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六月，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以謝濟世私注《大學》、毀謗程朱向雍正上奏，同時還參劾陸生楠“細書《通鑒論》七十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製，言詞更為悖逆，顯係非漢時政”。雍正親自審閱了《通鑒論》，並逐條予以駁斥。最終決定采取嚴懲陸生楠，威懾謝濟世的方法，首先下令將二人軍前正法。
陸生楠，廣西舉人，曾任江南吳縣知縣。後赴京覲見，雍正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不久改授工部主事。外任知縣，曆俸數年，或政績卓異或大有功於朝廷，才能升補此職。陸生楠初仕就得到這種任用，應該說是受到雍正賞識的。但陸生楠頗有點桀驁不馴的勁頭兒，言談話語中常流露出“傲慢不恭”之情。使得雍正對他很厭煩，總想教訓他一下。雍正四年李紱、謝濟世事發，雍正以他是謝濟世等人的廣西同鄉，“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李紱曾任廣西巡撫），把他革職，本來無罪的陸生楠同謝濟世一起被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
到達阿爾泰戍所後，兩人頗得大將軍、平郡王福彭的優待，發配之人競能從事著述，謝濟世潛心於《大學》的注釋，陸生楠則致力於《通鑒論》的寫作。正因為受此優待，陸生楠才最終獲罪被殺。
論述曆史而獲罪被殺，陸生楠是清朝第一人，但雍正絕不是為曆史鳴不平才殺陸生楠。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在自己的皇權統治下，不準許有任何越軌的“異端邪說”。他要以此威懾天下膽敢胡言亂語之人。
陸生楠的《通鑒論》是對司馬光《資治通鑒》所論述的曆史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內容主要集中在論封建、建儲、兵製、君臣關係、無為而治等方麵。但其中包含了許多借古諷今的成分。
陸生楠對古代的分封建推崇備致，他說：“封建之製，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製亦為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廢封建而設郡縣，是“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他借曆史上時常出現的帝位授受危機，論證早立儲君的必要性，譏刺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廢黜之事，後不能預立儲貳，致使皇子互爭，骨肉相仇。關於兵製，陸生楠主張恢複唐朝的府兵製，認為“府兵之製，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府兵即廢，禍亂遂生”。在談到君臣關係時，他認為：“後之君臣，償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又說：“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誌必疏，而人畏之者愈甚。人雖怒而不敢泄，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警告君主不要藐視臣下，不要把君臣關係搞得太緊張。陸生楠還認為，君主在處理國事時“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隻理付托之人。”隻需要“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責怪雍正濫用皇權，主張無為而治。
陸生楠推崇古代分封製，否定現今的郡縣製，崇尚無為而治，這種思想包含著要求削弱君權的成分。對於主張“一人治天下”的雍正來說，當然不能容忍這些挑戰自己皇權的邪說。
雍正讀完《通鑒論》，認定陸生楠素懷逆心，“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由於《通鑒論》涉及到皇權統治的許多重要問題，雍正認為有必要予以駁斥，於是，親自上陣發出上諭，逐條批駁陸生楠的“狂悖”觀點。
