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參加會見的除鄧小平副總理外，還有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王殊及翻譯唐聞生等；德方參加會見的有：交通、郵電部長庫特·格沙伊德勒、外交國務部長克勞斯·梅納特、總理府議會國務秘書瑪麗·施萊夫人和駐華大使羅爾夫·保爾斯。毛澤東盡管身體很虛弱，行走困難，連坐下都需要有人扶著，但他仍同施密特等德國客人們一一握手。
談話開始時，毛澤東注意到王殊大使，便問到：“王殊，你怎麼樣？”王殊沒有聽懂，在唐聞生的“翻譯”下，才知道在與自己打招呼，連忙回答說，“很好，謝謝主席。”
毛澤東轉向施密特問，“我們這個大使怎麼樣？”施密特的性格和作風並不像其他的領導人，在這樣的場合盡可能為大使說好話。他隻是說，希望他對兩國關係做出貢獻。
此次見到毛澤東主席，王殊發現他的身體比3年前已差了很多，顯得衰老虛弱，所說的話，也隻有常在他身邊的王海容、唐聞生等還能聽清大部分。
施密特精通英語，雙方的談話通過英語翻譯進行，而且從一開始就充滿友好的氣氛。
毛澤東說：“德國人好。”然後更精確地用英語說：“西德人好。”
施密特談到過去的20多年裏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取得的成就。接著談到在場的瑪麗·施萊夫人特別喜歡毛主席的詩詞。
毛澤東回答說：“成就大小，我也不會寫詩。但我懂得怎樣打仗，怎樣打勝仗。”
很多西方人對毛澤東的詩詞十分推崇，但他本人對此卻不以為然。毛澤東是一位集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和詩人為一身的偉大曆史人物，幾者相比較，他似乎更看重自己在軍事上所取得的成就。當然，毛澤東的自豪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在軍事上取得的如此輝煌成就，他在指揮藝術上表現得如此出神入化，無論在中國曆史上，還是在世界曆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施密特原以為毛澤東主席重病纏身，這次會見隻是一種純粹的禮貌姿態，連翻譯的歡迎詞，他也認為是事先編好再裝模作樣地翻譯出來。但隨著談話的深入，施密特不得不改變他最初的看法。
毛澤東談話已氣喘，有時發音也很困難，但令施密特吃驚的是，毛澤東精神集中，思路敏捷，雙方談話非常活躍。
“我喜歡右派”
歐洲和國際形勢自然是雙方討論的重點。如果將年初毛澤東會見基社盟主席施特勞斯時的談話作一回顧，有助於我們將德國政壇左右兩大政黨的外交戰略和政策作一對比。
1975年1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長沙住所會見施特勞斯時，雙方也就國際形勢、歐洲安全和雙邊關係深入交換了意見。
施特勞斯表達了他對國際形勢的基本觀點，20世紀的最後20年將是極不安寧的。毛澤東微笑地回答說，我們也是這麼看。
施特勞斯表示，盡管中德兩國製度不同，但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他還特別向毛澤東表示：感謝中國在德國統一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因為中國認為，盡管目前德國存在兩個國家，但德國仍然是一個民族。它們不會永遠被分裂。
施特勞斯對蘇聯的東方集團持有不信任感。他說，他們口頭上講友誼、共處、合作、緩和、和平等等，而他們的行動卻完全相反。在赫魯曉夫當政的10年裏，蘇聯軍隊增加了大約100萬，他們的首要目標在西方，他們的四分之三軍事力量部署在歐洲。而且他們還大肆宣傳德國人是複仇主義者，也說你們中國好戰。毛澤東顯然受到觸動，對施特勞斯說，這是說我啊，他們說我是好戰分子。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批評蘇聯政權，他們天天講和平，天天準備打仗。
施特勞斯回答：對，我完完全全地同意你。毛澤東對施特勞斯表示，中國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們不讚成什麼虛情假意的“和平”、“緩和”、“友誼”這一套。施特勞斯讚揚說，但你們的實際行動是和平的。
施特勞斯向毛澤東敘述了他此次來中國訪問的一些阻力。他介紹說，在我將應邀訪華的消息公布後，蘇聯開動宣傳工具大肆攻擊我，並稱北京的領導人與施特勞斯的思想和態度是一致的。……他們攻擊我要搞“波恩——北京軸心”。當然這個軸心不存在，這種指責是無稽之談。但是在曆史上中德兩國人民一直是好朋友。我認為這種友誼由於我們雙方麵臨同樣的威脅而增加了新的因素。
