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意壓抑一些科甲人，在科舉時代，實不多見。
雍正任用才力官員，自然對年老多病的官員表示反感和不能容忍。雍正元年，在指示湖廣總督楊宗仁越格薦人的同時，要他考察屬員，將“貪婪酷劣及老病無能向來苟且姑留之輩，盡數糾參。”雍正十一年，又責備兵部堂官將“年力衰邁”的郎中阿爾哈圖、瑪紳不行清理，他說：“此等人員留於部內，不但於部務無益，且礙後進之階，”命他們原品休致，同時傳諭各部院衙門，如“章京、筆帖式內有此等年老衰邁、人平常者即行奏聞，以便清除。他對老病而無能的官員的態度，更從對官員的正常考核的大計、京察、軍政中表現出來。大計是對地方官進行考察，三年舉行一次，由地方長官對屬員作出考核類別的評定。京察是考核中央官員，辦法是四品以上官員自己作出鑒定，報告皇帝，由皇帝作出裁斷，五品以下官員由吏部考核。軍政是對武官考察的製度。雍正後期考核情況如下：
雍正八年，對奉天及直隸等七省的地方官進行考察。選出卓異28名，查出貪官1名，浮躁官12名，年老官55名，不謹官36名，罷軟官13名，有病官26名，才力不及官34名。
雍正九年，對在京的朝臣進行考核，結果查出浮躁官1名，年老官1名，不謹官4名，罷軟官3名，有疾官6名，才力不及官6名。
雍正十年，對武官進行考察，結果選出卓異3名，查出貪官2名，年老官3名，有疾官2名，才力不及官1名。
雍正十一年，對浙江等十省的地方官吏進行考察，結果選出卓異22名，浮躁官17名，年老官56名，不謹官36名，罷軟官23名，有疾官24名，才力不及官31名。
雍正十一年，對直隸及直隸總河的官吏進行考察，結果選出卓異1名，浮躁官4名，年老官22名，不謹官2名，罷軟官2名，有疾官3名，才力不及官8名。
這些考察，都照例處理了。在被處分的人中，最多的是年老官，尤其是在大計中，遠遠多於其他類型的官員。這是雍正不容年老多病官員留於任上的表現。
總結雍正的用人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三條：用人隻論其才能，不受陳規舊例的限製，可以越級提拔，可以不太注意滿族、漢人的區分；二是對廉潔奉公、勤勞、謹慎而無才能及創造性的類似“木偶”的官員，可以信任，但是絕不可以重用，以免耽誤政事；三是對有才能而有傲慢等毛病的人，要愛惜，不要因為他們的短處而棄才不用，當然也不能放縱他們，要對他們加強教育，希望他們克服弱點，更好地發揮才幹的作用，其實這三條，中心思想就是大膽使用有才幹的人，在使用同時加強對他們的駕馭和教育，而老實本分的好人不能重用，因為用人是為讓他們替國家辦事，不是用不能勝任的好人敗壞國家政事。
雍正的“恩”字謀略
雍正關懷臣下，一則是為賞功，一則也是駕馭手段，使臣工感激莫名，效忠圖報，稍或不謹，就給顏色。
雍正對官員有一套寵信駕馭的辦法，最常用的是賞賜，如賜世職，加銜，加級，加紀錄，賜四團龍補服、雙眼花翎、黃帶、紫轡，賜“福”字，賞書，賞賜各種食品、藥物、人參，以獎勵“公忠奉職，勤慎持己”的官僚。
雍正對一些官員的身體表示關懷。雍正元年，湖廣總督楊宗仁因病奏請命其子、陝西榆林道楊文乾到武昌侍養，雍正立即批準，為使楊宗仁安心養病，給楊文乾加按察使銜，又派深知為好醫官的禦醫趙士英赴鄂為楊宗仁診治。雍正三年七月，兩廣總督孔毓珣折奏廣東按察使宋瑋“才守兼優”，可惜有病，恰在他的奏折未到之前，雍正已命宋瑋赴京引見，至見到孔毓珣奏折，即命宋瑋暫停來京，告訴孔毓珣，轉告宋瑋：等全好了，可以走路了，再前進，“切勿任伊勉強扶病而行”，免得趕路把他拖垮了。這是因愛才而憐惜之。十一月，孔毓珣折奏宋瑋已痊愈起程，雍正知道了很高興。
雍正八年，浙江按察使方覲調任陝西布政使，上任途中病倒了，雍正要他回家好好休養，等候派遣的禦醫前往看視，並告他陝西藩司之職已另委他人，要他痊愈後即行報告，再行安排任使。方覲並不是多麼重要的官員，也享受到皇帝派遣禦醫治療的榮寵。
