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多少樓台煙雨中——古代佛寺概況
概述
從東漢末年漢桓帝大肆祭祀佛陀開始，佛教便從僅限於為上層統治者們信奉的階段步入了尋常百姓的生活，名正言順地較大規模地流傳開來。西域的一些高僧，如安世高、支婁迦讖等都先後來到洛陽，前者首次將印度佛教說一切有部阿毗曇學說和禪法傳到了中國，並於漢靈帝建寧三年（170）前往廬山，在今江西南昌建立了大安寺。後者則是大乘佛教典籍在漢地翻譯的創始者，從此，在寺院中從事佛經的翻譯成為佛寺的一大特色，譯經成為寺院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漢靈帝時期還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出家修道的漢族僧人，他就是臨淮（今安徽省泗縣東南）人嚴佛調。並且還與來自安息國的佛教徒安玄合譯了《法鏡經》一卷安玄口譯，嚴佛調筆錄，成為中國譯經事業中的第一位助手。他的傳世之作《沙彌十慧章句》一卷，是中國最早的佛教著作。到漢獻帝時，信仰佛教竟成了一種社會潮流，佛寺建造的數量雖不多，但其規模卻增大了。如丹陽人笮融利用督管廣陵、下邳、彭城三郡糧草的職權，私自聚斂財物，在今江蘇揚州建造了一座可容3000餘人，並且又具有重樓閣道的規模宏大的佛寺。他還將寺中的佛像塗成金色，廣做佛事，參加者多達萬人。笮融奉佛上距桓帝不過幾十年，佛教發展之迅速可見一斑。
根據佛教在陝西的發展狀況，我們可以將寺院的發展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漢至南北朝時期，其中兩漢、三國西魏、西晉、前趙、前秦、後秦、北周等各代都是以長安為國都，曆時700多年。這個時期是佛寺的萌芽及初級發展時期。寺院的發展從寥寥無幾到多至萬所，走的完全是一條上升的曲線，其中經曆了極大的飛躍；第二階段是隋唐時期，曆時300多年，佛寺的發展達到了輝煌的頂峰。寺院從外觀上不僅完善了自己的建築特色，而且寺院內部的經濟能力、文化內涵以及僧侶勢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第三階段是宋元明清時期，曆時900多年，寺院在陝西的發展逐漸趨於衰微，多是繼承了先朝的寺院建築而很少構建新的寺院。
1.漢至南北朝時期的佛寺
1.漢代的佛寺——清梵寺、法門寺、羅漢寺及其他
佛寺漢代由於是佛寺的初傳時期，雖然史料對此的記載尚不充足，但其數量的多少、規模的大小等一些基本情況，我們仍能窺見一斑。而其形製隻能推測大概和洛陽的白馬寺相差無幾了。
清梵寺“白馬馱經”經過陝西境內的時候，在今興平市一帶設帳住宿休整，人們聞訊而來，設案焚香，拜謁佛像，觀看佛經，駐地被圍的水泄不通，據說人數不下十萬。取經的隊伍不得不在此停留了三日，方得趕赴洛陽。待他們走後，地方官吏和民眾為了紀念佛教東傳這一盛事，自發於設帳祭佛之處建立了一座佛寺，取名“清梵寺”。
這雖是一個傳說，但從佛教東傳、絲路西通的史料來看，似應有很大的可信度。古清梵寺的建置雖在白馬寺之前，但它並不是朝廷所正式建造的佛寺，因而它的影響與規模不可能與白馬寺相提並論。唐代在寺中建了兩座塔，稱為南塔和北塔。據清乾隆四十二年（1759）畢沅命興平縣知事顧聲雷重編的《興平縣誌》卷三中記載，古清梵寺自宋太平興國三年（978）以後便被稱為保寧寺了。該書中說：北塔在保寧寺；南塔則在興平縣西城之南。兩塔相距半裏，遙相對峙。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關中地震時南塔崩塌。後經修複為7層，高達12丈。直到1963年，南塔塔身再次傾斜，危及附近居民的安全，遂將其拆除。雖然南塔不複存在，但它所在的街巷仍被稱為塔巷，仍因它而傳名。
清梵寺是陝西境內建置較早的佛寺之一。
沿著興平市區古老的街道，走進西大街那條狹窄的北巷，迎麵而來的就是那座久經風雨的北塔。在擁擠的民房中間，北塔被圍牆圍出了一個獨立的小院子，塔在院子的中間，是一座密簷磚塔，呈八角形，共7級24門，高約13丈。塔刹已毀。
圍繞塔的北部，建有幾間簡陋的房屋，其中一間較大的是殿堂，殿門上懸掛著趙樸初先生手書“清梵寺”三個大字的牌匾，殿內供阿彌陀佛塑像一尊。