雍正指出，封建抑成郡縣，是“時勢”決定的。他稱讚唐柳宗元“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封建者爭之端”的觀點是確有所見。並從秦、元、清各朝的統一，說明郡縣優於封建，指責陸生楠主張分封，是想“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雍正認為陸生楠所謂“蓄必深，發必毒”，是“指阿其那等而言”，意即雍正與胤禩等積怨太深太重，所以處理狠毒。正因為如此，雍正說陸生楠“狂悖惡亂，不亦甚乎?”雍正還批駁了無為而治的觀點，指出君主一定要親理庶務，勵精圖治，革新政治，“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勉而以逸樂無為為治者也。”
雍正的駁斥是很有針對性的。由於陸生楠的想法在實際上根本行不通，所以駁斥也是非常有力的。雍正既然容不得這種“邪說”，也就容不得陸生楠。於是將其定罪斬首。
可是，同時以文獲罪的謝濟世卻得到了雍正的寬恕。開始振武將軍錫保同時宣判兩人死刑，待陸生楠人頭落地，謝濟世閉眼等死時，又突然宣旨：“謝濟世從寬免死，交順承郡王錫保，充當苦差效力贖罪。”雍正以這種惡作劇來威懾謝濟世，讓他在死神麵前領悟皇權的強大。
設法誘之，出奇料理
雍正曆經許多次朝廷變故。又處理了很多起文字案件。但此次他決定“出奇料理”。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川陝總督嶽鍾琪乘轎到達總督署衙門前時，突然有人手捧書信攔住去路，聲稱要麵交總督嶽鍾琪，並且有要事商談。
嶽鍾琪命隨員接過書信，見那書信封麵上寫著“天吏元帥嶽鍾琪”，嶽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將投書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趕回總督署衙，走進密室，拆書細讀。
這是一封策動嶽鍾琪舉事反清的信，署名“南海無主遊民夏靚、張倬”。所謂“無主遊民”，顯然是不承認是清王朝統治下的屬民。
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有：強調“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認為雍正是“滿洲女真人，就是夷狄，夷狄即是禽獸”，“滿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王位，清朝曆經“八十餘年天運衰歇，地震天怒，鬼哭神號”,這是“夷狄”統治帶來的惡果，所以要反對清朝的統治。遣責雍正是失德的暴君。列出雍正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利、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十大罪狀。這麼多的罪狀，根本不應該當皇帝。指責雍正是用陰謀詭計而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使天下“寒暑易序，五穀少成”，出現“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現今百姓饑寒交迫，流離失所，屍橫遍野，反清憤忿，一觸即發。最後是策動嶽鍾琪同謀造反。稱嶽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嶽飛的後裔，勸其繼承先祖遺誌，不應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機，乘時反叛，為列祖列宗報仇，替大漢民族雪恥。
嶽鍾琪讀完這封策反書信，驚恐萬狀。前不久他才平息了瘋子盧宗漢持同樣理由的謀反事件。今又碰到有人投書策劃謀反，他既害怕又憤怒。於是，他當即向雍正如實地上了奏本。從而引發了雍正時期一樁最大的文字獄。
嶽鍾琪，字東美，號容齋。四川成都人。其父官至四川提督。康熙五十年，開始擔任武職軍官，後因在雲貴邊陲屢建戰功，於康熙六十年提升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因平定青海羅卜藏丹叛亂立大功，受封三等公、參讚軍機大臣。雍正三年，因大將軍年羹堯事發，接替年羹堯出任川陝總督，加兵部尚書銜。
川陝地處險要，南可控製雲貴湖廣，東可牽製晉冀豫和京都地帶，是和青藏甘高原聯絡的根據地，因而清王朝把它作為西北邊防的重要防衛線。
這個重要職位，自康熙十九年設置以來，一直是滿族八旗要員擔任，嶽鍾琪榮任此位，說明他受到雍正的寵信，也可以看出雍正用人不拘一格。嶽鍾琪雖是漢人。但有多年的封疆大吏資曆，屢建大功，經驗豐富，是難得的人選。
