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之所以對胤禟、胤（礻+我）這樣窮追猛打，有他自己的道理。胤禟的母親地位原就尊貴，而且一直深受康熙寵愛，在宗室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對她的兒子不能不防，否則母子結合，將來難以收拾。胤（礻+我）不是胤禩、胤禵集團的核心人物，對他嚴厲處置，既不會引起事端，倒可殺雞警猴，使那些非核心的人有所畏懼而不敢死心踏地地追隨他們的首領。
雍正的“忍”字謀略
雍正說他不能像父皇那樣秋獮的原因，不是把它看作遊獵不應該做，而是因為胤禩、胤禟“密結匪黨，潛蓄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不便遠臨邊塞。”他除了去過東陵，不敢離京城一步，正是怕胤禩集團發動政變，不能鎮壓。
雍正即位後，沒有像曆代君主那樣立即將過去的政敵置之死地，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實在是明智之舉。如果他實行屠戮政策，不僅有可能造成政局的動蕩，而且還可能會使政敵狗急跳牆發動政變。這在雍正剛剛即位，政權還不穩固的時候，是非常危險的。
雍正少年時，康熙常批評他性情急躁，教誨他要“戒急用忍”，他將這四個字製成匾額，掛在自己的居室，時時警省自己。在以後的歲月中，在處理重大事務上，他都注意以堅忍的毅力鍛煉耐性，克服急躁毛病。在儲位鬥爭中，他含而不露，搞《悅心集》，研究佛學，就是他動心忍性的表現。所以，他後來稱自己“經曆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
從雍正處理胤禩、胤礽集團的事上可以看出，雍正不僅改正了過去性情急躁的毛病，而且在“用忍”方麵，頗有自己的一套方略。
雍正處置政敵的策略是：根據他們在儲位爭奪中的態度和表現、勢力的大小，本人的才能和影響，以及對自己皇權的威脅程度等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具體說是，給胤禩優寵，封為廉親王，總理事務王大臣之一，以其黨人馬齊為總理事務大臣；將胤禵軟禁景陵，胤禟發配青海，胤（礻+我）革去郡王，永遠圈禁。
雍正對這些人的處置是經過深思熟慮，周密策劃，精心安排的：胤禩為首領，先給予寵信以籠絡和控製他，以防止發生變亂；胤禵在朝野上下支持的人較多，性情又強悍，不囚禁不足於製裁；對胤禟、胤（礻+我）等人的打擊，實是殺雞警猴，令其黨人產生恐懼心理而自動瓦解。雍正的政治手腕實在是高明。
雍正即位之初，對政敵隻是拘禁，而不妄加殺戮，是由當時的客觀形勢造成的——他不敢殺。雍正意識到，對手之所以敢於同他或明目張膽地對抗，或背地裏給他出難題，就是為了觸怒他，使他做出對他們過分的處置，這樣不僅會使他得到一個“淩逼弟輩”的惡名，還可能激起事端，使他們有機可乘。
所以，雍正經常在朝臣麵前揭露他們，說他們“任意妄行，惟欲朕將他們治罪，以受不美之名”還說：“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必至殺人，殺戮顯著，則眾心離失，他便可以希圖僥幸成事。”雍正說他不上當，因而對他們曲加優容。胤禵不買雍正的帳，當麵加以頂撞，胤禟也在他麵前傲慢無禮，雍正都沒有立即治罪。上麵說的這些顧慮，使他對政敵的處置不得不慎重，不敢恣意而行。