雍正還關懷到官員的家屬。陳時夏在封丘罷考事件中被革職，兩年後卻升為江蘇巡撫，他是雲南人，願將八旬老母迎養任所，雍正就令雲南督撫把陳母送到江蘇，特地指示：“起身日期一聽其母之便，在路隨意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驛定限。”如此優寵，就是要陳時夏盡力辦事，他直言不諱地說：“朕既擢用陳時夏，欲其宣力以報朝廷，自不忍令伊垂白之母暌違數千裏外，兩相懸切。”
雍正四年，雍正見河南禹州知府孫國璽，問他寡母年齡，要他俟其母至八十歲時奏請禦賜匾額。雍正六年，孫國璽任台灣道，因這個職務不能帶家屬，就將老母寄居漳州，並將此情奏報雍正，雍正為使他能夠迎養，改任他為福建鹽驛道。雍正十年，孫母已屆八旬，孫國璽遂為其母請求匾額和誥封，然而雍正卻大變其調：“朕初期望於汝之心實惟天鑒，豈料汝如是負朕深恩也。今日不但汝母匾額無須啟齒，汝若不痛自悛改，仍循潔己沽譽欺蒙隱飾轍跡，身家性命，目前難保，累及汝母，尚在未定。具何心膽麵皮，輒敢冒請封典耶！觀汝此奏甚屬妄誕，可惡之至！”雍正因他沽名釣譽，不實心辦事，收回了給他母親恩典的諾言。由此可見，雍正關懷臣下，一則是為賞功，一則也是駕馭手段，使臣工感激莫名，效忠圖報，稍或不謹，就給顏色。
雍、乾時期文學家袁枚寫過雍正關心臣下的兩個故事，不一定全可靠，也可敘來作參考。侍郎留保奉命赴浙江，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雲：聞汝尚無子，可在浙買一、二婢妾回京。杭州織造隆升因將女子奴奴贈送給他，於是世間傳說留保“奉旨取妾”，以為不世之榮。雍正任用尹泰為協辦大學士，用其子尹繼善為總督，尹繼善生母徐氏為尹泰之妾，她的兒子位至封疆，卻仍青衣侍候主母。一日尹繼善陛見，打算為他的生母提出請求，雍正早就考慮到了說你不用講了，想是為你生母的事，回家聽旨吧。歸家，尹泰以子不先請示於已，就上奏，要拿主上恩眷壓抑老父，就拿手杖責打他，徐氏心痛兒子，下跪求請夫主息怒，尹泰方停止責打。雍正聽說此事，立即派宮娥四人到尹宅，為徐氏梳裝，頃刻間，內閣學士來宣旨，封徐氏為一品夫人，並令尹泰先拜徐氏，因其生有賢子。用這個方法寵待尹繼善。
雍正的權術
雍正多用南麵之術，越是那些有作為的人用得越高明。有人攻擊他“權術禦下”，雍正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間惟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其實，他說的與做的不一樣。他善於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
雍正打擊政敵，殘酷無情，但對一些持有不同政策見解的人，隻要不同政治鬥爭相聯係，不但不迫害，照舊予以使用和信任。
朱軾，康熙末年為左都禦史，雍正繼位，封他為太子太傅，雍正二年命他兼任吏部尚書，特賜詩章，詩雲：
忠豈惟供職，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為國福蒼生。
希望在他輔佐下治好國家。但是朱軾違反雍正的意願，反對耗羨歸公，雍正三年，雍正用他為大學士，還要他教育皇子乾隆帝弘曆等人。後來他又反對西北用兵，據傳說，他曾不安於位，以病假乞休，雍正挽留他，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他感激涕零，從此不複有去誌。及至雍正死，他立即針對老主子政策，上條陳，指責司法嚴刻和墾荒之弊，旋即病死。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張唱反調，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
太原知府金鉷，反對耗羨歸公，雍正卻很快提升他為廣西按察使，尋即擢為巡撫。他為地方官任用的合理，向雍正建議把州縣分為衝、疲、繁、難四類，依據分類情況，任用官吏。他的辦法為雍正所接受。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極力為主子效勞。曾靜案子中，他清查軍流人犯在廣西散布反對雍正的流言。