盡管如此，也難以避免滿族大臣的非議，當嶽接任年羹堯受命川陝總督之際，直隸總督蔡珽立即向雍正奏本稱嶽“不可深結”。並對嶽鍾琪施離間計，說：“怡親王對你當上川陝總督非常不滿，皇上藩邸舊人傅鼐告你要小心。胤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這樣離間和挑撥，使嶽鍾琪惶恐萬狀，他知道雍正對於異己毫不予軟，他的前任年羹堯就是一例，他深怕雍正懷疑他擁兵自重，因此百般忠誠謹慎。
可是命運偏偏要和他過不去，傳說他是宋朝嶽飛的後代，嶽飛是為抗金而喪命的。想排擠他的人，風言風語，說什麼宋被金滅，明被後金滅，都亡於“異族”，於國於家，嶽鍾琪也要為宋明複仇。雍正五年，嶽鍾琪奉命駐紮四川成都，有一天在府城內，忽有一男子名盧宗漢者，沿街叫喊：“嶽公爺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號召人們“從嶽鍾琪造反”。這個滅門夷族的舉止，對嶽鍾琪簡直是晴天霹靂。他不僅沒有此行，也從來無此想法。雍正對他的抬舉已經超出常規，他想報恩還來不及。所以命四川提督黃庭桂將盧宗漢拿下，然後誠惶誠恐地飛報朝廷，請“聖上”處置。七月，雍正諭內閣：“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嶽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謂嶽鍾琪係嶽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之報複者。”“嶽鍾琪懋著功勳，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陝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語，讒毀大臣，其罪可勝誅乎?”結果盧宗漢被砍了頭，嶽鍾琪正式上奏雍正稱：“卑職不敢檄訊，不敢隱匿”，並引咎辭職，以示他對雍正的忠心耿耿。
雍正見到奏折後，非但不加責怪，反而大加安慰，說這是蔡珽、程如絲等鬼魅之所為。要嶽鍾琪繼續供職，不要理會那些佞言邪說，要他“愈加鼓勵精神，協讚朕躬，利益社稷蒼生，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理大清於磐石之固，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也！”
雍正對嶽鍾琪沒有任何懷疑，信任和依賴仍如當初。但嶽鍾琪與雍正的關係不協的輿論卻在民間廣為流傳。
四川、湖南民問傳說，嶽總督非常盡忠愛民，曾上奏諫本，說些不知忌諱的話，勸雍正修德行仁，雍正非常懷疑他，怕他威重權高，對朝廷形成威脅，屢次召他進京，要削奪他的兵權，並傳說要殺掉他。那嶽總督非常害怕，連召幾次，他都不敢進京。雍正見他死守任上，不肯進京，越發對他顧忌。因他是大學士朱軾保舉推薦的人，令朱軾召他才進京。雍正就派朱軾來陝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軾一同進京陛見，並向雍正奏說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語。
雍正聽到這個諫議，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陝西繼續任職，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雍正問朱軾，朱軾不願再保；又問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雍正就親自保他去了。嶽鍾琪出京門才四天，朝中就一大臣向雍正奏了一本，說朱軾不保他，是和他暗結私黨，裏應外合預謀造反，等到朱軾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慮，欣然進京。這足可證明他同朱軾是同黨合謀，今日回陝西，本來朱軾是原保舉人，照理應該去保他，可是他推卻不保了，這是朱軾脫身之計。
雍正十分後悔，對他疑忌更深，馬上派遣一個叫吳荊山的朝廷官員前去追趕，讓他趕快回京，他不從命。這朝官吳荊山沒有辦法，就在路卜自刎。
嶽鍾琪回到任所之後，隨即上了一道本章說雍正有很多不是之處。正因為這種傳說的存在，民間才把反清複仇的希望都寄托在嶽鍾琪的身上，九月二十六日，才有人把策反信交到他的手上，要他“乘機反叛，為宋明複仇”。
誰知嶽鍾琪深受皇恩，對雍正忠心耿耿。接到書信如接到燙手的炭火，既怕謠言再起，又怕引來殺身之禍。暴怒之下，決定親自提審張倬，對投書人張倬施以重刑嚴加逼供，把張倬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迷過去。但張倬誓不招供，寧願“舍身可以取義”，尊從恩師所囑“隻去獻議，不必告以姓名裏居”的囑托，隻說他們的勢力範圍很廣，湖廣、江西、雲南、貴州等省，這些地方民眾反清情緒高漲，可以一呼百應群起反清。結果一無所獲。