然而既便如此，雍正還是招致了很多非議。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雍正因為其政策不能順利貫徹，而責備皇九弟胤禟和貝勒蘇努等人時就說外麵的匪類捏造流言，亂發議論，“朕如果發配一個人，就說朕是報複舊怨；提拔重用一個人，又說朕是出於私心，濫施恩惠”。還說：“胤禟奉命前往西寧，而他怠慢不肯啟程，屢次推諉，耽延時日．懲治一二個奸惡太監，就說朕淩逼弟輩，這真是揚言無忌。悖亂到了極點”，“蘇努、勒什亨父子是七十（一滿州大臣名）之黨，他們朋比為奸，搖惑人心，擾亂國政”。翰林院的檢討孫嘉淦還公然上書，要求皇帝“親骨肉”。雍正對善意的建議和惡意的攻擊區別對待，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示鼓勵；對攻擊者則大加威脅，說如果再這樣，就將“啟朕殺人之端”。當日，就將包庇胤禟、搖惑人心的領侍衛內大臣勒什亨，及同情其兄的烏爾什陳，發配西寧，跟隨胤禟效力。
雍正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對待胤禩一夥，占於主動地位，這是因為他是最高統治者。但這種位置也有不利的因素，皇帝在明處，要防製臣下的暗算，特別是雍正繼位的特殊情況更易出事。雍正清楚地認識到，多年的儲位之爭。人們鬥紅了眼，為達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他說以乃父之“聖神，猶防胤禩等之奸惡，不能一日寧處”，而諸兄弟與父皇是父子關係，同我隻是兄弟關係，兄弟視父子相去遠甚，昔年父子至情，兄弟們還恣意妄行，今處兄弟關係，他們活動不止，更當引起深慮。繼位初，大約出現過兩次險情，一次是他出宮祭祀，隆科多說有刺客，遂在祭案下搜查。又一次他到東陵謁陵，隆科多說諸王變心，要防備。
雍正說他不能像父皇那樣秋獮的原因，不是把它看作遊獵不應該做，而是因為胤禩、胤禟“密結匪黨，潛蓄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不便遠臨邊塞。”他除了去過東陵，不敢離京城一步，正是怕胤禩集團發動政變，不能鎮壓。
雍正在即位初年，給年羹堯的朱諭中總是說京師形勢好。如元年初夏，他說親送康熙靈柩到景陵，“一路平安，內外無事”，秋天又寫道：“入秋以來，朕躬甚安，都中內外一切平靜。”這樣說固然反映政局穩定，而所以要絮絮叨叨，乃因胸中有事，懼怕政敵發動事變。在政局可能發生意外的情況下，對政敵可以采取屠戮政策，以削弱對方力量，但這要有把握，不致激成事端；也可以采取稍微緩和的政策，使對方被逐漸吞噬而消亡，這也要有把握能絕對控製對方做為前提。雍正采取後一政策，並且獲得成功，是在鬥爭中采取了謹慎態度，正確把握了形勢。
製造輿論
這道諭旨，實際上是雍正準備從利用胤禩到懲治胤禩的明確宣告。接下來，雍正就開始采取措施打擊胤禩的同黨，剪除的他的羽翼。
雍正對胤禩、胤禵集團打拉結合、分化利用的策略。到雍正二年夏天發生了變化，這主要表現在對胤禩及其朝中的支持者的態度上。在這以前，雍正對胤禩也不斷出難題，找岔子，並公開指責他。但這還不是專門為胤禩，而且隻牽涉個別的事情。二年四月初七日，雍正則專為胤禩而告諭諸王大臣：“說自康熙四十七年以來，我的無知兄弟胤禩等人結成朋黨，胡行妄為，以致使父皇晚年無比憂憤，“肌體消瘦，血氣衰耗。”朕即位後，不論胤禩從前諸罪，惟念骨肉兄弟之情，將他優封為親王，委任以總理事務。但他仍不知痛改前非，不以事君事兄為重，還是以胤禵、禟等為他效力的緣故，懷抱著私心。由此可見，他奪位的大誌到今天也沒有放棄。”雍正還指責他在處理政事時，有意破壞，奏事也不親自前往，而是苟且草率地讓他人代奏。雍正最後說，如此“肆事悖亂，幹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於是下令諸王大臣對胤禩據實揭發，不許包庇隱諱。這道諭旨，實際上是雍正準備從利用胤禩到懲治胤禩的明確宣告。