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真摯友誼留青史，無私援助鑄豐碑
——毛澤東與胡誌明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胡誌明是越南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他們在幾乎相同的曆史條件下，在長期被侵略、被壓迫的落後國家——中國和越南，領導本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英勇鬥爭，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引導本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他們相互支持，相互學習，結下了“同誌加兄弟”的深厚革命情誼。正如胡誌明主席曾指出的那樣：“越南和中國是兩個相鄰的國家，多少世紀以來就有著密切的關係。當然，中國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關係也就特別密切。”
追求共同的理想
1911年，西貢開往法國的輪船上。
年僅21歲的胡誌明忙完一天的廚房雜務，獨自一人來到甲板上，向輪船駛進的相反方向望去，西貢的景物早已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想起被法國殖民統治者占領的祖國，想起正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國人，一種堅定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走遍世界，尋求真理，解放受苦受難的越南人民。
胡誌明就是帶著這樣的抱負來到法國的。在法國，他做過雜役、廚師；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參加了許多政治活動，並於1920年12月加入法國共產黨。他還同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共產主義者周恩來等人建立了關係，介紹趙世炎等人加入了法共。
幾乎在胡誌明旅居法國的同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也正在中國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21年7月，大約在胡誌明加入法共半年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毛澤東作為黨的創始人參加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此，毛澤東與胡誌明成了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生的同誌和戰友。
他們雖未曾謀麵，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追求與目標，把他們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胡誌明曾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回憶說：“在我個人方麵，曾經有過兩個時期榮幸地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1924—1927年，我到廣州，一方麵注意著我國的革命，一方麵從事著中國共產黨交給的工作。當時，中國工農運動正蓬勃發展，農民運動已開始擴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澤東同誌領導）。”“為了推動農民運動，毛澤東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參加了翻譯內部材料和對外宣傳工作。”
在此期間，胡誌明在廣州除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外，還為籌建越南共產黨進行了各方麵的工作：他組建了越南共產黨的前身“越南青年革命同誌會”；創辦培養越南革命幹部的“特別政治訓練班”；編印《青年》周刊，宣傳革命理論，指導越南國內的革命鬥爭。在工作和生活中，與當時在廣州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張太雷、陳延年、劉少奇、彭湃、李富春、鄧穎超等有較密切的聯係。如“特別政治訓練班”就設在毛澤東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附近，訓練班不開夥，學員都到講習所去吃飯。中越同誌經常交流，關係密切。訓練班除由越南同誌講課外，也請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彭湃等中共領導人為越南同誌講課。
所以，胡誌明在196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40周年而寫的《中國革命與越南革命》一文中說：“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大都是經過中國，而後傳入越南。”
1926年，正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第一次合作時期。1月1日至20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國民黨湖南省代表身份出席了大會，並代表國民黨宣傳部在會上作宣傳報告。胡誌明獲準在會上講演，李富春任翻譯，他痛斥法國殖民主義者在越南的種種罪行，號召越南人民起來鬥爭，呼籲中國人民支援越南革命。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胡誌明也被迫離開中國，曾在廣州受訓或工作的部分越南同誌，則參加了中國的廣州起義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與井岡山鬥爭。越南河內革命博物館至今仍陳列著當年越南同誌參加中國革命的曆史文物——“閩湘贛邊區鬥爭紀念章”等。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誌明於1938年底從莫斯科經新疆、西安到達延安，住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所在地——棗園。不久，中共中央按照胡誌明的意圖和要求，安排他以中共黨員和八路軍工作人員的身份，南下衡陽和西南各省實地考察和工作。當時，葉劍英正應邀在衡陽給國民黨軍隊進行遊擊戰訓練。胡誌明到達衡陽後，和葉劍英同誌一起過組織生活，一起開會學習，一起交流抗日戰爭和開展遊擊戰爭的鬥爭經驗，彼此真誠相待，合作默契。
