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攻心為上，不怒而“威”
錢名世的行為代表了官場上那種妄自揣摩、趨附權貴的惡劣風氣，這種惡習如果任其蔓延，將會助長朋黨之風，導致皇權旁落。為了狠狠打擊那些諂媚權貴的無恥之徒，雍正便把錢名世當作諂附權臣的典型拿出來興師問罪。
雍正絕不是為曆史鳴不平才殺陸生楠。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在自己的皇權統治下，不準許有任何越軌的“異端邪說”。他要以此威懾天下膽敢胡言亂語之人。
雍正認識到胤禩集團的殘餘力量才是自己的心腹之患。曾靜案發，為自己提供了良機，他要不失時機地予以毀滅性打擊，殺一儆百，爭取輿論優勢。
妄言亂政者殺
江景祺在年的手下還沒有獲得什麼好處，連官職都沒有，年便垮台了，根本夠不上年黨的資格，但他諂附權貴、妄議朝政，卻正是雍正最厭惡的朋黨惡習，使得雍正痛下決心加以懲治，以警告那些妄言亂政的文人。
雍正令年羹堯自裁後，並沒有停止對年羹堯餘黨的懲治，年羹堯“大逆罪”的第三條是“汪景祺《西征隨筆》，見者發指。年羹堯亦雲曾經看過，視為泛常，不行參奏。”雍正此後抓住《西征隨筆》這本書不放，追查汪景祺的罪行，有其深層的政治目的。
汪景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戶部侍郎汪霖的次子。汪景祺少年頗有才名，恃才傲物，“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為友者。”康熙五十二年中舉人，仕途一直不順，潦倒數十年。雍正二年初，他由京城往西安投奔陝西布政使胡期垣。胡期垣是年羹堯的親信死黨。汪景祺借這層關係，上書求見年羹堯。他在其《上撫遠大將軍、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中，對年羹堯極盡阿諛諂媚之能事。稱年為“詞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聖賢豪傑備於一身”還說曆代名將郭子儀、裴度、韓錡、範仲淹等功績，“較之閣下威名，不啻熒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蓋自有天地以來，製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哉！”在信的末尾，汪景祺還說如果不能瞻仰年這樣的“宇宙之第一偉人”，則“此身虛生於人世間”了。就這樣，汪景祺見到了年羹堯，並成了年手下的幕僚。
江景祺在年的手下還沒有獲得什麼好處，連官職都沒有，年便垮台了，根本夠不上年黨的資格，但他諂附權貴、妄議朝政，卻正是雍正最厭惡的朋黨惡習，使得雍正痛下決心加以懲治，以警告那些妄言亂政的文人。
究其根底，汪景祺獲罪的原因，還是他寫的那本《讀書堂西征隨筆》，這本書是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奉旨抄年羹堯家時發現並上報的，奏報稱：臣等“細搜粗重家夥，於亂紙中得抄寫書二本，書麵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自序，係汪景祺姓名，臣等細觀，其中所言，甚屬悖逆，不勝驚駭，連日密訪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錢塘縣舉人汪日祺。”雍正對福敏等人此舉非常滿意，朱批“若非爾等細心搜查，幾致逆犯漏網。”雍正讀罷《讀書堂西征隨筆》大為震怒，在書首上寫道“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弗使此種得漏也。”也就是在此時，汪景祺就注定了被殺的命運。
這本書是汪景祺在年羹堯軍中所作。書中記載的大多是關於吏治、考選方麵的事情，雖有些刻薄之詞，甚至是揭露官場醜行的文字，但從全書內容來看，汪景祺的出發點仍然是為朝廷出謀劃策。隻不過抒發了自己不能參政的憤、懣，表現自己的政治見識。《隨筆?周鍾項煜之死》篇雲：“闖賊於三月十九日破京師，煜於四月十八日至金陵，福王稱偽號，……”不但仇視李自成，而且視南明小朝廷為偽朝，說明汪景祺是奉大清為正統的，他的得罪並不是因為民族意識問題。