寺內現有僧人3名，小房屋便是她們的棲身之地。清乾隆年間所立的《重修保寧寺並建萬壽宮碑記》碑亦立於她們的小屋旁，碑中所記這時所修的萬壽宮中供奉著財神、千佛、藥王、菩薩，“諸廟及鍾鼓樂樓各一，其前諸佛閻王殿，再前大雄寶殿。皆重加修飾，並增建山門，棟宇煥然一新”。輝煌的曆史與蕭條的現實所形成的反差，也許隻有出家人才能真正深刻地體會和玩味了。
法門寺素有“關中塔廟始祖”之稱。據傳亦建於漢代。它與清梵寺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是因塔而置寺的，先有塔，後有寺。這個塔就是我們常常所說的“真身寶塔”，裏麵珍藏著釋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這個傳說與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約前273-前232年有關。
阿育王殺了自己的兄長登上了王位，並不斷發動戰爭，最終統一了全印度。殘酷的戰爭使他心生負罪感，於是皈依了佛教，派使者到四麵八方弘傳佛教。還役使鬼神，建八萬四千塔供奉釋迦牟尼真身舍利。其中，在中國建造的佛塔就是法門寺的這座真身舍利塔的前身，取名為阿育王塔。阿育王起塔的確切時間，在《廣弘明集》中記載為周敬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94年。按照這一說法，中國在春秋末年已有佛塔的建造了，但顯然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現存法門寺的清順治十年1653所刻的《重修鍾樓記》碑載，東漢桓靈之際在塔周修建了寺院。這一說法另有佐證的文物，那就是近幾年來在法門寺附近發現的大量的漢代雲紋瓦當、筒瓦和漢磚。但在宋代《宋法門寺浴器靈異記》碑中已說寺院建造的曆史已不可考。可見，兩方的記載是相矛盾的。從這些不確定的記載中，我們雖然得不到一個確切的結論，但是卻看到了佛寺在陝西境內早有建造的跡象這一事實。正是這些零星的星火才可能產生後來的燎原之勢。
羅漢寺位於今西安市戶縣縣城東8公裏處的南、北龐村之間，俗稱為“龐村寺”。初名為“白馬招覺院”，後又改稱“玉禪寺”。西晉惠帝太安元年302敕建該寺時，對寺院進行了擴建，更名為“行香院”，並將寺中高僧普覺和尚召入宮中，以國師之禮相待，賜地千頃，建造殿堂百座，瓦廈千間。唐高祖時618-626又經修葺，改名“莊嚴院”。唐貞觀十九年645又改名為“白馬寺”。唐末寺毀於火。從此無人修複。直到金大定三年1163禮部尚書李公奏準，大定皇帝敕建，改寺名為“洪福院”。到了元代，西域僧天明和尚入住該寺，再次修葺，複改名“行香院”。明洪武三年1376，南山祖師雲孤舟再次修建，始改為“羅漢寺”。嘉靖四十四年1565，眾僧募緣再次重修該寺，並將修複後的寺院全景刻繪在“羅漢寺圖碑”中，這時寺院的規模非常宏大，包括山門、鍾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彌勒殿、諸佛殿、東齋堂、西禪堂，以及東西相對的兩排廂房、寮房等。
現在寺內僅存一大殿，大殿的精妙之處在於，整座建築內部沒有立柱支撐。近年又對大殿進行了整修。殿內供奉新建的釋迦牟尼佛及其弟子迦葉、阿難塑像。原寺內有一佛像背光，高約7尺，上刻千餘尊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小佛像，頂端為展翅欲飛的大鵬金翅鳥。這一背光與雲際寺的暖閣和公輸堂的小作木並稱為“戶縣三絕”。1996年從緬甸請回的玉觀音像一尊亦供奉在此殿中。院中尚有殘塔一座，造型較為獨特，中部是漢地風格的飛簷，而塔身則是覆缽式喇嘛塔的形狀。覆缽上雕刻著瓔珞，還有一個尖形的龕，龕內刻著銘文。刹已殘。大殿西側是碑廊，廊中陳列著西晉孝惠皇帝碑、洪福院碑、羅漢寺重修記碑、重修羅漢寺畫廊記碑、三教問答會名碑、羅漢寺碑通。
除了上述的兩座佛寺外，漢時所建的寺院還有：
①福勝寺，位於今西安城西南5公裏處；②三台寺，位於今西安市北10公裏未央區古漢城。創建於東漢明帝時58-75，當時的形製是一座廟宇；③潛龍寺，位於今渭南市華縣華山南側。俗稱藏龍寺。
據寺院碑石記載，該寺自漢明帝時已有。相傳劉秀為躲避王莽的追殺曾藏於該寺，稱帝後，遂將該寺賜名為“潛龍寺”。唐代僧人周缽曾駐寺中，此後便一直有僧人在此居住。原建築早已無存，僅剩明正統十四年1449所鑄鐵鍾一口，明、清所立碑石八方。近年來又修建了山門、殿堂以及僧舍等；殿內供奉佛、菩薩塑像。
