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細雨如絲潤心扉，滴水穿石豁然通
——毛澤東與施密特
赫爾穆特·施密特是聯邦德國著名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曾先後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副主席、國防部長、經濟和財政部長、聯邦總理等。1974年5月，勃蘭特總理因紀堯姆間諜案辭職，施密特出任總理。他積極推動勃蘭特政府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是首位訪問中國的聯邦德國總理，也是唯一一位與毛澤東見過麵的聯邦德國總理。
5分鍾的簽字儀式和23年的建交曆程
1972年10月11日上午9時，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門口，剛剛參加完聯合國大會後於頭一天下午到達北京的聯邦德國外長謝爾，同中國外長姬鵬飛握手後，兩人徑直走到大廳中央鋪著紅絨布的長桌前，在攝像機、照相機的閃閃燈光中簽署了兩國建交的聯合公報，為兩國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
簽字儀式隻有短短的15分鍾，但中德兩國建交卻經曆了23年。
1949年5月和10月，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繼誕生。建國之初，德國外交大權為美、英、法三個占領國所控製，直到1953年3月才歸還給當時的阿登納政府。獲得外交權後，德國首先考慮的是與東方強鄰蘇聯建立外交關係。1955年德蘇建交。當阿登納總理第一次訪蘇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卻對阿登納大談“黃禍論”，表示不希望德國發展對華關係。1963年中蘇分歧公開化後，為了牽製蘇聯，德國有意試探同中國建交，但又遭到西方盟主美國的極力反對。1969年左翼的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在大選中獲勝，勃蘭特出任總理後，大力推行“新東方政策”，與蘇聯集團各國關係正常化，但為了“不刺激”蘇聯，中德建交的議程又推到70年代。
在戰後相當長的歲月裏，德國兩大政黨的外交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異性。戰後初期，執政的基督教聯盟黨（包括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分別簡稱基民盟和基社盟）推行向美國靠攏的政策，因為新生的聯邦德國需要北約的軍事保護以及西方的支持來實現其國家安全和經濟複蘇。社民黨人勃蘭特擔任總理後，抓住東西方兩大陣營進入緩和的機遇，通過“新東方政策”改善了同蘇聯、東德等國的關係，從而大大改善了它的安全環境。
中德建交的大背景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背景是完全一樣的。一方麵，基辛格秘密出使中國，為尼克鬆總統1972年訪華鋪路，美國為改善中美關係而撇開盟友的外交，使德國和日本都有被“涮了一把”的感覺。另一方麵，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複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很多國家包括不少西方國家同中國建交，中國影響空前擴大。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問題成為德國政黨領導人和媒體激烈爭論的焦點。反對黨及其媒體猛烈抨擊勃蘭特政府屈從蘇聯的壓力，對中國采取冷淡態度，並於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之際，基民盟主席團正式決定，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向執政黨施加壓力。執政的社民黨竭力為其“先蘇後中”政策辯護，並反詰前基督教聯盟黨政府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在解釋和辯護的同時，也宣布將加強同中國方麵的接觸以早日實現關係正常化。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采取了積極回應。本來著名右翼人物、基社盟主席施特勞斯是第一個提出訪華的德國政界領導人，但考慮到施羅德具有聯邦議會外委會主席和基民盟副主席的雙重身份，為起到既給德國政府和執政黨施加壓力，又不使其過分難堪的作用，中國以民間外交機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義邀請施羅德以聯邦德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名義於當年7月訪華。施羅德曾擔任過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富有政治經驗，他在臨行前專門拜訪了勃蘭特總理和謝爾外長，討論了兩國建交問題。施羅德是第一位訪華的聯邦德國政治家，訪華期間，雙方就建交問題達成內部諒解方案，大大推動了建交的進程。