但是，汪景祺書中也有一些文字過於偏激、放縱，觸怒了雍正。書內有一首詩，稱“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用以譏訕康熙的筆墨。《曆代年號論》一文，指雍正的“正”字有“一止之象”。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統，凡有正字皆非吉兆。又議康熙的諡號不宜稱“世祖”。《功臣不可為論》則針對輿論中功臣不能自處而遭屠戮的觀點，加以辯駁，旨在責備君主，為功臣鳴不平。文章分析君主殺功臣的原因是：庸主聽說兵凶而懼，功臣能戡亂，因而想能定亂的，就能作亂，那樣己位就不能保，因而疑之，懼之；功臣因功得上賞，禮數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結，遂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議，甚而諫諍，則謂之無人臣禮，謂之驕橫，遂厭棄之。這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有死而已了。汪景祺認為功臣怎麼做都要獲罪，所謂“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忠英雄所有槌心而泣血者也。”在結語中汪繼續大發感慨：“殺道濟而長城毀，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戮開國功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東川不守。可勝概哉！可勝概哉！”以功臣檀道濟、蕭懿的被害與明太祖朱元璋殺功臣及由此引起的嚴重後果為鑒戒，勸臣子不做功臣，警示君主不要殺戮功臣。這篇文章是寫於年羹堯青海建功之後，顯然是在有意提醒年羹堯，但年羹堯並沒有領悟。
年羹堯倒台之後，雍正見到這些文字，自然會聯想到這是為年羹堯鳴冤。攻擊自己殺戮功臣，無怪乎雍正恨得咬牙切齒，非要置汪景祺死地了。
雍正因《讀書堂西征隨筆》給汪景祺定了三大罪狀：其一，汪景祺的詩句“皇帝揮毫不值錢”，意在譏訕聖主；其二，《功臣不可為論》一文責備君主猜忌，以曆史上的功臣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其三，譏誹康熙的諡號不宜稱“聖祖”，非議雍正年號用“正”字。於是，雍正上諭：照大不敬律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窮披甲人為奴，親兄弟、親侄均革職，發戍寧古塔，五服內的族親現任及候補官職者一律斥革，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汪景祺之妻出身豪門，因夫罪連坐，發往黑龍江。“遣發時家人設危樓，欲其清波自盡，乃盤辟匍匐而渡，見者份之。”淒慘之狀由此可見一斑。
按照雍正的命令，汪景祺被斬首後，其頭顱長期懸掛在宣武門外菜市口，以警戒南來北往的漢族士大夫和一般讀書人。雍正死後，左都禦史孫國璽以“京師為首善之區，菜市口又京師之達道，列樹枯骨於中途，不惟有礙觀瞻，且不便牽車服賈之輻輳”為由，奏請新皇將汪景祺等六人之首級掩埋。至此，汪景祺的頭顱在菜市口懸掛示眾逾十載之後才得以歸葬地下與屍身團聚。
汪景祺成為雍正朝第一個以文字之故被殺的人。也是雍正為力矯朋黨之弊，警示以文亂政之人的犧牲品。此後，雍正便接連不斷地興起文字獄，以鞏固自己的統治。
以文詞為國法
錢名世的行為代表了官場上那種妄自揣摩、趨附權貴的惡劣風氣，這種惡習如果任其蔓延，將會助長朋黨之風，導致皇權旁落。為了狠狠打擊那些諂媚權貴的無恥之徒。雍正便把錢名世當作諂附權臣的典型拿出來興師問罪。
雍正初年，官場中盛行諂媚權臣，攀附顯貴的惡劣風氣，其中尤以諂附大將軍年羹堯為盛。受此風影響，一些所謂名士，也溜須拍馬，投詩獻媚，喪盡文人的骨氣，使雍正痛恨不已，決心加以整飭，肅清官場。
年羹堯自盡後，雍正為搜集罪證以及窮治年黨，對年羹堯在京及外地住所進行了嚴密搜查，在查獲的書籍信件中，發現了錢名世獻給年羹堯的幾首詩。
錢名世，字亮工，江南武進人。康熙三十八年中舉，與年羹堯南北鄉試同年。康熙四十二年欽賜進士，殿試探花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講，參與纂修《子史精華》、《駢字類編》。錢名世才華橫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稱。他早年師事浙東著名史家萬斯同，很得萬斯同器重。萬特意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必交給他“屬辭潤色之”。錢名世的詩名氣更大，頗為當時雄踞詩壇的王士禎所讚譽。但此人有才無德。康熙五十年，錢名世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被革去翰林侍講職務，“令其修書贖罪”。後雖又被起用，但因“品行卑汙，不堪複玷侍從之班”，不許在翰林衙門供職。
雍正二年，年羹堯進京時，錢名世特意寫了兩首詩獻給年羹堯。第一首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把年羹堯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諛頌之味十足。第二首有“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別人看不懂，特意於詩後注解說：“公（指年）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錢名世認為，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胤禵督兵入藏，康熙特為之立“平藏碑。”現在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也應為年立一碑，以表彰他的功勞。