接下來，雍正就開始采取措施打擊胤禩的同黨，剪除的他的羽翼。同年五月十四日，雍正又以蘇努、勒什亨父子，顧念舊日的同黨，袒護胤禟、七十等人，“擾亂國家之心毫無悛改”為由，革去蘇努的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領，發遣他與其諸子同往左衛居住。隔了幾天，雍正又下旨斥責胤禩及其黨羽，指出七十、馬爾齊哈、常明等，都是廉親王胤禩之黨，說他在繼位以前就十分厭惡朋黨之風，而廉親王“至今與朕結怨；亦即此故，今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多行殺戮，使眾心離散，希圖擾亂國家耳”，“古人雲：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皇考每引述此語，特指廉親王言之。”這是為進一步打擊胤禩及其朋黨製造輿論。當日，即革掉七十的職務，查抄其家產。六月二十七日，又將七十及其妻子發配三姓地方（黑龍江依蘭）。
雍正對胤禩集團策略的這種變化，同當時政治形勢的演變著密切關係。二年春天，年羹堯、嶽鍾琪已率領軍隊平定了青海羅卜藏丹津的叛亂，雍正的帝位因而一進鞏固，他在全國各地統治也都穩定下來。他說，現在“誰不誦朕之福，畏朕之威也”。他對發生事變的顧忌減少了，於是開始大刀闊斧地向政敵殺去。
雍正二年七月，雍正發布了他的《禦製朋黨論》，明確地宣告他要進一步打擊朋黨勢力。以此為標誌，他同胤禩、胤禵黨人的鬥爭進入第二階段。雍正在宣布他親自書寫的《朋黨論》時，還特意給諸王貝勒滿漢文武大臣下了一道諭旨，要求所有臣下都靜下心來，對這篇文告反複閱讀，深入領會。
雍正在諭旨和《禦製朋黨論》中講的歸納起來主要表達了以下幾點意思：
第一、康熙年間流行的朋黨習氣，雖經他即位以來諄諄告誡，但仍積習未除，現在應該徹底清除了。倘有陽奉陰違，繼續搞朋黨的，他萬萬不能寬恕。
第二、君臣之分就像天和地一樣，臣下隻能惟知有君，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君主之好惡為好惡，絕對忠於君上。朋黨違背君臣大義和臣子事君之道，擾亂人主權力的執行，罪大惡極。
第三、批評了歐陽修的君子因道同可以結黨的觀點，從理論上說明了廢除了朋黨的道理。
第四、指責胤禩、胤禵等人的結黨，而標榜自身不結黨的清高。
總之，雍正的這些話，引經據典地從理論上宣傳了皇帝絕對專權的必要和合理，朋黨的危害和非法。他以君主的身份講述這些問題，切中時弊，把其反對朋黨的道理和決心充分表達出來了。
雍正的《禦製朋黨論》，是他向胤禩、胤禵集團發動猛烈進攻的宣言書和決心書。此後，他即開始了行動。八月二十二日，雍正召見了諸王大臣，談及康熙時爭奪嗣統的事情，譴責了胤禔、胤禩、胤禟、胤禵等人。他說：“大阿哥胤禔、廉親王胤禩、郡王胤禵、貝子胤禟等都不安本分，結成朋黨，妄圖實現其奪儲大誌”，“因此，朕即位以來，拆散該黨，令胤禵、胤禟居於遠地，希望他們改悔前行，不再生事，以致觸犯國法”。十一月中，雍正於二日、十三日和十四日，連續三次指責胤禩，而且問題提得越來越嚴重，態度也越來越嚴厲。如十三日，他說“廉親王存心狡詐，結黨營私，凡遇政事，百般阻撓，顛倒錯亂，應交宗人府議處者不止數十事”。還說胤禩自受命總理事務以來，“所辦之事，皆要結人心，欲以惡名加之朕躬。”如管工部，凡應嚴追的錢糧虧空，竟行寬免，以圖獲取名譽。同月又發出上諭：“自親王以下閑散人以上，若有歸附胤禩結為朋黨者，即為叛國之人，必加以重罪，決不姑貸，亦斷不姑容也！”宣布以叛國罪懲治胤禩黨，可見事情已嚴重到了極點。十二月，以揆敘為胤禩的黨羽，雖然他已死去七年，仍下令在他的墓前樹立一個刻有“不忠不孝柔奸陰險揆敘之墓”的碑，以示譴責。