侍郎沈近思反對雍正的耗羨歸公的政策，雍正仍然重視他的為人，賜詩讚許他：“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沈近思反對雍正崇佛，雍正並不為意，他死後，加禮部尚書、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以其子年幼，令吏部派司官經理喪事。
另一反對耗羨歸公的禦史劉燦，雍正始初認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後見他“居心尚屬純謹”，升之為福建汀漳道。雍正五年，他因漳州府及屬縣倉米短少，揭報督撫，文書被府縣截回，他氣得以頭撞壁，福建陸路提督丁士傑密參他浮躁失體統，雍正保護他，說他是感恩圖報心切而忘掉了禮體，倒是肯實力任事的表現，沒過錯。
雍正七年，李元直為監察禦史，上任八個月，疏奏數十上，接連上疏彈劾官員，其中有一個奏折，對滿漢大學士等均有指責，說：“朝廷都俞多，籲咈少，有堯舜，無皋夔。”意思是說朝中皇帝是堯舜式的明君，但是沒有製刑律輔政事的賢臣皋陶。而臣下隻會說讚同的話，沒有爭論。他在表麵上譴詰廷臣，實亦涉皇帝，雍正問他：沒有皋夔臣子，哪來的堯舜之君。不過雍正認為他沒有惡意，告訴他：“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恰好廣東上貢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賜數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為巡視台灣監察禦史，雍正親自取時寵書，為之選擇上路的日子。李元直陛辭時，雍正說他肯定不會貪贓，隻怕“任事過急”。
雍正即位不久，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疏言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在儲位之爭餘波未息的情況下要求“親骨肉”，自然是逆鱗犯諱的，果然雍正大怒，責問翰林院掌院學士為何容此狂生，朱軾在旁說：“此人誠然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膽量。”雍正沉思一會大笑說，我也不能不讚賞他的膽量，即拔置為國子監司業，且諭九卿：“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且以為法。”隨後用他為國子監祭酒、順天府尹、侍郎。
雍正七年，雍正鑒於生監請人代考的弊病，下令犯有錯誤的人自首，可以免罪。禦史陳宏謀奏，這樣做將使胥吏查訪，滋擾地方，不如寬其既往，禁將來，不必令自首了。雍正開始不接受，和他辯論再三，最後認為他識大體，立加表彰，當時山西鄉試主考已定了人選，雍正改令他去，試畢複命，雍正命他以禦史銜出知揚州府事，允許他密折言事。
帝王多用南麵之術，越是那些有作為的人用得越高明。有人攻擊他“權術禦下”，雍正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間惟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其實，他說的與做的不一樣。他善於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如年羹堯案件之初，雍正在河道總督齊蘇勒奏折上批寫：“隆科多止論爾操守平常，而年羹堯前歲數奏爾不學無術，必不能料理河務。”用挑動他對年私仇的辦法，揭發年羹堯。對待允禩集團，雍正實行打拉策略，這雖是政治鬥爭中采取的手段，但也反映雍正的使用權術。雍正講用人之難，以胤禩為例，說“廉親王其心斷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政敵的首腦當然不能用，但又必須用，這就看駕馭之精疏了。雍正成功了，也表示他的權術之高。
