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日本是一個太平洋上的小島國，由本州、九州四國、北海道4個島和3000多個小島組成的島國，麵積37.7萬平方公裏，僅相當於中國的雲南省。島內不僅資源匱乏、而且地震、台風等自然災害時常發生，使得日本人對廣闊的大陸有著無比的向往，‘向大陸擴張’已經成為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基本國策。
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雖然結束了武士階級的統治地位和武士等級的存在，但武士道的精神卻被新的統治階級承襲下來，用以向國民尤其是軍人和學生進行灌輸。所以，明治維新以後，武士道精神仍保持著對日本社會的指導性地位。這對於後來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明治維新推翻了封建武士道的統製，把日本帶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和封建勢力緊密結合的。在倒慕和維新運動中，資產階級與封建武士改革派結盟，下級武士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導權，因而在日本的資本主義改革中保留了大量封建殘餘，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的資本主義改革沒有締造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建立了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天皇製政體，這絕非偶然現象。
由於對海外資源與市場的迫切需求，加之尚武傳統的影響，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就以軍事立國為根本國是，對內謀求‘富國強兵’，對外則采取‘遠交近攻’的策略，爭取在東亞的霸主地位。為此，明治政府大力擴充軍備，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1880年，參謀長山縣有朋在奏折中提出，‘兵之多寡’重於‘國之貧富’，擴充軍備才是燃眉之急。這就把富國強兵變成了富兵強國，確立了把強兵和對外擴張作為國家首要政策的軍國主義道路。
在軍隊統帥體製方麵，明治政府最初實行內閣陸軍大臣的武官製，1878年又進行重大調整，將陸軍省參謀局改組為參謀本部，獨立掌管作戰、用兵大權，從而形成軍令權（對軍隊的指揮調動和作戰的運籌帷幄等）與軍政權（指編製、裝備、供需、軍人教育、點驗、紀律、禮儀、服裝、衛戍、城防等）相分離的軍事二元製。更為重要的是，參謀本部直隸天皇，而不是內閣，從一開始就處於相對獨立的特權地位。這標誌著日本軍國主義體製開始確立。
1889年頒布的《明治憲法》又規定，天皇總攬軍隊統帥權，賦予參謀本部長官以‘帷幄上奏權’，即有關軍令事宜可直接上奏天皇，內閣無權過問。這就是所謂的‘統帥權獨立’。
1893年，日本海軍也建立了相當於陸軍參謀本部的軍令部，使軍事二元製在海軍中也得到確立。同年頒布的《戰時大本營條例》規定，大本營成員均由陸海軍現役軍官擔任，將文官排除在大本營之外，這就使統帥權獨立大大強化。
1900年，山縣有朋內閣又規定，陸海軍大臣也必須由現役將官擔任。這一規定造成的後果，軍部可以通過不推薦陸海軍大臣入閣或辭職而不提名繼任人的辦法來左右內閣的存廢。在此情況下，內閣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必須服從軍部，否則隻有垮台。
日本軍國主義將對外擴張作為基本國策，而其主要目標便是隔海相望的中國大陸。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由來已久。早在16世紀，統一日本的武將豐臣秀吉就曾露骨地說：‘誓將唐之領土納入我版圖，滅亡中國，……遷都於中國，天皇居北京’。
為此，他兩次發動侵朝征明戰爭，企圖以朝鮮為跳板，征服中國大陸。兩次戰爭雖均遭失敗，但日本的侵華野心並未收斂。德川幕府中期至明治初期，日本的侵華思潮再度活躍起來。思想家佐藤信淵在《混同秘策》中說：‘在世界萬國之中，皇國易為功取之地，莫過於支那為樞軸統一世界’。
明治政府剛一建立，就在1868年3月4日以天皇名義發表的《宸翰》中公然宣稱：要‘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1874年5月，日本悍然出兵中國台灣，腐敗的清政府無力保衛台灣，隻得以賠償50萬兩白銀換取日軍的退兵。日本首次嚐到侵略擴張的甜頭，於是又起兵強占琉球，清政府以‘俄事方殷，暫難兼顧’為由，聽任日本對琉球的吞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