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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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幼榮、廖金龍：《廖仲愷與周恩來》，銀河出版社2008年版。代序代序
六年前，我得到一部《東征史料》和《陳炯明與粵軍研究史料》的書，並著手為黨史部門寫一部叫《東征風雲》的書，在這期間我請教了不少黨史專家和業內人士，翻閱了數百萬字的文獻史料，還沿著1925年的東征路線走了一圈，基本上梳理了東征前後的戰爭背景（1920—1926年）。
當30多萬字的初稿出來之後，我分送給相關人士審閱並征求意見，黨史專家說，太虛，對國民黨“一大”以後孫中山聯俄、聯共進行討陳戰爭的全過程，要進一步強調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作家說，太實，缺少情節和細節，隻是用另一種形式重寫黨史而已；更多的讀者則建議要客觀公正，全景式地展開曆史，少帶政治色彩和黨爭立場。
麵對諸多的不同意見，我一時困惑得不知如何入手。
苦惱鬱悶的時候，我常常爬上飛鵝嶺，獨自肅立在東征紀念碑前，看那組黃埔軍校學生軍前赴後繼浴血奮戰的浮雕。從那些粗糲石雕上看得見戰士們飽經戰火熏陶的豐富表情，我不由地跳進長滿青苔的深深壕溝，鑽進彈痕累累的黑色碉堡，極力去想象和感受那場發生在80多年前悲壯而慘烈的惠州之戰的情景。一時間縈繞在飛鵝頂的山嵐和氤氳在湖麵上的水霧都幻化成當年彌漫的硝煙，透過滾滾黃煙，我似乎聽到一陣陣刀光劍影的搏殺聲和沉悶的爆炸聲。那衝天的火焰撕開了惠州西湖上空天幕的巨大缺口，在這條血色的裂縫裏，我又瞥見了紫薇山朦朧的輪廓，隱隱約約地看到了臥蹲半山腰的那座巨大的墳墓。刀光與劍影，拚殺與嘶鳴，創傷與滴血，一切起因正是靜靜地躺在紫薇山腰那座墳墓下的人——陳炯明所引發的。
在飛鵝嶺與紫薇山這條直線距離不到2000米的山水之間，曆史已經悄然跨越了80餘年。發黃的史料記敘著陳炯明的奮鬥人生，也呈現出一個“正、反”陳炯明的人生軌跡。
一直以來，對於陳炯明的評價總是存在著兩個極端：一種觀點是以《陳炯明叛國史》一書為代表的，因為陳炯明反對孫中山，以致他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徹頭徹尾的壞；而另一種則是以陳定炎、高宗魯為代表的，他們合著《一宗現代史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一書，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前者把陳炯明斥為“叛徒”、“逆賊”，後者卻把陳炯明推崇為“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都似乎多了一些情感色彩和倫理觀念上的幹擾，少了一種客觀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不足以讓後人認可並信服。
1925年春，正值東征軍勢如破竹。節節勝利之際，孫中山卻在北京逝世，陳炯明此時也已兵敗逃滬。曾是同盟摯友又變為勢不兩立的一對冤家一時歸於沉寂，在這種境況下，陳炯明仍親擬挽聯一副致孫中山，道出了自己那壓抑多年的複雜而矛盾的內心世界，對聯曰：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在此聯中，對於功罪是非，對於公仇私誼，陳炯明不敢妄自評說，這位前清秀才一點也不糊塗，他自知曆史要留給後人，留給未來去考證，故有了一副任由後人評說的坦然架勢。
不管是任何時代，任何人在評價曆史時，都難以避免地因為主觀上的情感疏離與時間上的天然優勢，甚至因為契合了“勝者王，敗者寇”的思維慣性而失去了應有的冷靜與思考。“叛徒”也好，“卓越的政治家”也好，這兩種觀點除了把陳炯明推上兩個極端之外，還給我們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好”與“壞”或“最好”與“最壞”。這正如我們小時候讀書時，老師向我們灌輸的直覺概念一樣，如此簡單的邏輯會讓我們在分辨複雜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上變得更加困惑和迷茫，甚至是武斷和草率，我反而覺得陳炯明自己的態度更值得玩味。
誰都不能否認，陳炯明的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風雲人物，也是一個極有影響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從他的人生奮鬥曆程中，我們可以看見他的顯赫履曆：前清秀才，清朝省議員，參加同盟會，組織革命暗殺團，策劃東江起義和獨立，參加討袁運動，是袁世凱通緝懸賞捉拿的頭號人物之一，任過廣東省都督和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主政廣東期間為廣東做了大家公認的十件好事，還一度是孫中山的摯友和唯一依靠的軍事力量，而且為官為政清廉，有“一生不治私產，不貪汙，不受賄，不二色”的政聲美譽。
以至後來又與孫中山分道揚鑣、公開決裂並成為了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究竟是因為什麼？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當時的曆史，孫中山一生致力建立民主共和統一中國，正因為這個宏大的目標順應了曆史潮流和中國國情，奠定了他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崇高地位。辛亥革命勝利以後，清王朝雖然被推翻了，但中國的真正統一並沒實現，軍閥割據，內戰紛起。五四運動之後，軍、政界好些人認為：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中國，與其連年征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對此提法最津津樂道者首推陳炯明，他認為先把廣東的事情辦好了，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過武力而最終實現全國統一。正是因為這種不同政見的驅使，陳炯明憑借著雄厚的軍事實力，積極推行“粵人治粵”和“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他從掣肘北代的軍事行動開始，逐漸發展到與孫中山公開叫板，直至兵戈相見。
“聯省自治”無非就是想學美國13州建立聯盟政府，而“粵人治粵”說到底還是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麵，這與孫中山一直堅持的統一中國建立民主共和的政綱是格格不入的，與全國同胞“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共同意願也完全相悖。
1922年4月21日，孫中山不得不下令撤銷粵軍總司令部，準陳炯明辭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軍政府內政部總長職務，隻保留軍政府陸軍部總長職務。陳炯明憤然不平，於當天深夜離開省城回到惠州。粵軍無主帥，軍紀鬆弛，不願遷駐廣州遠郊。陳炯明的心腹部下以此事開始向孫中山發難，強烈要求恢複粵軍總司令部，恢複陳炯明職務。孫中山於6月1日回到廣州協調處理此事，最終無法解決，隻好擬令粵軍撤離廣州，並對記者闡明孫陳關係。葉舉、楊坤如各部非但不撤離廣州，反而把遠郊部隊向市區靠攏，麵對陳炯明武力威脅和進逼，孫中山下令調兵返省，並在觀音山架好炮台，孫中山為了應付廣州事變作了一定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