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如何才是“新中醫”
近代百年,中西醫的共存已成為社會事實。以大多數人的立場來看,中西醫學各有所長,因此所謂要廢止某一方的言論確屬荒謬。但是那特定的情勢中,卻有許許多多的知識精英、社會要人紛紛卷入其中,一波波的衝擊使得近代中醫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醫自我革新之路崎嶇難行。與整個傳統文化在近代的境遇一樣,時勢根本沒有給予思考空間,卻必須盡快蛻變圖存。此種情形下闖出來的“新中醫”,精神風貌與進步意識雖然令人耳目一新，但也不得不留下諸多缺憾。考察曆史,個體是最為鮮活的對象。晚清和民國的百年風雲,是中國社會變動極為劇烈的時期,也是中醫藥最為曲折發展的時期。時代大潮中的中醫生們,也在適應社會的變化,探尋新的路向。
傳統中醫眾生相
清末至民國,廣州醫業相當興盛。廣州商業一向有成行成市的特點,商家集中一處反而產生規模效應。當時廣州西關形成了兩條“醫生街”,一條在十三行西側的冼基,一條在手工業較多、人口密集的龍津東洞神坊一帶。醫生街上中醫占大多數,所以又叫“中醫街”。據記載,在冼基設醫館的中醫,早期有謝培初、劉赤選、羅子怡、劉則周、佘藻芬等20家。抗戰期間,冼基大部分中醫逃難外遷,至廣州光複後,原在冼基設醫館的中醫逐漸遷往抗日路(後改和平路)開業,有莊省躬、吳灼燊、李家裕等30家。在龍津東洞神坊設醫館的早期有陳任枚、高健求、傅星垣、古紹堯、謝國藩、連可覺、謝銳源、梁湘岩、張恩海、陳佩蘭、範國金、黃冠生、劉格非、溫卓亨、江梓良等。抗戰後在龍津路行醫的有甘伊周、陳若孔、高健伯、杜明昭、古紹堯、宋展岐、謝澤霖、陳任枚、梁瀚芬等人。
醫館集中對醫生而言也是一種考驗,隻能憑療效方可在競爭中立足。據記載,當時醫生也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國廣州日報》,曾描述了廣州中醫的眾生相。
醫生之中,有一類被稱為“大轎醫生”。“醫生而曰大轎,殆指大乘常班轎之行時醫生也。三名轎伕,喝道而馳,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後出轎,診金有潤例可查。早晚出轎,診金加倍。此大轎醫生之常例也。”這一類都是名氣較大的中醫,在中醫街中如傅星垣、古紹堯等都屬這一類,有時又叫“叮當先生”(人拉車的鈴聲)。
另一類被稱為“黃綠醫生”,這是庸醫的代稱。“何謂黃綠？或曰黃黃綠綠,不成正色之謂也。然歟否歟,總之所謂黃綠醫生,乃指庸醫而言。”“黃綠醫生之壞處,是在不學無術。或因家傳而未得要領,或僅一知半解,便貿然掛牌。……諺有曰：‘識症唔識藥,十醫九唔著；識藥唔識症,十醫九唔應。’其為黃綠醫生之謂也歟!”
除此之外又有“櫃桶醫生”,“出身藥店之司藥,或閑居略讀《藥性賦》之流,治病皆從口給,用藥亂雜無倫”,“千症萬症,不外株守通方數條”,屬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之一類。
醫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醫生,頗負時譽。每晨踵門求診者,座為之滿。日上三竿,某醫生猶作元龍高臥。弗許人驚寢。既起矣,浣而臉,漱而口,畢,吸煙袋,吃茶點,複與家人談笑一頓,始出而診脈。”報刊評論說：“夫病人為節省費用起見,未便請醫生出轎,扶病踵門求診,已屬辛苦非常。醫者父母心,稍能早一點起身,人即減少一點痛苦。既已晏起,尚複遲遲不出,殊非體貼病人之心也。或謂彼將以病人滿座,為增聲價工具。果爾,予欲無言。”
有的醫生脾氣很大,“切脈之下,隻用簡單的告以病症,隨即訂方。如病者有疑問,即表示討厭,甚或慍色厲聲。嚐聞有病者問某醫生曰：粥可食否？某醫生即厲聲曰：汝以為可食,不必問醫生!又有病人問某醫生曰：豬肉可食否？某醫生瞋目盛氣曰：你想吃豬肉嗎？買隻元蹄燉嚇喇!買啲羊肉煲嚇喇!……苟病人不悟其反比例語,真個買元蹄羊肉燉食,有不誤人生命者？”
1948年廣州報刊大幅報道了龍津中路一位治咳名醫曾少珊被殺的命案,凶手原來是他的妾侍梁惠寧。據載：“曾少珊自幼聰明,特具撚花妙手。他又是一個行時的醫生,入息甚豐。”“他管理錢的方法,無微不至,如果病人來診,他從不開藥方,預以水壺貯配各種咳藥,給病人服用,賺多一筆藥費。”他喜好女色,納妾“不論精粗美惡”,“到民國廿五年十二月間,他已能留起育女梁惠寧為第十位金釵了。”“但是曾少珊卻把金錢看得比女人更重”曾少珊被狙始末,對妻妾極其苛刻。結果梁惠寧夥同情夫將其殺害,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報刊偏好登載的,往往是負麵新聞。但舊式中醫確有許多不良習慣。1936年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視察廣東中醫院時曾說：“今國醫界有新舊之分……舊派大都富於經驗,法術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時始起床。病家請診,輒喜遲到,不喜清潔,隨地吐痰,穿件汙長衫,拿根長煙杆,高傲自得。此種行為,雖法術高明,恐亦難合於今日之潮流而生存。”人們希望“新國醫”至少應該“有充分學識與經驗,並具有新時代的思想與研究之精神及學者之態度。醫生自己不會吐痰在地板上,醫生的牙齒不會比老前輩的秀才儒醫的還黑幾層。醫生不會大抽其鴉片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