嶽鍾琪怕事涉嫌疑，隨即密奏皇上，懇請雍正批準“將張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審訊此案。雍正接到奏折，反應卻沉著鎮靜，聲稱“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時奉勸兵鍾琪要秘密審訊，不要用刑太過酷狠了，“料理急些了，當緩緩設法誘之”。何必當日追問即加刑訊?伊既有膽為此事，必是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過如此審問，讓嶽鍾琪放心大膽地去處理。雍正又在大臣田文鏡的奏折批複道：“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便悖逆之人就範。
嶽鍾琪忠實地照雍正諭旨辦了，想出一套巧計誘供的計策，同時為撇開清廷猜忌，嶽鍾琪請出一位滿州大員陝西巡撫西琳陪同審訊。
在提審張倬時，張倬被繩捆索綁押進審訊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風後窺探審訊情景，嶽鍾琪一改過去怒斥責罵態度，笑容可掬地親自為張倬解下繩索，並讓坐捧茶以奉待，大加誇獎張倬是位英雄好漢，難得的仁人誌士。嶽鍾琪流著眼淚誠懇地對張倬說：“我嶽某早有謀事反清意圖，隻為處境艱難，不得已對誌士動用刑訊，以圖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請你體諒。”說著熱淚橫流，假裝發誓結為盟友，共討滿清，光複漢室。
九月二十九日，嶽鍾琪為誘供假戲真做。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滿州大員秘隱屏之後以竊虛實，二人焚香對天跪拜，叩頭泣血，結為金蘭之交，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共舉義旗，決心為推翻滿清為己任，這樣騙取了張倬的信任。
這個張倬是個山村未見過市麵的讀書人，對嶽鍾琪的做法信以為真。因為在封建社會裏，一經發誓，若有違誓，必遭報應。
於是投書人張倬便將所有事實真相，包括他老師以及與老師交往密切而又有詆毀清朝行徑的人的姓名住址及其他情況，一一告訴了嶽鍾琪。嶽鍾琪這種“惟知有國，不知有身”的做法，令雍正“不禁淚流滿麵”，朱批：“朕與卿君臣之情，……豈泛泛之可比擬，朕實嘉悅之至。”這種灌米湯的手法是雍正的拿手好戲，對年羹堯早已使用過了，它也真的有效，立即使嶽鍾琪“感泣悚惶，驚喜交迫”。雍正為安撫嶽鍾琪，又有朱批雲：“朕生平居心行事唯誠實二字，凡諭卿之旨，少有心口相異處，天祖必殛之。朕之誠實卿必盡知，而卿之忠赤，朕實洞曉。朕惟朝夕焚香對天祖叩頭，祝願祈我良佐多福多壽多男子耳。”為了收買臣下忠心不貳，不惜賭咒設誓。嶽鍾琪對此感恩備至，以更大精力防守邊陲，同時去查辦這宗天字號謀反案。
原來，這個投書策反人的真實姓名叫張熙，字敬卿，張倬是化名。他的老師叫曾靜，夏靚是化名，湖南郴州永興人，他出身於“家事單寒”的家庭，因應試屢次落弟，中年放棄舉業，以教書徒糊口，自稱“蒲譚先生”。
他收張熙、廖易兩個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寬綽。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後來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張熙、廖易家事也很貧寒。嶽鍾琪審訊張熙為何謀反，張說：“百姓貧窮，隻為救民起見”。曾靜看到土地高度集中，財富占有不平等，從他們自身經曆中體會，曾靜著書說：“土地盡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所以具有濃厚的民族意識和政治見解，認為隻有鏟除滿清統治，貧寒百姓才有出頭之日。他根據社會傳言和自己的分析，認為嶽鍾琪最有能力實現他的反清複明日。
雍正六年五月，曾靜派遣張熙和他的堂叔張勘同行，張熙當出家產作路費，攜帶給嶽鍾琪的策反信和《生員應詔書》赴陝投書，一路曉行夜宿，風塵仆仆途經貴州到四川，聽四川人講嶽鍾琪已回駐西安，便由四川追蹤到陝西。九月十三日到了西安，打聽嶽鍾琪是當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寵愛他，所謂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說，純係編造的謠傳。
二人聽後，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張勘更為驚慌，嚇破了膽，便偷偷地扔下張熙，隻身逃回家了。