④興龍寺，位於今長安縣終南山南五台三天門上；⑤義原寺，位於今鹹陽市涇陽縣西南5公裏處的東留村；⑥報聖寺，位於今西安市內。
但以上這些寺院的規模都非常小，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們更多的是具有古代祠宇的特性，與我們以後所說的佛寺還有很大的差別。直到西晉時，長安佛教正式興起，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觀。
2.魏晉的佛寺——敦煌寺及其他佛寺
東漢以後，三國曹魏時220-265，由於魏對西域政策的友好開放和對宗教禁限政策的鬆弛，西來的奉佛者絡繹不絕，尤其是許多譯經沙門彙聚洛陽，如中印度的曇柯迦羅、康居的康僧鎧、安息的曇無諦、龜茲的帛延等，使譯經弘法活動在洛陽形成了較大規模的影響。甚至連陳思王曹植也被空中傳來的梵音所感染，於是親自製作佛曲，開中國梵音之始。又著《道論》，推佛教為“至道之宗”。同時，在此時出現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出家的僧人，他就是今河南禹縣人士朱士行。朱士行對“諸法皆空”的大乘般若學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恰好曇柯迦羅在洛陽弘傳《僧祗戒本》，並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於是朱士行便毅然剃度受戒，依法成為比丘。出家後他精研佛典，常在洛陽講《道行般若經》，感到譯者對原經文的理解並不透徹，往往刪略了許多領會不了的內容，而且，譯文音譯多，艱澀難懂。因而朱士行發願西行找尋原本。魏甘露五年260，他從長安出發，到當時大乘經典集中地於闐今新疆和田一帶，寫得《放光般若經》梵本40章，60餘萬字。由於當地小乘佛教信徒的阻撓，寫本未能及時送出。直到西晉太康三年282，其弟子弗如檀才將所抄經本送回了洛陽，前後達20多年。朱士行的行動不僅使他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漢僧，而且已經說明中國的佛教徒對域外的佛典有了更多的認識，並能夠按照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有選擇地譯取佛經。此後，東晉的法顯、唐代的玄奘，都是著名的西行求法者。
如果說洛陽是北方佛教的重鎮，那麼，建業今南京便是南方佛教的中心。孫權為康僧會所建的建初寺開中國江南建寺之始。直到太康元年280去世為止，康僧會一直在此從事譯經和傳教活動。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長安的佛教也正式興起。
公元265年，司馬懿之子司馬炎以政變方式奪取了曹魏政權，建立了西晉王朝，到公元316年，長安淪陷，湣帝出逃，西晉短短51年的統治結束，佛教比起前代更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朝野對佛教的信仰已更普遍。太安元年302晉惠帝司馬衷曾親自到羅漢寺即上文所述的佛寺降香拜神。
長安與洛陽共同成為當時佛教活動的兩大中心，出家修行的僧尼達到了3700多人，佛寺有180多所。譯出的經、律、論和集傳共有330多部。
敦煌寺此寺的建造與著名的譯經師竺法護密不可分。正是在以上佛教傳播發展非常興盛的背景中，竺法護來到了長安並在此開始了他的譯經生涯。他本是月支人，姓支，原名曇摩羅刹，流寓敦煌，8歲出家，後求學於天竺印度高僧竺高座，故名為竺法護。他曾隨師遍遊西域諸國，沿途收集並翻譯佛經。及至長安，從泰始到永嘉的40多年間265-308，共譯佛經175部，如《光讚般若經》、《正法華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彌勒下生經》、《須真太子經》、《持心經》、《戒備一切智德經》、《賢劫經》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經籍，為後世大乘佛教的傳播打下了理論基礎。時人稱他為敦煌菩薩、月氏菩薩。跟隨他的僧徒有上千人，而且“四方士庶，聞風響集”。他的許多譯經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竺法首、諫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也都成為當時漢地佛教的名僧。