雍正發布《禦製朋黨論》對胤禩、胤禵集團發起猛烈進攻，但基本上是指責多，而處理少。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呢?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當年又有年羹堯和隆科多的案件插了進來，使政事複雜化，不能集中精力懲治胤禩、胤禵集團，而且兩個案件處理一同進行，會增大阻力，且容易發生事故。二是當時滿朝的王公、宗室、文武大臣尚未作好思想準備，其中不少人同情胤禩、胤禵黨人，而把雍正對他們的懲治看作刻薄寡恩。如二年十一日，他說：朝廷諸臣受到廉親王的欺騙，反倒以為朕過於苛刻，為他抱屈，就在朕屢次頒布譴責他的諭旨時，察看眾人的神色，未必都認為廉親王的過錯。三年（1725）四月，他又說：我在諸王大臣麵前降旨訓誡胤禩時，看諸王大臣的意思。頗有人為胤禩抱屈的。
借題發揮
雍正借題發揮，說朕與胤禩有君臣之分，兄弟之宜，但今天胤禩對於朕“則情如水火，勢如敵國。”
雍正三年，雍正對胤禩、胤禵等黨人的進攻，仍然是不斷譴責他們，羅織罪狀，為最後清算他們作好輿論準備。正月二十九日，雍正譴責胤禩黨人，說貝子胤禟外表忠厚善良而內心卻狡猾奸詐，縱使屬下人騷擾民間，命都統楚宗前往約束他。二月十四日，又諭責胤禩，所舉罪狀是：康熙靈柩運往山陵，按慣例是用民佚二萬多人，而胤禩卻要求減少；胤禩認為上駟院養馬太多，想進行裁減，這是想宣揚父皇奢侈浪費，並使將來一旦有事時馬匹無處籌措；還說他用破紙寫奏章，在祭祀的地方用破損了的桌案安置奉祝版，更衣室裏油氣熏蒸。這都是些瑣碎小事，但卻給加上了嚇人的罪名，說他是“懷挾私心，遇事播弄，希動搖眾誌，攪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
隔了十幾天，雍正又召見諸王大臣，再次責備胤禩黨人，他說楚宗奉旨前往西大通約束胤禟，胤禟不按規矩出門迎接聖旨，楚宗傳旨時，他又態度強橫地宣稱：“聖旨說得都對，我還有什麼說的，我已是想出家離世之人，有什麼亂行之處”，完全不遵守君臣大義。又責備胤（礻+我），說他與胤禟秘密聯絡，贈送馬匹；還私自祈禱，將“雍正新君”字樣寫入疏文之內，是大為不敬。
最後，又責備胤禩黨人鄂倫岱，說他與阿靈阿二人是胤禩黨人的首領，罪大惡極，朕即位後，命他為領侍衛內大臣、都統，他也毫無感激報效的念頭。朕有朱批諭旨與阿爾鬆阿，讓他轉交，他竟在乾清門，當著眾人之麵，把諭旨擲在地上。每當朕召諸王大臣頒發諭旨時，他沒有一次點首心服，有時還低下頭來冷笑。
三月間，因雍正三年服喪期已滿，胤禩與胤祥、馬齊、隆科多四個總理事務大臣上表辭職。雍正在諭旨中，極力表揚怡帝王胤祥“誠心效力，並賞給他一郡王，讓他在其諸子中任擇一人擔任，並讓諸王大臣對他“從優議敘”；對隆科多、馬齊二人也“亦著議敘”，並有賞賜；惟獨對廉親王胤禩則大加痛罵，說他是有罪無功，“自委任以來，諸事推諉，無一實心出力之處，無一有裨政治之言。並故意讓諸王大臣討論應否給他議敘。諸王大臣看風使舵，秉承雍正的意思行事，最後不予議敘。四月十六日，又因工部所製阿爾泰軍用的兵器粗劣，譴責管工部的廉親王胤禩。雍正借題發揮，說朕與胤禩有君臣之分，兄弟之宜，但今天胤禩對於朕“則情如水火，勢如敵國。”他還追溯康熙時的往事，說當日因胤禩乳母的丈夫雅齊布犯罪正法一案，父皇曾用朱批示朕兄弟，其中有“朕與胤禩，父子之義已絕矣”的旨意。胤禩曾向朕一再哀懇，說如果將這一旨意宣揚出示，那樣一來他就實在無法做人了。所以朕將此旨封固起來，交內閣收存。朕雖然如此顧全他，他卻全然不知道感恩悔過，還是“專務沽取名譽，邀結黨羽，希圖敗壞政事，實為國法所不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