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馳騁鄂豫皖-二十一、血染“偏師說”（1）
1932年初，蔣介石出賣了上海愛國民黨軍民的“一·二八”抗戰。5月中旬，他親自出馬，坐鎮漢口，擔任鄂豫皖三省“剿共”總司令。6月初，他在廬山會議上，策劃了對革命根據地更大規模的“圍剿”。確定首先集中主力消滅鄂豫皖、湘鄂西兩區紅軍，然後全力進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7月上旬，蔣介石調集了50萬大軍，分左、中、右三路，開始向革命根據地進攻。其中，除左路軍專對湘鄂西蘇區“進剿”外，中路和右路軍共26個師又5個旅約30餘萬人，另有4個航空兵大隊，全力圍攻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麵軍。蔣介石調集的人多武器好，作戰協同也好的嫡係精銳主力師中有胡宗南第1師，黃傑第2師，李玉堂第3師，徐庭瑤第4師，蔣鼎文第9師，李默庵第10師，李思愬第80師，蔣伏生第83師，俞濟時第88師，湯恩伯第89師。這些部隊占“進剿”鄂豫皖部隊的三分之一以上，並且所有參加“圍剿”的部隊在戰前都作了充分的準備。這次，他們采取穩紮穩打，並進長驅，逐步壓縮的戰術，擬以東線的徐庭瑤縱隊，北線的陳繼承縱隊，西線的衛立煌縱隊為主力，網開一麵，企圖在長江北岸聚殲紅四方麵軍。
麵對日益嚴重的敵情，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一開始就對當時全國革命的新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過分地誇大了國民黨的政治危機；過高地估計了革命力量的發展；錯誤地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錯誤主張。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在《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中，具體規定：“在大江以北，應以鄂豫皖區為中心，而將皖西北、鄂東、鄂豫邊、湘鄂西蘇區聯係一起，造成威脅武漢、長江上下遊及平漢鐵路的形勢。”6月5日，臨時中央又在《中央為反對敵人“圍剿”給各蘇區的軍事訓令》中，規定鄂豫皖紅軍的具體任務是：“鄂豫皖紅四方麵軍，除以25軍鞏固皖西北新發展根據地外，主力應向西行動，擴大與鞏固鄂東區，以一師以上的兵力過平漢路，配合紅3軍行動，消滅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漢路兩旁孝感、武勝關間比較鞏固的新根據地，必要時可重新進攻黃陂、威嚇武漢，調動敵人進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戰爭的解決，以造成包圍武漢的形勢。”
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張國燾被四次進攻戰役所取得的勝利衝昏了頭腦，不承認當時仍是敵強我弱這一現實，無視“圍剿”與反“圍剿”長期反複這一中國內戰的基本形勢和規律，積極貫徹臨時中央的錯誤指示，對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在1932年1月10日召開的鄂豫皖省第一次黨代會上的報告中說：“國民黨主力隻剩下了7個師，其餘都是雜色部隊，紅軍現有這樣的力量，已是不論多少敵人都不怕了。”1月28日，蔣介石懾於日本占領上海的武力，被迫遷都洛陽。這時，張國燾的“左”傾思想更有發展。2月17日，鄂豫皖省委在《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中指出：國民黨政府的遷都洛陽，一方麵表示國民黨由於進攻蘇區與紅軍的失敗，已經成為帝國主義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寧可說是降了級的走狗。不過降級都是地主、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為從此在進攻蘇區與紅軍的戰場上主要的火線將由帝國主義擔任，而國民黨洛陽政府與其他軍閥政府隻能擔任偏師的任務。遷都洛陽，證明蔣介石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包圍會剿將加緊執行，同時日本的積極進攻武漢將使鄂豫皖蘇區要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衝突。擺在各蘇區尤其是鄂豫皖蘇區麵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們快要和帝國主義者直接戰爭。同時，也就向鄂豫皖蘇區黨提出了一個嚴重的任務，就是：采取堅決進攻的策略，動員千百萬廣大群眾去加緊鄂豫皖蘇區打成一片，加緊鞏固蘇區根據地，消除蘇區向南方發展的障礙。奪取武漢門戶，與湘鄂西取得聯係，造成紅軍在長江邊與京漢路行動自如與蘇區包圍武漢的形勢。我們要拿這個來準備與帝國主義直接戰爭和準備奪取武漢，完成一省數省首先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