在中德建交的過程中，著名的“記者大使”王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德建交前，作為新華社駐波恩記者，王殊撰寫了大量內部調研材料報回國內，其主要觀點有兩個：一是從多個方麵引證，聯邦德國不是軍國主義複仇主義國家，而此前中國一直持相反觀點。中國應改變過去的條條框框，像同西方其他國家一樣，與其建立外交關係。二是從各個方麵說明，盡管中蘇發生了1969年珍寶島武裝衝突，但蘇聯不會改變同美國在歐洲爭奪的戰略，得不償失地進攻中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看後十分讚同，作出重要批示，並專門接見了他。
王殊對毛澤東的接見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1972年7月24日晚10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住所接見了王殊。當他被引進毛澤東的書房時，發現這正是毛澤東會見外賓電視新聞中所熟悉的地方。中間有一圈接待客人的座椅和茶幾，座椅背後擺著幾盞高大帶有白色燈罩的落地燈，右邊靠牆擺著幾隻裝滿了線裝書的書架。毛澤東坐在他平時坐的位置上，正在同早已到達的周恩來和姬鵬飛、喬冠華、王海容談話。同王殊握手後，毛澤東要王殊坐在他旁邊的座位上。周恩來介紹了王殊的情況，說他在上海複旦大學上的學，學的是英文，長期在國外當記者。毛澤東笑著說，我也當過記者，我們是同行。
接著，毛澤東縱論天下大事。他說，西方不少人正在討論蘇聯的戰略是向西向東，還是聲東擊西，有的人還在幻想把這股禍水東移。歐洲是一塊肥肉，美蘇都想吃，我們沒有資格。美蘇爭奪的中心是在歐洲，雙方都把重兵擺在歐洲。他在列舉了美蘇雙方在歐洲的兵力數字後說，蘇聯是聲東擊西。
歐洲國家太多、太散、太軟，應該聯合起來，對付美蘇爭奪的威脅，維護自己的安全與和平，不要有什麼幻想。
毛澤東還談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說德國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戰中都遭到了失敗，主要原因都是吃了兩麵作戰的虧，曆史上這樣的教訓，值得注意。
隨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談了一些外交方麵的情況。當周恩來彙報說一些德國右翼人士，包括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也想訪華時，毛澤東說，我喜歡右派，可以把他們都請來，我也可以同他們談。尼克鬆來，我就是同他在這裏談的，談得還不錯。
毛澤東從國際到國內談了3個小時，會見一直持續到淩晨1時多。
從毛澤東書房告辭出來，周恩來在外麵的小會客室就中德建交等事宜進行研究部署，他還給大家看了毛澤東已批準的外交部關於同聯邦德國談判建交的請示報告。當離開中南海時，初升的陽光已照亮了紅牆。
返回德國不久，王殊被任命為中德建交談判代表。隨後，王殊與德方代表外交部政治司司長史塔登經過曆時40天的8輪談判，達成共識，於當年9月底草簽了兩國建交公報。
中德建交後，王殊先是被任命為中國駐聯邦德國使館參讚，後繼任駐德大使。
“德國人好”，“西德人好”
施密特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認為，中國將有朝一日重新成為世界大國。1969年擔任國防部長後，越發開始注意中國的作用。為此，他進行了一次繞著中國的亞太之行，先後訪問日本、新加坡、泰國和澳大利亞，證實自己早前對中國的判斷。回國後，他私下裏敦促勃蘭特總理盡快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當時，有德國人公開說：“在長城上找不到德國統一的鑰匙”，言外之意是，中國對德國來說無關緊要。社會民主黨內也有高層人士擔心由此會影響“新東方政策”，但施密特清楚地認識到今後中國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擔任總理僅一年多，便應邀訪華。
197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施密特和夫人應周恩來總理邀請訪華。此時周恩來已身患重病，住進了醫院，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到機場迎接施密特，陪同他檢閱儀仗隊，並代表周恩來總理舉行歡迎宴會，主持與施密特會談。
10月30日上午，鄧小平與施密特會談時，接到毛澤東要立即會見施密特的通知。會談立即停止，在鄧小平副總理帶領下，驅車趕往中南海毛澤東的寓所。晚年的毛澤東體弱多病，身體狀況時好時壞，因而會見外賓的時間往往是視其身體狀況臨時決定的。
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寓所會見了施密特總理和夫人一行。每一位第一次走進毛澤東會客室的人都會十分驚訝，毛澤東的會客室，很像一個書庫，一個挨一個的大書架和一排連一排的線裝書，構成了毛澤東的“書房”。在施密特眼中，毛澤東的住處，無論是屋內屋外，看起來都毫不起眼，屋內牆上光禿禿的，有幾件辦公家具，幾個沙發擺成半圓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