錢名世與年羹堯雖是南北鄉試同年，但二人官場上素無往來，私交也很泛泛，錢名世似還夠不上年黨資格。他贈詩給年羹堯，屬於一般的溜須拍馬性質，很難說有什麼政治目的。但是，錢名世的這種行為代表了官場上那種妄自揣摩、趨附權貴的惡劣風氣，這種惡習如果任其蔓延，將會助長朋黨之風，導致皇權旁落。為了狠狠打擊那些諂媚權貴的無恥之徒。雍正便把錢名世當作諂附權臣的典型拿出來興師問罪。
雍正為了教育眾多文人，警戒群臣，對待錢名世一案采取了別出心裁的做法。錢名世案發後，經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奏稱：“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應革職，交與刑部從重治罪”。刑部審理後，認為錢名世“以平藏之功歸之年羹堯，謂當立一碑於聖祖平藏碑之後，悖逆已極。”如果這個罪名成立的話，錢名世按律當斬，其家屬親戚也要連坐治罪，雍正不同意這麼處置，他降旨說：
錢名世“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汙，所以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閑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奸惡，措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
怎樣“以文詞為國法”呢?雍正挖空心思，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
“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
雍正將禦書匾額掛在錢名世的大廳上，時刻提醒他不要忘記自己“名教罪人”的身份，讓他無臉見人，雖生猶死。雍正還特意諭示常州知府和武進知縣，命他們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名世家查看，如發現他不掛匾，就呈報督撫奏明治罪。
雍正像貓戲老鼠一樣把錢名世盡情耍弄了一番之後，仍不願就此放手，他認為掛“名教罪人”匾隻能把錢名世在他老家搞臭，還不能充分發揮警戒臣工的作用。於是，他又玩了一招：
“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為切齒。可令在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十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記其劣績，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
科甲出身的官員紛紛遵旨作詩，作成之後呈雍正審閱，再交付錢名世刊刻。正詹事陳萬策的詩有這樣兩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意思是說這個錢名世與康熙時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同名，都犯了叛逆罪：這個錢亮工與表字亮工的年羹堯是同樣的奸惡之徒。這首詩深得雍正的嘉許，在諸多諷刺錢名世的詩中被評為第一名。但也有一些詩未能迎合聖意。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的詩作被認為“謬妄”，遣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所受的處分超過了“正犯”錢名世。侍讀學士陳邦顏、陳邦直兄弟也以詩作“乖誤”被革職。凡是在錢案問題上流露了不滿的官僚，都遭到雍正的嚴厲打擊。
在雍正的發動下，共有三百八十多人寫過刺錢詩，這些詩很快按照雍正的意圖刊刻印出，武英殿板，雕寫極工，宣紙題日：《禦製錢名世》，各省學院都頒發一部。以警戒無恥人臣，雍正這才心滿意足地罷手。
罪在“隆黨”
雍正深信相麵術，對此亦小有心得。說查嗣庭長相不好。曾引他的警覺，在於向群臣表白查嗣庭從來未被自己信任過。
雍正興起的第一樁文字獄是汪景祺《西征隨筆》，但雍正不會因幾篇文章去打擊一個政治上無所作為的人，究其原因，是他黨附權臣年羹堯，雍正為力矯“朋黨”之弊。就拿他開了刀，而同樣令朝野震動的查嗣庭試題案也是撞在了雍正“禁朋黨之弊”的刀口上，隻不過他依附的權貴換成了隆科多。
雍正說他早就看出查嗣庭有謀逆之心，根據是他長了一副“狼顧之相”。何謂“狼顧”?相麵家說，有的人走路時反顧似狼，即頭向後轉一百八十度而身軀保持不動，這種人往往心術不正，情有異誌。雍正深信相麵術，對此亦小有心得。說查嗣庭長相不好，曾引他的警覺，在於向群臣表白查嗣庭從來未被自己信任過。