1940年法國巴黎淪陷後，胡誌明立即召集海外部的同誌共同分析局勢，研究對策，決定把工作重點放在中越邊境和越南國內。他要求在中國的越南幹部，包括準備去延安抗大學習的範文同、武元甲全部到廣西工作。因為廣西地處邊境，活動條件好，可利用當地較寬鬆的政治條件，化名進行一些合法活動。胡誌明等在桂林活動的同時，還在龍州鄉下辦訓練班；在高平邊境選擇北坡作為回越領導革命的秘密立腳點；在靖西建立秘密交通樞紐。胡誌明在靖西同越共國內中央機關來的領導同誌長征、黃文樹見了麵。
1942年8月，胡誌明準備再到重慶找中共同誌，不幸在進入廣西邊境時被捕入獄。一年後經周恩來委托馮玉祥將軍幫助獲釋，遂留在廣西活動。1944年9月重新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領導越南革命。1945年8月在日本戰敗、宣告投降的同時，越黨在河內北麵的新潮舉行全國會議，決定總起義。8月19日，越南首都河內的起義成功。9月2日，胡誌明代表臨時政府發表《獨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誕生。
胡誌明和毛澤東在這段時間中，雖然幾乎沒有直接聯係，然而，胡誌明在講中越革命的關係時，明確指出“中國抗戰的勝利也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1951年2月越黨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胡誌明在政治報告中說：“依靠中國革命的經驗，依靠毛澤東思想……從而使我們取得了許多勝利。”並稱頌毛澤東是“英明的、當之無愧的兄長和朋友。”
慷慨無私的援助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正在進行抗法鬥爭的越南人民和胡誌明主席。12月5日，胡誌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祝賀。翌年1月18日，中越正式建交。此時，越南仍在法國殖民主義的統治之下，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仍控製在法國殖民主義者手中。胡誌明為了同毛澤東交談抗法鬥爭的形勢，請求中國給予經濟和軍事上的援助，秘密離開越南，徒步走了17天，才走到中越邊境，這對於一個六旬老人來說，需要多麼大的決心和毅力。後經中國有關部門的安排，於1月底始抵北京。但毛澤東、周恩來已去蘇聯訪問。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熱情接待了這位從遠道而來的老朋友，並把胡誌明主席來京的消息電告毛澤東。2月3日，根據胡誌明希望去蘇聯會見斯大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願望，經請示毛澤東，劉少奇積極與蘇聯方麵聯係，並安全把胡誌明送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胡誌明主席拜會了毛澤東，並同斯大林、毛澤東就越南的有關重大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會談。3月4日，又隨毛澤東、周恩來一道返回北京。
回京後，毛澤東認真考慮了胡誌明主席提出的經濟、軍事援助問題。當時，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大陸的失敗，企圖從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兩個方向構成合圍，形成鉗擊之勢，威脅中國的安全，而越南正是實現這一態勢的重要所在。在國內，剛剛誕生的共和國，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創傷還未來得及醫治，國民經濟亟待恢複，各項工作剛剛起步，山河待整，百廢俱興，麵臨的困難一個接著一個，要解決這些困難，都需要時間、人力、物力和財力。在越南，英勇的抗法戰爭已進入第四年，法國侵略者憑借先進的技術裝備和美國的援助，占領了越南全國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封鎖了中越邊境，企圖包圍、分割以至消滅抗法鬥爭根據地。胡誌明麵臨的局勢是非常嚴峻的。毛澤東清楚意識到，中越兩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支援越南人民爭取抗法鬥爭的勝利，不僅是對兄弟黨和國家鬥爭事業的支持，是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而且也利於打破帝國主義包圍、封鎖中國的企圖，對維護中國的獨立、安全和今後的經濟建設以及亞洲和世界和平都有積極的意義。毛澤東縱觀全局，深思熟慮，毅然決定接受胡誌明同誌的請求，對越南承擔國際主義義務，從人力、物力和軍事上給越南人民以無償的援助。
鑒於羅貴波同誌已作為中共中央聯絡代表先期赴越，毛主席、黨中央又決定任命韋國清為團長，梅嘉生、鄧逸凡為助手，組成軍事顧問團赴越工作；不久，又派陳賡為代表，赴越協助組織邊界戰役和負責統一處理中國對越軍事援助的各項工作。
派遣中央聯絡代表和軍事顧問團赴越，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尚屬首次，它直接關係著越南人民的抗法鬥爭，關係到中越兩黨、兩國關係的發展，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此極為重視，並研究規定了顧問團的工作任務、指導思想及工作方法。顧問團出發前，毛澤東親自接見了到京的顧問團成員，為顧問團規定了兩大工作任務：一是要幫助越南打勝仗，驅逐法國侵略者；二是幫助越南建設正規軍隊。毛主席說，派顧問團是胡誌明主席要求的，要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來做，要同越南同誌搞好團結，特別要搞好同越南領導人的團結。要注意，搞不好團結，寧可別做工作。
毛主席還指出，幫助人家，隻憑主觀願望出發不行，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幫助得恰當。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實、謹慎的態度。要多向他們介紹經驗教訓，少講“過五關、斬六將”，要經常檢討自己的言行。
毛主席還特別強調，越南民族是一個好民族，幾年來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我們幫助不是唯一的辦法，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道路。他還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派你們去的地方很艱苦，麵臨著艱巨的任務，有犧牲危險，要克服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