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在延安期間，再次對邊區軍民進行了采訪，對當地的經濟狀況進行了調查。邊區軍民團結奮鬥、誓死抗日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著斯諾，使斯諾更加深信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必將贏得最後勝利。他第二次從陝北回到北平不久，寫了《為亞洲而戰》這本書。
斯諾這次陝北之行後，直至1944年，在這段時間裏，便再也沒有外國記者到延安來采訪了。當時，國民黨不僅繼續加緊反共摩擦，而且對陝甘寧邊區實行了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的政策，斷絕外界對邊區的援助，嚴禁外國記者到邊區采訪，所以，外國記者無法進入邊區采訪。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悍然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應，紛紛譴責國民黨這種使“親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斯諾也於2月在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了關於皖南事變真相的文章，觸怒了國民黨蔣介石。不久，斯諾便被國民黨政府趕出了中國。後來，盡管斯諾於1942年兩度回到他工作和生活了13年的中國，但兩次逗留的時間都很短暫。自1942年第二次離開中國之後，由於種種原因，竟使他在相隔19年之後才舊地重遊。但時過境遷，這時已是“千裏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了。
舊貌換新顏
物換星移，時光流逝。新中國誕生已經整整11個春秋了。
北京的中南海，林木蔥鬱，碧波粼粼。在中海西側的頤年堂裏，毛澤東主席正同闊別21年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親切交談。斯諾是1960年6月28日應邀來訪的，這是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首次來華。昔日的舊中國，如今已發生地覆天翻的變化，對於在舊中國曾生活了13年之久的斯諾來說，感慨良多。他多麼希望能再見到毛主席，把他的感受以及這21年來世界的變化同毛主席交談。他的希望沒有落空。10月22日，毛主席把他請到中南海來共敘舊誼。
毛主席仔細端詳著斯諾說：“一隔就是21年。”這句話包含著多少含義和感慨。21年在曆史的長河中是極其短暫的一瞬間，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卻又是漫長的時日。“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人世滄桑”，過去被國民黨層層封鎖、僅在西北貧瘠的陝甘寧邊境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而今已成為新中國的領導者。無怪乎斯諾感慨地說：“你們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這次你去延安，看了當時我住的窯洞。聽說是擴大了。”毛主席一邊吸著煙，一邊問道。
“我是指的全中國。”斯諾幽默地回答說。
“那是要比窯洞大多了。現在是要把中國搞得進步一點才好。”毛主席說著，吸了一口煙，關切地問斯諾：“你的女兒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給過我她的照片。”
“她今年9歲了。”斯諾說。
“怎麼才9歲？”毛主席不解地問。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個妻子離了婚，西安是我第二個妻子所生的孩子。”斯諾解釋說。
“我收到你的一次還是兩次信，信裏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時，周恩來總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毛主席回憶說。
“我在1950年寫過一封信，那是通過陳翰笙轉交的，我想到中國來，想寫主席的傳記。後來我放棄了這一打算。”斯諾說。
“1950年的信，你提起後我也記起來了。那時時機不好，正當抗美援朝的時候。”毛主席略一思索，從斯諾這次來華的曲折經過，聯係到目前的中美關係，他說：“這表明我們兩國的關係不正常。新聞記者和雙方人員往來的事不是還沒有解決嗎？大概要過一時期才能達成協議。”
“我希望有一天會達成協議的。”斯諾充滿希望地說。
毛主席和斯諾這對老朋友，因闊別多年，所以這次重聚，備感親切。談話興致極高，內容涉及廣泛，既有老朋友的述舊抒懷，又有對感興趣問題的共同探討；既回憶根據地的艱苦歲月，又暢談新中國的種種變化；既談到中美關係目前的僵局和對未來的展望，又談到對蘇聯赫魯曉夫搞突然襲擊的不同看法。他們天南海北，無所不談，談到高興處，不禁開懷大笑。
談到中國的變化時，斯諾深有感觸地說：“十年來你們一直生活在巨大變革中。你們覺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覺不出自己的發展速度。我的情況不同，我在40年代離開中國以後，現在又回來了。對我來說，這些變化是驚人的。”
毛主席對斯諾的這種心情完全理解。
但是，對中國目前的狀況，特別是由於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以及自然災害和政策上的某些失誤造成的經濟困難，斯諾可能感受不深。
針對這種情況，毛主席實事求是地指出：“中國有變化，但是還沒有基本變化。中國變化在革命方麵，在這方麵是基本變化了。至於建設方麵，現在才剛剛開始。你如果講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為不合乎事實。所以隻能說有所改變，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還沒有基本改變。要改變這種狀況，至少要幾十年。如果在本世紀內，就是說，在40年內，能夠改變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過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個世紀。再快也難。”
“主席訪問美國的可能性如何？”斯諾轉了個話題，問毛主席。