張熙投書意誌堅決，心想當了家產做路費，千裏迢迢專為投書而來，決不虛此一行，於是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向嶽鍾琪投書。
曾靜給嶽鍾琪的原信，因為內容實在太露骨了，嶽鍾琪不敢冒昧呈覽，但雍正卻說：“犬吠獸啼之聲耳，有何可介意，送來閑覽之。”態度似乎頗為從容，但當他看到原件之後，卻不能不驚呼：“朕覽逆書，驚訝墮淚覽之。夢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這確是由衷之言。他又慶幸曾靜、張熙“自投羅網”，並表示“此書一無可隱諱處，事情明白後，朕另有諭。”雍正曆經許多次朝廷變故，又處理了很多起文字案件，但此次他決定“出奇料理”。雍正覺察到，此投書絕非一偶然、孤立的策反案，用夷夏之防的傳統道德否定清王朝統治的正統性，用羅列十大罪狀來否認自己為帝的合法性，言之鑿鑿，像曾靜、張熙這樣身居窮鄉僻壤的“山野小民”怎麼會有如此深邃的思想，又怎能知道宮廷中發生的錯綜複雜的細節呢?雍正明確意識到：此案背景並不一般！他要查個水落石出。
順藤摸瓜，深究其源
雍正認識到胤禩集團的殘餘力量才是自己的心腹之患。曾靜案發，為自己提供了良機，他要不失時機地予以毀滅性打擊，殺一儆百，爭取輿論優勢。
為查找此案根源，雍正對張熙、曾靜的供詞詳加推敲。
張熙在川陝總督衙門受審時，曾昂然供稱：“我輩同誌之人素所宗者，係呂晚村，號東海夫子。我曾親自到其家，見其所著《備忘錄》並《呂子文集》。惜其子孫不肖，忽背先誌，貪慕榮利，已作仕宦，可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錄詩冊，即晚村作也。”
曾靜也供稱：他的“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的反清排滿言論來源於呂留良的《呂晚村文集》，他供稱：“皇帝合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滑，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占據去了。”“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舉凡一切言論，皆當以他為宗羲。”於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地發論至此。”雍正把注意力轉向了這個呂留良。
呂留良，安莊生，號晚村，又名光輪，字用晦，浙江石門人。崇禎二年生。少年時期即有文名，十二歲時在家鄉與人結文社，明亡後曾散家財，結客謀圖恢複。順治十七年即二十五歲時參加科舉，中秀才，此後連年周旋於科場，心跡相違，苦悶已極。後頗悔之：“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八年倦容違心做，九日寒花滿意開。”康熙五年，他執意不再入科場，拒不參加學政按臨的科考，被取消秀才資格。遂歸隱故裏南村，躬耕隴畝，以“天蓋樓”為名刻選時文，著述授徒。於是聲名大噪，被人們尊為“東海夫子”。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詞科；一般讀書人頗以被舉薦應試為榮。浙江巡撫薦舉呂留良，他以死拒不應試。康熙十九年，郡守又欲以“隱逸”“舉薦”，呂留良吐血滿地，枕上剪發，報僧衣以示拒絕，更法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於吳興妙山築“風寸庵”隱居講學，門人弟子眾多，影響也很大。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終年五十五歲。其後人將其詩文彙編刊刻，成書有《呂晚村詩集》》《呂晚村先生文集》、《慚書》、《四書講義》、《論文彙鈔》、《八家古文精選》及評選的明文和清人時文等。
呂留良和一般的明朝遺民不同，一般遺民的“抗清”隻是吟詩，作文暗寓譏諷，發些牢騷而已，而呂留良卻是一個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理論，同清統治者是格格不入的。他主張皇帝和臣子的關係，不能同父子關係一樣，而應當以義為重，反對尊君卑臣的風氣。他還主張把驅逐異族統治者，恢複漢人的天下，看作是比君臣之義更重要的道德原則。這些思想顯然是反對滿洲貴州統治的，所以雍正皇帝說道：呂留良寫的文章和日記，全是叛逆的詞句，凡是做臣子的，都會不忍看，不忍讀，不忍寫出來的。這說明清政府對呂留良的反清思想是深惡痛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