查嗣庭，字橫浦，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家道十分興旺。兄弟四人大哥原名嗣璉，後改名慎行，少受學於黃宗羲，詩賦為其所擅，康熙三十二年入南書房，不久“欽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二哥嗣磔，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官至待講，詩名與慎行相埒；嗣庭行三，康熙四十七年進士，雍正年間，先任內閣學士，很快升任禮部侍郎。康熙晚期，是查家最紅火的時候。查慎行欽賜進士，其子克建在此前已考中進士，三年後嗣磔繼之為翰林，又過了六年，嗣庭為進士，克建人刑部。當時查氏庭前有連桂之瑞，查家門戶之盛一時被人們傳為美談。
然而，好景不長，盛極而衰，自查嗣庭雍正四年因文字獲罪，查家一敗塗地。
關於查嗣庭一案，民間有這樣的傳說。查嗣庭任江西主持科考的大員時，出了一道“維民所止”的試題。這本來是《詩經》裏的一句話，不料卻被人密告，說他“心懷異誌”，蓄意要砍雍正皇帝的腦袋。雍正拿來試題一“推敲”，“維”、“止”二字合在一起果然有去“雍正”之首的意思，勃然大怒：你要砍我的頭，我先要你的腦袋！於是查嗣庭被斬首處死，“明正典型”。這則傳說雖流傳甚廣。但畢竟不是史實。
查嗣庭獲罪確與科場試題有涉，但並不是所謂的“維民所止”。他在江西所出的試題主要有：《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山徑之蹊，問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君猶腹心，臣猶股肱》、《正天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其旨遠其辭文》等。雍正也確實挑剔過查嗣庭所出的某些試題，但他並不想以此論罪。雍正曾解釋說我治查嗣庭的罪並不是因為他去江西典試時出的試題有毛病，如果這樣做，別人就會說查嗣庭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我之所以殺查嗣庭是因為他有“種種實跡。”這“種種實跡”指的是抄查家時發現的兩本日記，在那上麵查嗣庭記了對已去世的康熙皇帝的諸多不滿。最後查嗣庭以大逆罪戮屍，擺出的罪證就是這兩本攻擊和非議康熙的日記。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表麵文章，試題也好，日記也罷，都隻是雍正搞查嗣庭的借口，這一案件背後複雜的政治背景才是查嗣庭遭文字之禍的真實原因。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查嗣庭被革職拿問，雍正對群臣說“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為內閣學士及禮部侍郎。”這樣一說，就把為什麼要羅織查嗣庭文字之罪的原因點破了。雍正清算查嗣庭是為了清除隆科多的黨羽為最終解決隆黨作輿論準備。隆科多權傾朝野之時，查嗣庭竭力攀附，所以盡管有“狼顧之相”也是官運享通，沒想到最終因此成為犧牲品。
但如何通過查嗣庭進一步打擊隆科多，根禁“朋黨”之弊，整肅士習，雍正頗費了一番腦筋。從筆墨文字上羅織罪名是“既定方針”，然而由於查嗣庭為人做事謹慎縝密，把柄還不太好捉。
機會終於來了。雍正四年屆各省鄉試之期，查嗣庭被命為主考官，典試江西。鄉試完畢，雍正著重查閱江西試題錄，反複推敲，發現有文章可做，但又覺得靠試題問罪不足以服眾。他推想查嗣庭平日不可能沒有文字，於是下令對查氏進行抄家，果然發現了細字密寫的日記兩本。罪證齊備，雍正於當年九月召集朝臣，當眾公布：
“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必有平日記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為可恥，以裁汰冗員為當厄，以飲賜進上為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為文字之禍，……熱河偶爾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敝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屬托，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秘。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為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獄罪為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跡現在，尚有何辭以為之解免乎”?
