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變身軍工:時局不穩艱難生產(3 / 3)

鬆下電器不斷接獲軍方的訂單,生產範圍逐步擴大,產品逐步由簡到繁、由零件到整機,而且承接、改造了軍方接收的許多工廠。二戰期間鬆下電器公司有意無意對日本軍方的支持,其作用是十分顯著和巨大的。對於這場侵略性質的非正義戰爭的貢獻,鬆下幸之助所做的一切是可悲的。

隨著戰爭的進程,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非正義戰爭逐漸陷入了困境,日軍深感船艦的缺乏,遂計劃建造木船。1942年,日本軍方決定製造250~300噸級的木船,以應急需。這一任務,軍方交給了鬆下電器公司。鬆下幸之助認為為國家效力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就答應下來了。

鬆下幸之助在與軍方確定木船標準之後,決定按照福特裝配線作業的方式來造船,將造船工程分為八個程序,每一程序分工明確並限製時間。顯然,當時大家都被所謂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驅動,勞動熱情接近狂熱,工作效率也相當高。

就這樣,6個月之後,第一艘250噸級軍用木船下水,因為是連續作業,實際上每隔1個月就有一艘木船下水,這樣的效率引起轟動,政府要員、軍界首腦等都來參觀第一艘軍用木船下水。

由於在造船上的突出業績,日本軍方看中了鬆下幸之助及其公司的實力,又向他提出了造飛機的要求。

對於製造飛機來說,和製造軍用木船一樣,鬆下幸之助毫無經驗,鬆下電器公司也沒有涉及這方麵的零部件製造。然而,憑著一腔熱血,鬆下幸之助還是答應下來了。

此時的日本軍人,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雖然贏得戰爭勝利的希望渺茫,但掙紮是必然的。

在接受日本軍方交給的造飛機任務之後,鬆下幸之助於1944年出資3000萬,成立了“鬆下航空工業公司”,飛機引擎由三菱公司提供,飛機機身及相應配件、儀表等全部由鬆下公司負責。機身的主要材料是堅鋁,但由於美國封鎖了日本的海上貿易,日本的進出口遭到控製。無奈,鬆下幸之助召開公司高級會議進行商討,會上有人提出用木材製作飛機,鬆下幸之助通過了這個提議,利用膠合材料的工藝,也能達到標準硬度,於是憑借著熱情、執著和操作的精細,終於在1945年春天製造出第一架飛機。試飛的結果,達到了預期的標準。不過,此時戰爭的結果已經明朗,大家為木飛機上天高興之餘,不免黯然。

等到第三架飛機上天的時候,日本軍國主義的喪鍾已經敲響。

在日本軍方的要求下,鬆下幸之助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少年的血氣方剛以及炫耀心理的支配下,先後承接了木船和飛機的製造業務,依靠著鬆下電器優良的技術、先進的管理和良好的員工素質,在兩年時間內造出了50艘船和3架飛機。在既無技術又無設備而且時間緊迫的情況下,鬆下公司的成就是驚人的。

可是在這些機船尚未上天下海的時候,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些東西瞬間成為一堆廢品。

50艘木船和3架飛機投入的4000萬資金,都是以鬆下幸之助個人的名義貸款投入的,日本軍方和政府無力支付,因此,這筆連本帶利的賬,要他一個人來償還;而他造出的那些木船和飛機,不僅沒有用在“為國效力”的戰場上,而且也沒有真正地上天下海,當然也就沒有收到一分貨款,那些督促他製造飛機木船的戰爭狂人們,不是葬身戰場就是登上法庭,無人顧及此時的鬆下幸之助。

這樣的局麵,使鬆下幸之助遭到了極大的打擊,損失可謂慘重。這一次的損失,可以說是鬆下幸之助有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損失,以致他在戰後的幾年中都感到振作乏力。

實際上,鬆下幸之助在此事的損失遠非經濟上的,所謂“振作乏力”,其中包含有相當比重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說,這次失敗是鬆下幸之助在理念上、人格上的失敗。這一點,鬆下在日後的檢討中坦承不諱。

在戰爭期間鬆下幸之助以竭盡全力的、不計條件的投入,作為企業主報效國家的最好表現,因此,對於政府的、軍方的需求,有求必應、一概應允。鬆下幸之助後來認為自己的公司隻要做好以往的幹電池、電容、電阻、無線通信設備、電話機等也就夠了,不必再去勉強幹那些力不從心的工作。

假使能夠這樣,就不至於失敗,就不至於遭受那樣巨大的損失。他在回憶中幾次三番地說:“其實我並不需要做這兩件事,雖然說是報效國家,但也不必冒險去做,因為自己當時已經有許多工作是在報效國家”,“我恍然大悟,不論做什麼大事情,能報效國家和社會當然是對的。鬆下電器早已接到很多軍需品的訂單,實際上根本不必去做完全外行的木船與飛機,不做那些同樣也能以無線電機去奉獻國家,也能用螺旋槳報效國家,況且還有許多其他軍用電氣器具的訂單”。

現在我們來看鬆下幸之助的話語,我們感到,在這些反省和檢討中,鬆下幸之助屢屢強調的是“本來已經在報效國家,不必勉強再接任務”,這就表明,他認為“報效國家”是正確的,而錯就錯在不該去造船和飛機。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鬆下幸之助仍這樣看問題,實在有些褊狹。實際上,鬆下幸之助的失敗,其實並不在於“勉強接受任務”,而在於所謂“報效國家”。他的“報效國家”,實質上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而非國際主義。

鬆下幸之助在許多問題上都能站在“人類”的立場上思考運行,唯獨在這個問題上隻站在了“日本人”的立場上。

鬆下幸之助的這種思想和行為,與那些富有正義感和人類意識的反戰的企業家來比較,不免有些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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