竺法護在長安譯經時所居住的佛寺名叫敦煌寺，位於今西安城北9公裏處，據說後來他圓寂於此，人們為他建立了一座塔用以埋藏其靈骨和舍利。金皇統五年1145，僧人政公修葺了該寺。大定二年1162敕賜額名“勝嚴禪院”。明正統年間1436-1449及成化十一年1475，僧人了菴、性福和性惠、覺成分別又再續修了該寺。清順治時，寺塔塌倒，舍利靈骨暴露於外，人們又將其盛裝之後作了掩埋，並修葺了寺院。
現寺存正殿和山門各一間，殿後有一磚塔，高7級，磚表土心，其他建築已經毀壞無存。
除敦煌寺外，在《西安府誌》卷六十中還記載了當時其他一些佛寺的情況：
聖壽寺：亦名楊孔寺。位於今西安市藍田縣西7公裏處。西晉永平元年291建。清順治十年1653重建；香城寺：位於今西安市城南，晉代思遠禪師所建。後周顯德中敕賜額名“廣福禪院”。宋時更名為“善感”。到了元代曾多次對該寺作了修複；山壽寺：位於今銅川市耀縣西。明嘉靖九年1530曾作修葺；遵善寺：是隋唐時代盛極一時的大興善寺的前身。在永寧門外5裏，西晉武帝時265-289建。隋開皇二年582營建新都大興城時，將其與陟岵寺都遷往新都的靖善坊，擴大重建成了大興善寺。
3.南北朝至隋代的佛寺——五重寺、道安寺、大香山寺、草堂寺及其他佛寺
從魏正始年間240-248，由王弼、何晏開啟的自由玄談之風為起點，到西晉時已形成一種時代思潮，統稱為魏晉玄學。所謂玄學，是以《周易》、《老子》、《莊子》共稱三玄為基本內容，圍繞自然與名教的關係，專講本末、體用、有無、性命等抽象玄理。玄學不接觸實際，唯以涉玄遠來表現自己的清高。正好此時大乘般若類經典流行，不僅其義理與《老》、《莊》相符，而且其論證的方式有許多可借鑒之處，遂被引為玄談之助。名僧士大夫多互相交往，似乎名僧不談玄理，名士不懂佛教般若就有失風度。佛教在當時形成了清談之佛教。
東晉時南北分裂，北方佛教的發展以後趙、前後秦、北涼為最盛。一般認為，北方佛教的發展，發軔於西域龜茲沙門佛澄252-348在後趙的弘傳。佛圖澄是被後趙的石虎迎請至中原的，曾一度在長安進行譯經活動，並從他開始，統治者準許包括漢民在內的平民百姓出家信奉佛教。
從魏至北周時期，佛教逐漸在中國紮下了根，不僅對佛典的研究更加深入，形成了諸多的學派，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而且，以寺院為核心的寺院經濟力量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為隋唐時代佛教各宗派的創立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經濟條件。
就北朝來說，佛教的盛行以北魏最盛。道武帝拓跋珪396-409年在位建立政權時，將佛教定為國教，準許在中原地區繼續流傳，並於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佛寺。
他是一位見沙門都施禮的皇帝。試圖通過佛教的社會作用，達到淩駕於漢胡兩族之上的君主地位。對佛教來說，則正如道安所說：“不依國主，佛法難立”。為了興隆自己，便主動與王權結合。到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燾423-452年在位時，羅什佛教被納入了北魏佛教中，繼續推行。
太延四年438，太武帝聽信道士寇謙之、司徒崔浩勸諫，崇奉道教，並尊其為國教，自封為“太平真君”，認為佛教“為世廢害”，令50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令誅殺佛教領袖玄高、慧崇，禁止官民私養僧人。七年446，以發現長安一寺院沙門收藏武器、窟室內有婦女實為郡牧富家因防戰亂而暫藏寺中的家眷等為由，采納崔浩的建議，下詔誅殺長安沙門。據《南齊書》卷57《魏虜傳》記載，長安的佛教徒被全部殺光。
也許這一記載過於誇大，但著實為佛教徒的悲慘命運而感到惋惜。由此而引發了全國性的廢佛運動。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後周世宗滅法之始。直至文成帝即位452，佛教才得以恢複。
