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省委提出的“偏師”說，連臨時中央都連連搖頭，批評說：“若說在進攻鄂豫皖蘇區中帝國主義軍隊已經是主力，而國民黨軍隊是偏師是絕對錯誤的。”“這裏對於反動統治的崩潰的程度的估計是過分的。以為國民黨政府及其他軍閥政府在進攻蘇區紅軍中隻擔任偏師的任務，這是不顧事實的胡說。”“用於進攻鄂豫皖蘇區的武力約在五十師以上，設立了三個清剿司令部（鄂南、鄂東、鄂西），可以把它當做無關重要的偏師麼？不，絕對不能夠的。對於國民黨這個進攻有絲毫的忽視與輕敵將造成極大的罪惡。”（《中央為反帝問題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見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61頁。）但是，臨時中央是根本不可能糾正張國燾“左”傾冒險的“偏師”說的。6月18日，張國燾致電臨時中央說：“目前已根本消滅“圍剿”，主張紅四方麵軍主力進逼羅山，破壞京漢鐵路，殲敵重兵，爾後沿京漢路南下，威逼武漢。”6月19日，中央分局在新集召開黨團活動分子報告會，認為“從武裝力量對比來說，我們已占了優勢”，已轉到與敵“全局決勝負”的時候。紅軍主力即將出京漢路，“不是衝破敵人的‘圍剿’，或對敵人‘圍剿’一個打擊的問題，而是根本消滅‘圍剿’，得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
連續作戰8個月，已十分疲勞，急需休整的紅四方麵軍，在張國燾的強令下，西出平漢鐵路，進逼羅山，向信陽。廣水段出擊，爾後伺機南下威逼武漢。結果，僅克雞公山，殲敵一個團，紅軍反有所損失。鑒於敵我力量懸殊，徐向前、陳昌浩遂向中央分局建議，要求回師根據地，休整部隊，準備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
7月初，當紅四方麵軍回師東返時，張國燾、沈澤民從後方趕到紅四方麵軍總部，在應城以北的夏店召開中央分局會議。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說：“會上，我和陳昌浩都認為，自去年秋天冼馬畈戰鬥以來，我軍連續作戰，疲憊已極，當務之急是養精蓄銳，休整訓練。應當停止外線進攻作戰，把主力擺到鄂豫邊界，一腳踏在根據地，一腳踏在白區，邊休整部隊，邊掩護地方開辟工作，為粉碎敵人的“圍剿”作準備。這樣，老區既能鞏固，新區又能發展，同時，部隊主要就糧於新區，還可減輕老區人民的負擔，乃一舉數得之策。當時，敵人的‘圍剿’部署尚未完全就緒，僅在根據地邊緣地帶構築工事，作些小規模的偵察性進攻；如果按我們的意見去做，轉入反‘圍剿’的準備工作，尚有比較充裕的時間。然而，沈澤民同誌極力反對。他認為，國民黨軍隊已被紅軍打得潰不成軍，處於‘偏師’地位，新的‘圍剿’不會來臨。主張紅軍應乘勝利餘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帶擊敵，開拓南部工作，威脅武漢，說什麼‘勝利了要再勝利’、‘不能停止進攻’等。我說：蔣介石的黃埔係精銳部隊還沒拿出來，我們打的多是些雜牌軍，怎麼能說麵臨之敵是國民黨的‘偏師’呢？這是一個涉及全局的行動方針問題，雙方各持己見，爭論相當激烈。張國燾支持沈澤民同誌的意見，作了部隊南下麻城的決定。”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1931年至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複這一規律。在鄂豫皖邊區根據地則有所謂‘偏師’說，那裏的一些領導同誌認為第三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得由帝國主義親自出馬擔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江西的一些同誌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進行使各根據地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為反對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等等，是在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邊區反對第四次‘圍剿’、江西中央區反對第五次‘圍剿’鬥爭中的錯誤路線的根苗，使紅軍在敵人的嚴重的‘圍剿’麵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位，給了中國革命以很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