鬆齡進步的地方，在於他幻想之餘，還學會了直麵人生的慘淡，直麵現實中的醜與惡。他雖然也有過短暫的逃避與妥協，最終還是選擇了對抗，選擇了夢碎後的出擊。
繼錢玄同之後，劉半農也去補樹書屋看望過魯迅，發現他仍在臨摹《六朝墓誌》，便問他為何執迷不悟？魯迅這次的回答要清醒得多，積極得多：“這不過是在吃鴉片而已。不過就要吃完了。”果然，不久之後他就開始寫投槍與匕首一樣的小說、詩歌乃至雜文。
魯迅住藤花館時，北側的嘉蔭堂住著好友許壽裳兄弟二人。總算有個伴，可以一起去廣和居聚餐，去琉璃廠淘書。當他從家鄉來信中聽說同仁範愛農溺水而死，便懷疑他是因社會的黑暗而自殺。範愛農身上的那種絕望仿佛也傳染給他了。他連忙冒著傾盆大雨去嘉蔭堂找許壽裳兄弟，以緩解內心無限的悲涼。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上班，下班，拿薪水，付房租，吸煙，喝酒，讀古書，練毛筆字，發牢騷，養壁虎。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沒有愛情，不修邊幅，鬱鬱寡歡，甚至會想到死（在床褥下藏有利器）。孤獨的根子在他心底埋下了，無法自拔。他曾經跟許壽裳透露：我搜集和翻譯這許多書，不是為了求學，而是為了替代美酒和女人。後人恐怕難以想像：鐵骨錚錚的魯迅，居然也曾有過如此脆弱的一麵——在紹興會館，生活著一個頹廢而陌生的魯迅。
當然，魯迅也正是在紹興會館麵壁、磨劍、修煉並探求真理的。從自我封閉的鐵屋裏爆發出一聲驚世的呐喊。一個沉默寡言的漂泊者，居然成為一個時代的男高音。
紹興會館是個好地方啊，是培養鬥士的溫床。在魯迅搬進來之前，一位叫徐錫麟的老鄉也曾在這裏住過。僅僅相隔6年。徐錫麟回到南方後，於1907年刺殺安徽巡撫鄧恩銘，發動安慶起義。失敗後，心髒被剜出，供保鏢們煎炒後分食。徐錫麟是跟秋瑾齊名的紹興烈士，魯迅住在紹興會館時，不可能不想到這位悲壯的同鄉（當然也會想到“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鑒湖女俠）。他在《狂人日記》裏批判舊中國人吃人的現象：“從盤古辟天地以後，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麟）。”而他的另一篇小說《藥》（以革命者夏瑜被砍頭為背景），則很明顯是哀悼秋瑾的。
1917年，應魯迅的推薦，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意聘請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周作人抵達北京即雇一輛洋車直奔紹興會館，與自己的兄長會合。哥倆“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這一其樂融融的情景在魯迅日記裏有記載。而周作人的日記也寫道：“至四時睡。”
魯迅幫周作人在補樹書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來我往，頻繁走動，而且經常一起會見共同的朋友。兄弟倆並肩在北京創業，多多少少抵消了長期折磨著魯迅的孤獨感——周作人的到來，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魯迅的生活麵貌和精神狀態。紹興會館時期，也是周氏兄弟關係的黃金時代。“從1917年開始，在紹興會館，兩顆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運動給周氏兄弟帶來巨大聲譽，也帶來穩定的高收入……”（阿憶語）於是，他們合力在西直門內八道灣購置了一套四合院，喜遷新居。
魯迅是1919年11月21日搬離紹興會館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時間是在紹興會館度過的。在這漫長的暗夜般的7年裏，他像一隻蛹，艱難而執著地咬破束縛著自己的厚重繭殼，咬破無邊的夜幕，最終蛻變為一隻自由的蝴蝶（或者說是撲火的燈蛾）。他一生所提倡並身體力行的“韌的戰鬥”，其實從紹興會館時期就開始了。
在紹興會館，寢食不安的魯迅醞釀了自己的未來。
在紹興會館，魯迅還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裏的寶劍，但已經常作壁上鳴。他的個性漸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風度。至今在我心目中，魯迅仍是個老“另類”。
與其後期的堅強、穩健與成熟相比，魯迅早期的脆弱、孤獨與稚嫩甚至更令我感動。紹興會館時期，魯迅還是一個舊時代的青年的影子，是困頓無奈的弱者，是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是運行在地層下、尚未爆發的岩漿。當他終於擁有活火山的足夠能量之後，他就徹底告別了寂寞，告別了苦澀的青春。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哀聲歎氣，借酒澆愁，黯淡無光，衣冠不整，反而顯得無比真實。而這些，恰恰是曆史喜歡刪去的內容。
與光輝奪目的太陽相比，我更喜歡猜測月亮背麵的風景：是野草叢生，或一片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