科舉考試，考官須從《四書》、《五經》摘取文句命題，按理說，不會有什麼政治風險。其它也不盡然。因試題涉嫌謗訕或太偏太怪而考官得罪的，清代屢見不鮮。但像雍正這樣善於聯想，精於考求，能透過題麵文字而洞見題者肺腸的，亦屬“難為”。因而，雍正似乎也覺得這樣做難免有穿鑿附會之嫌——如指斥查嗣庭用孟子的話所出的試題《君猶腹心，臣猶股肱》說：為什麼稱君為“腹心”而不稱“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等等，很難令人心服口服。所以雍正主要是以查嗣庭的兩本日記為論罪、治罪的根據。在雍正看來，試題不過是論罪、治罪的參考，而日記，白紙黑字，腹誹心謗，才是足以令人信服的、確鑿的、有分量的罪證，所以雍正稱之為“種種悖逆實跡”。
雍正四年九月，在宣布查嗣庭罪狀後，雍正命將查嗣庭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定擬具奏，然而當次年五月刑部等衙門奏請照大逆律將查嗣庭淩遲處死時，他已死於獄中。查嗣庭不能活著“明正典型”，照例應戮屍梟示，雍正命刑部依律行刑。
查嗣庭犯了“大逆不道”罪，按律其兄弟子侄凡年滿十六歲者均應坐斬。但雍正沒有這樣做，他在嚴懲“主凶”的同時，還要顯示一個皇上的“寬仁”，所以對應坐斬諸人分別予以免罪和減罪。查慎行父子免罪釋放回籍。查慎行一生經曆兩次風險，竟以善終，實屬幸運。老二查嗣（王+票）和他的兒子查基奉旨從寬免死，流放三千裏，最後死於關西戍所。
查嗣庭的弟弟，老四嗣瑾因前已過繼給親叔查嵋繼，依律免議。查嗣庭之子查沄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另外三個不滿十五歲的兒子與嗣（王+票）年未及歲的幼子原擬給功臣為奴，最後改為流放三千裏。
雍正此舉沉重地打擊了隆科多的黨羽，事隔一年，隆科多因四十一條大罪被囚禁。
雍正的“威”字謀略
論述曆史而獲罪被殺，陸生楠是清朝第一人。但雍正絕不是為曆史鳴不平才殺陸生楠。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在自己的皇權統治下，不準許有任何越軌的“異端邪說”。他要以此威懾天下膽敢胡言亂語之人。
雍正以去“異端邪說”為名屢興文字獄，但他深知以天下讀書人之多，想堵塞言路，難上加難，隻有以皇權的威懾力量來製服“叛逆者”，在精神上把他們“鎮住”，使其“一時畏其人，千秋服其神”，才會有良好的效果。不造成一種強大的威懾力，不可能實現思想之大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