避難山中的高僧曇嚁也被召回帝都，協助複興佛教，並開鑿了聞名遐邇的雲岡石窟。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更是熱衷於塑佛像，度僧尼，立寺院，設齋戒，建佛塔，廣作佛事。洛陽龍門石窟就是在此時營造的。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也大興佛教，曾招千餘外僧來帝都洛陽，特為他們建置永寧寺。由於崇佛皇帝的支持，到延昌年間512-515，天下僧寺已達13727所。北魏末，都城洛陽有寺1367所。而長安亦有許多聲名遠播的寺院：
五重寺357年，前秦苻堅357-385年在位登上王位，統一華北後，曾率十萬大軍討伐東晉，攻下襄陽，獲得高僧道安312-385，遂將道安接至首都長安，將他安置在長安的五重寺，弘傳佛法。其時寺中還有僧眾千人，可見此寺在當時是有相當規模的。
道安是般若學六家七宗“本無宗”的創始人。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人。飽學中國詩書。12歲出家，師事佛圖澄十餘年，常代師講經。佛圖澄死後，因胡漢交戰，遷徙流離於華北各地，曾在山西獲澤今臨汾與竺法濟共同研究小乘禪學，並作注解。後到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建立寺塔，弘傳佛法，僧眾數百人。後渡黃河南下，到新野今河南西南時分散徒眾赴揚州、四川建道場，自己率弟子慧遠等人到東晉轄地襄陽，講授《放光般若經》，並從事對般若學的比較研究，考校譯本，製定寺規。
到長安五重寺後，前來求教的中外僧侶絡繹不絕。他的一生主要是組織翻譯和親譯佛經，闡揚佛法和培養弟子。他撰寫的《綜理眾經目錄》世稱《道安錄》，今已不存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經總目，對自東漢孝靈帝至東晉兩百年內漢譯佛典的譯者、譯時、譯地等，進行了探討和研究。現存梁代僧祐編撰的《出三藏記集》，便是以《道安錄》為藍本的。
另外，他還製定了僧團清規和釋姓製，規定凡佛門弟子均以“釋”為姓。道安製定的僧團清規對以後佛寺中僧侶的生活影響很大，所以我們必須提及。
所謂“僧”，是梵文“僧伽”之略，意譯為“和”、“眾”、“和合眾”、“和合僧”、“法眾”等，即是僧團，一般需要四人以上。普通稱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為出家四眾或四僧伽；廣義上也包括在家的男女居士及式叉摩那沙彌尼成為比丘尼之前的兩年間，稱“七眾”或七僧伽。這裏所講的“僧團”，是指出家修行傳法的僧人團體，即普通意義上的“僧伽”。佛教在中國社會逐漸流行後，就出現了一些以個人譯經僧如西晉的竺法護為核心，或以某寺為傳法基地如洛陽白馬寺的僧團。到後趙時，則形成了以佛圖澄為最高首領稱“大和上”的全國性僧團：“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曆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高僧傳》卷九。從後趙末年開始，社會動亂，後趙的全國性僧團瓦解，在北方形成了許多以佛圖澄弟子為中心的地方性僧團，其中較大的就是道安的僧團和泰山竺僧朗的僧團。道安時漢地雖有戒律，但極不正規，於是，他參照已有的戒律為僧團製定戒規，即僧尼規範，其內容主要包括：講經說法的儀式和方法；日夜六時修行、衣住的規定；對半月舉行一次的說戒懺悔儀式布薩以及夏安居結束時舉行的檢舉懺悔集會差使、悔過的規定。道安製定的戒規影響很大，據《大宋僧史略》卷中說：“天下寺舍，遂擇而從之。”
以後，道安組織僧徒四出傳教，對當時佛教的傳播影響很大。他的弟子慧遠被派遣到荊州，後來在廬山組織白蓮社，完成了中國佛教淨土宗的開創任務。而且，他所建造的東林寺被胡適先生認為是代表著中國“佛教化”和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到唐代其寺中藏經的數量已經超過了長安的西明寺而列全國之首。
與道安同時雲集長安的僧人還有許多，如涼州的竺佛念、西域的曇摩侍；罽賓國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月氏國的曇摩提難等。經過他們的努力，東漢以來的佛教禪法與般若二係，在長安已呈集大成之勢。