雍正繼位不久，就有人批評他用人不得法。雍正元年二月，他憤憤不平地說：“外問匪類捏造流言，妄生議論。且如發遣一人，即議朕報複舊怨，又如擢用一人，即議朕恩出於私，以新進加於耆舊之上”。隨後，有人說他“進入太驟，退人太速”。他處分臣下，也有人不服，比如黃河清時諸臣表賀，雲南督撫楊名時和鄂爾泰的賀表都不合規格，通政司題參，雍正把楊名時交吏部議處，對鄂爾泰免予察議，同時發生的同樣事情、同一性質的錯誤，處理兩樣，自然引起議論。雍正就宣布他如此處置的原因：
觀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眾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蓋其眾愆。或為有心之過，或為無心之失，朕無不悉之體之。
接下去他說明了為什麼對鄂爾泰、楊名時不同態度的原因，但從中可以看出，他把官員分為兩類，區別對待，他所認為才德兼優的，輒加重用，升遷較速，對他們的一般過失，給予教導，而不作處分；若是沽名釣譽、庸懦守舊的，動輒申斥，加以處分，以至降調、罷官。這也是他的用人思想表現，從這可以看出他用人、去人的底蘊。
雍正的“察”字謀略
雍正用耳目是為獲得真實情況，又知道耳目有時蒙蔽人，反倒得不到實情，所以對他們也非絕對信任。他深知用耳目，有利有弊，要善於利用他們，要能夠識別真偽，獲得真知灼見。是用耳目，而不是為耳目所用，這是他區別於一般平庸君主的地方。
雍正製馭官員的許多手段中，有一種是利用奏折製度。這一製度，產生於康熙年間，而雍正把它製度化，乾隆以後繼續實行。而雍正朝實行最有成效。它的辦法是，皇帝允許地方大員，中央派出的官員和皇帝特別準許的地方中級官員書寫秘密奏折，直接送交宮中，不必經過內閣，所寫的內容是地方情況、官員、民間風俗、社會問題以及寫折人的個人私事，或者各項建議，皇帝閱覽，往往在奏折上用朱筆寫上批語，給予指使，準許什麼，不許怎樣，皇帝因不是正式上諭，可以隨便一點書寫，官員得到朱批允許，再寫題本，送內閣轉呈皇帝，所以秘密奏折是官員和皇帝討論政事的文書，因有皇帝朱筆批語，又叫朱批奏折。
康熙間的儲位鬥爭及其在雍正初年的延續，造成雍正了解官民動向的迫切性，增強對官僚控製力的迫切性。秘密奏折製度，在官僚的職責範圍以外，使他們互相告密，迫使他們彼此監督，各存戒心，不敢放膽妄為，不敢擅權，因而對雍正更存畏懼之心，做忠順的奴才，而雍正則可從奏折中窺見臣下的思想、心術以至隱衷，因之予以鼓勵和教誨，這樣多方聯絡，上下通情，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控製臣下。
奏折製度，就其密察官員講，也是一種告密製度。告密，是一般人所反對的，因為這是不正當的。康熙初行奏折，能夠有資格寫奏折的很少，保密程度也高，沒有引起多大反響。雍正推廣奏折製，就出現反對勢力了。他在責備楊名時將奏折朱批敘人題本時，說楊犯錯的根本原因。是“其心中以為不當有密奏密批之事耳”。透露出不滿奏折製度的力量的存在。他死後一個多月，謝濟世代替伯爵欽拜書寫《論開言路疏》，提出“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的呼籲，而所謂言路之弊就是奏折告密。疏中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不知主名，被告無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因此“請自今除軍機外，皆用露章，不許密奏。”謝濟世和欽拜的發難，是乘雍正之喪，代表反對奏折製度的勢力要求取消這一製度。據說該疏得到乾隆的首肯，然而新君實際堅持實行奏折製，並於十二年停止奏本的使用，進一步肯定了奏折製度。總而言之，奏折製度下官員互相告密，使他們本身具有特務性質，但這種製度把官員秘密言事變為做官的職能，變為本職工作的一部分，他們不是專業的特務，把特務的職任寓於一般官職之中了，這是奏折製下官僚政治的一個特點，因此，雍正政治不宜於視為特務橫行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