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時運不濟的德國最終在1945年再度戰敗，東西方之間的冷戰鐵幕，也暫時屏蔽了日耳曼人與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間曆史恩怨。但是一向以堅韌而著稱的德國人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理想和既定戰略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後，總理勃蘭特提出了德國的新東方政策，這一次德國人似乎學乖了，放棄了傳統的武力征服的手段，提出希望通過接觸溝通促成民族和解。正是這位勃蘭特在訪問波蘭時，當眾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表示德國人對戰爭罪行的懺悔，由此而獲得了與德國有著血海深仇的東歐和南斯拉夫的諒解。
隨後聯邦德國政府更慷慨的支付給了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各東歐國家的金額不菲的戰爭賠償，更願意提供抵息貸款。此舉更是博得了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各國的掌聲和喝彩，隻是這些國家並不知道自己喝下的其實是德國人精心調製的劇毒鴆酒。事實上工業生產能力低下的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各國所獲得的德國賠款和貸款幾乎無一例外的被用於向西方采購生活日用品，以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德國扔出去的錢最終又回到了德國和他盟友的口袋之中，除了還可以收入利息之外，更能拉動本國的工業生產。
等到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曾經高懸在德國頭頂的利劍終於撤去。重返柏林的容克貴族們才露出了自己的猙獰麵目，開始向南斯拉夫追討債務。在日耳曼人收複傳統勢力範圍的無煙戰爭中，南斯拉夫不幸的又一次成為犧牲品。空前經濟繁榮的背後南斯拉夫的工業生產和出口卻並沒有那麼高的增長率，向德國的借債消費，早已為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留下了致命的安全隱患。而作為不結盟運動的盟主，為了手持牛耳，南斯拉夫在對外援助方麵開支也相當巨大，更進一步消耗了自己相當的國力。
此時全球經濟緊縮，已經出現經濟危機的南斯拉夫政府隻能被迫向德國和其他西歐國家商借更多的債務，而在債權人—德國的要求下，作為債務重組的條件，南斯拉夫開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開出的後來臭名遠揚的“休克療法”：凍結工資物價，貨幣貶值，逐漸解體公有製經濟。顯然這是德國怕身強力壯的南斯拉夫不死所強行灌下的第二杯毒酒。
休克療法當然不可能真正幫助南斯拉夫人解決問題、渡過危機，服用了猛藥的南斯拉夫經濟更加迅速的滑向了崩潰的深淵。20世紀90年底，南斯拉夫工業生產增長率為負的10%，外債還在持續增加，大量企業清盤破產，大批人口失業, 收入和生活水平繼續惡化，曾經由聯邦政府控製分配的有限的外彙收入部分被迫全部用於償還外債，而急需中央財政支持的地方經濟形勢的不斷惡化更進一步助長了各地分裂主義的傾向。沒有了基本的運轉資金，南聯邦政府完全失去了調控支持社會經濟活動的能力, 在政治經濟上都完全陷入了絕境。嚴峻的經濟形勢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和危機。
類似的經濟危機局麵在其它一些新興的國家也出現過。同樣在國家麵臨嚴重危機的情況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時，韓國家庭婦女甚至捐出自己的金銀首飾幫助國家償還外債。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壓製下的民族矛盾，使得南斯拉夫的民眾不僅不願意和聯邦政府齊心協力，共渡難關。相反在各地區各行業發起大規模的頻繁罷工示威遊行，最終導致進一步的社會動蕩和經濟衰退。
麵對已經在崩潰邊緣的南斯拉夫，德國政府不忘再力推一把。當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宣布獨立之時，多數歐共體成員還有疑慮，他們的疑慮不是因為他們讚成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而是認為從歐盟有關法律文件來看，宣布獨立的克羅地亞在人權問題上，還沒有能力保障當地少數民族（塞族）的權利，造成了20多萬塞族人遷徙塞爾維亞的難民潮。但德國以歐盟應統一對外為由，遊說歐共體成員承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很多歐洲人也認為在南斯拉夫解體這個問題上德國的行為是極不負責任。但事實上德國的舉動絕不是“不負責任”那麼簡單。
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是前南斯拉夫經濟最為發達的加盟共和國，通過承認他們的獨立。德國順利的將這兩個二戰之中曾經的傀儡國推到了塞爾維亞的對立麵，而為了自保這兩個國家又不得不仰仗德國在經濟、外交和軍事的支持，自此德國重新在巴爾幹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