施特勞斯說，蘇聯人同我大談中國對歐洲的危險，我對此予以反駁。中國沒有軍隊在我們的邊界上，在柏林沒有，在東德沒有。而我們卻是看到蘇聯的軍隊在柏林，在東德。我們怕的是這些，而不是紅色的中國。
同施特勞斯相比，施密特同毛澤東就顯得不那麼一致了，特別是在歐洲安全問題上。
毛澤東說，歐洲太弱太軟，又不統一，怕戰爭怕得要死，假使今後一些年內不能在政治、經濟、軍事上聯合起來，就會為此付出代價。
施密特則認為，不能把歐洲愛好和平的願望看成是軟弱、順從甚至是屈服於蘇聯。歐洲共同防禦力量很強大，隻要保持均勢，就不必怕蘇聯可能的冒險。歐洲戰略的另一個方麵是，要同蘇聯及其盟國成為友好鄰國，並進行合作。歐洲所致力的合作，不是眾多弱小的歐洲國家和強大的蘇聯之間的合作，而是有防禦能力的歐洲和勢均力敵的蘇聯間的合作。
毛澤東則不相信威懾平衡的作用，並認為“聽起來不錯，但是，十年或二十年後局麵會發生變化”，“和蘇聯會有戰爭”，“威懾戰略是沒用的”。
施密特多年後回憶，盡管毛澤東曾認為，蘇聯和中國之間會爆發戰爭，但他沒有挑起這場戰爭，戰爭也沒有爆發。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場令人驚訝的非常克製和溫和，包括對台灣問題。
毛澤東強調，歐洲人要靠自己，靠別人是第二位的。美國的戰線太長，要保護的國家太多，10個指頭按10個跳蚤，是不行的。
盡管在一些問題上觀點不同，但雙方都坦率地介紹了各自的觀點，有時還展開辯論，但雙方都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對方。
施特勞斯與施密特生於同一時代，都是戰後德國很有影響的政治家。他們的主要的差別在於施密特和勃蘭特是德國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而施特勞斯和另一位政治家科爾則是德國右翼政黨——基督教社會聯盟和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領導人。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年代末起，基民盟長期執政達20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中國與聯邦德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時，德國也沒有與台灣建立官方的外交關係。周恩來總理在會見參加中德建交簽字儀式的謝爾外長時曾說，聯邦德國始終沒有同台灣建交，這是德國總理阿登納的遠見之舉，令人欽佩。
從1961年起，勃蘭特先後兩次作為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參加聯邦議會選舉，均未獲得成功。1969年9月，勃蘭特第三次領導社民黨參加聯邦議會選舉，由於沒有一個政黨獲得絕對多數（基民盟和基社盟聯盟黨得票率46．1%，社民黨得票率42．7%，自由民主黨得票率5．8%），社民黨和自民黨通過談判聯合組閣，社民黨主席勃蘭特當選總理，自民黨主席謝爾任副總理兼外長。勃蘭特執政期間大力推行與蘇聯、東歐國家“緩和”與“合作”的新東方政策，1971年被美國《時代》周刊推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施密特繼勃蘭特當選總理後，在外交上繼續推行勃蘭特對東方奉行的緩和政策。勃蘭特因擔心發展對華關係會影響“新東方政策”，故將“先蘇後中”作為其外交重點。但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恢複，德國朝野對發展中德兩國關係主導權的爭奪，推動了社民黨政府於1972年10月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盡管中德兩國關係是在社民黨政府執政期間建立的，但基督教聯盟黨對發展兩國關係更加積極，對國際形勢和歐洲安全的看法，也與中國有更多的共同點。
置身於上述國際環境和兩國關係的大背景下，就會明白晚年的毛澤東為什麽多次講他“喜歡右派”了。
“我是馬克思的學生”
毛澤東與外賓談話時內容很廣泛，涉及麵很寬，他總是根據不同的對象有針對性地談論某些問題。毛澤東對施密特說，你看來是康德的學生，唯心主義不好。我是馬克思的學生，我從他那裏學了很多東西，我不喜歡理想主義，我對黑格爾、費爾巴哈、康德，還有生物學家海克爾感興趣。順著這個話題，他們花了10多分鍾討論德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