“我今年67歲了。如果在醫學上發明一個延長壽命的辦法，把我的壽命延長到97歲，那我就有希望訪問美國了。”毛主席詼諧地回答。接著毛主席闡述了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原則立場：認為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中國，不管中國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是要擔負的。中國不會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行者大鬧天宮那樣。他以堅定的口氣表示：“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反對世界大戰，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但台灣是中國的內政，這是我們要堅持的。”毛主席這種鮮明的觀點和堅定的立場，再次給斯諾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0年11月15日，斯諾又帶著豐碩的成果，即同毛主席談話的記錄和參觀訪問的筆記和照片離開了中國。1962年，斯諾以這次訪問為基礎，寫出了著名的《大洋彼岸》（又名《今日的紅色中國》）一書。
中美兩國總有一天會接近的
1964年10月8日，斯諾再次訪華。這時中國已渡過了三年困難時期，各條戰線都呈現出勃勃生機。1965年1月9日晚，毛主席在雄偉壯麗的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接見了從上海、南京參觀訪問後回到北京的斯諾，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交談。斯諾每次來訪，毛主席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時間見見老朋友，同他推心置腹地長談，而斯諾也從同毛主席的交談中，得到啟迪，開擴眼界，增長知識，受到鼓舞，更加崇敬和欽佩毛主席。斯諾由衷地對毛主席說：“我認為我能認識你，是極大的榮幸，也為我個人帶來許多好處，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轉告別人。我真心覺得你的成就是偉大的，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情。”毛主席這次同斯諾交談，也和往常一樣，一邊抽著煙，一邊回答斯諾提出的各種問題，他們無拘無束，無所不談，從中國的計劃生育談到宗教信仰，從中國革命談到第三世界，從中蘇論戰談到越南戰爭，從紙老虎談到原子彈，從裁軍談到聯合國，所談內容廣泛深刻。
斯諾談到中國革命對他的影響時激動地說：“我22歲到中國，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國得到的。”
“那是什麼時候？”毛主席問。
“1936年。最集中的是與主席一起的5個月。那時在保安的時間太短，不過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麵改變了我的生活。那幾個月比我在俄國當戰地記者的2年半學到的還要多。”斯諾感慨地說。
毛主席讚同地點了點頭說：“可能這是真的，你在中國比較自由些。”
提到保安，許多值得回憶的往事又一一浮現在眼前：那簡樸緊張的生活，真誠質樸的邊區軍民，低小簡陋的窯洞，油燈下與毛主席促膝的長談，這一切，對斯諾來說是那麼的親切難忘，對他的一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熱愛中國人民，熱愛毛澤東主席。他始終想在改善中美關係方麵竭盡所能，想通過自己的紙和筆來溝通兩國之間的交往，縮短兩國之間的距離，消除兩國之間的隔閡，傳遞有利於改善關係的信息。他對目前中美兩國的現狀是不滿意的，他內疚地對毛主席說：“感到遺憾的是，由於曆史的原因，中美兩國人民被分開了。”
“由於曆史的原因，兩國會接近起來的。要等候，總會有這麼一天。”毛主席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你認為中美關係真有改變的希望嗎？”斯諾征詢地問毛主席。
“是的，有希望，但這需要時間。”毛主席肯定地回答。
“我並不認識約翰遜總統。但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讓我去見他一次。你有什麼口信要捎給他嗎？”斯諾善意地提出這個問題。
對斯諾的提議，毛主席是歡迎的。但對一個偉大的戰略家，對世界形勢了如指掌的毛主席來說，絕不會在主客觀條件都不成熟時，貿然采取任何不切實際的行動和步驟，所以，對斯諾的提議，毛主席隻用兩個字來回答：“沒有。”斯諾於1月19日離開中國後，2月17日在法國巴黎的《新直言》周刊、日本東京的《朝日新聞》上刊登了他同毛主席的這次談話。英、德、意等國的報刊也相繼轉載，唯獨美國各大報卻未予登載，這說明約翰遜政府沒有絲毫改變對華政策的跡象。斯諾回到美國後，經多方努力，始得和約翰遜總統見麵，但這位美國總統傲慢地應付了幾句，便讓送客。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估計，國際交往，性急不得，隻能在主客觀條件都成熟時，才能有積極成果。
在天安門城樓上
10月1日，北京秋高氣爽，菊茂花香。
參加慶祝共和國成立21周年的各界群眾，一大早就彙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整個廣場，紅旗似海，彩旗飛揚，充滿了濃鬱的節日氣氛。剛從陝北誌丹縣參觀返回北京不久的斯諾夫婦，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對於斯諾來說，是一種特殊的榮譽。
斯諾是時隔5年之後，於1970年8月14日偕夫人洛伊斯·惠勒再次來華訪問的。到京不久，就前往陝北誌丹縣，即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保安。舊地重遊，思緒萬千。當年走過的山路，住過的窯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談的地方，感到特別的親切。昔日的古城，而今已“舊貌換新顏”。30多年的巨變，深感“保安同全中國一樣，也已經站起來了”。
周恩來總理見斯諾夫婦上了天安門城樓，便迎上前去，熱情地握著他們的手說：“斯諾先生，歡迎你。毛主席讓我請你來的。你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
“34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到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您。當時您用英語跟我講話，使我很吃驚。”斯諾深情地說。
“我還為你草擬了一個92天旅程的計劃，還找了一匹馬讓你騎著去保安找毛主席呢！”周總理詼諧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