五重寺的具體位置，據傳在現西安市長安縣樊村鄉漳義村。
道安寺位於今西安市戶縣大王鎮鑿齒村今鑿日村。
據《西安府誌》卷六十記載，當時道安與習鑿齒常在此遊覽。習鑿齒是道安在襄陽所交的摯友。他是襄陽的名士，宗族富盛，世為鄉豪，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苻堅攻陷襄陽後，就將道安與習鑿齒共同送到長安，並常常接見與語，賞賜頗豐。
該寺已在文革中被毀。據當地的老年人介紹，寺中原有壁畫、石雕佛像和羅漢像，更有一座數尺高的鎏金佛像，其背光是由金箔貼成的，金碧輝煌，工藝精美，也在同時被毀。寺址所在地現在早已是一片農田。在離寺址不遠處，當地的人們近年又新建了一座磚砌小房子，它的形狀類似一個門樓，其中供奉著一尊石雕造像，據說這是道安寺的遺物，俗稱“爺像”。造像粗獷的雕造手法，頗有幾分滄桑感。在小房子的門邊，散落著一個石雕的蓮花柱礎，據說也是寺中的遺物。
大香山寺位於今銅川市耀縣縣城西北約45公裏的廟彎鎮香山寺村。山有三峰突起，形似筆架，風景優美。中峰半腰有天然的石穴，即香山正洞，也稱崎峰洞，苻秦時開始在此建寺。
北宋雍熙年間984-987曾建勝果白雀寺。清康熙年間，開山破石，曆時15年，共修建殿亭閣樓90餘間，使這裏很快發展成為當時佛教的八大名山之一。1920年因火災而焚毀。現存寺院為1923年後修建。大香山寺在東南亞一帶頗有名氣。
草堂寺後秦時的佛教，興盛於其第二代王姚興統治時期。長安仍是當時佛教的中心。全國僧尼的數量也在迅速增加。為了協助政府管理僧尼，姚興下令設立僧官，並由僧人擔當此職。這是中國佛教史上設立僧官製度的開始。全國的最高僧官稱為“僧正”，以佛法戒律管束僧尼，地位相當於侍中。
僅次於僧正的僧官是“悅眾”，從梵文意譯而來，也譯為“授事”、“知事”，或音譯為“羯磨陀那”，或梵漢合譯為“都維那”，其職責是協助僧正，執掌庶務。再次是“僧錄”，管理僧人戶籍、處理日常事務。
這時草堂寺聞名天下，因為在這裏西域高僧鳩摩羅什演繹了一段中國佛教史上輝煌的曆史，使他成為了一位劃時代的人物——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其所譯之佛經，成為後世建宗立派的基本依據。
鳩摩羅什344-413，一說350-409，又譯為鳩摩羅什婆、鳩摩羅耆婆，略作羅什，意譯為“童壽”。其父鳩摩羅炎在天竺拋棄相位出家為僧，東渡蔥嶺，遠投龜茲今中國新疆庫車一帶，與龜茲王的妹妹耆婆結婚，生鳩摩羅什。
羅什7歲隨母出家，學習小乘佛教經典。9歲隨母到罽賓今克什米爾地區從槃頭達多學習《阿含》等經。12歲隨母返龜茲途中，在疏勒遇到沙車王子、大乘僧人須利耶蘇摩，聆聽他的講經後便改學大乘諸經，受誦《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等。由於他對大小乘經典的博通，因而名聞西域諸國。回龜茲後，講經說法，聲譽更高了，以致其聲名遠播漢地。道安晚年曾建議苻堅譴使西域，迎請鳩摩羅什。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堅派呂光出兵西域，攻伐焉耆，滅了龜茲，將鳩摩羅什劫持到涼州。呂光自立為涼王；羅什隨呂光滯留涼州達17年之久，精通了漢語。後秦弘始三年401，姚興攻伐後涼，親迎羅什入長安逍遙園西明閣，以國師之禮相待，其弟子達3000人。
羅什在逍遙園主持譯經達6年，使長安有了規模宏大的譯場。幫助他譯經的人就達800多人。
據說他譯經時，手執梵本，姚興拿著舊經，相互對照，悉令會通。因此，譯出的經典質量很高，譯出的經律論雜藏等，幾乎相當於中國譯出佛教經典總數的十分之一。共譯出《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花經》、《法華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金剛經》和《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論》及《十誦律》等35部249卷見《出三藏記集》；《開元釋教錄》一說為74部384卷。所譯經典範圍重點在般若係的大乘經典和龍樹、提婆一係的中觀派論書。所譯經論被稱為“新經”。其中，三論成為三論宗的主要經典；《成實論》成為流行於江南的成實派的主要經典；《阿彌陀經》是淨土宗所依三經之一；《法華經》開天台宗緒端；《金剛經》則啟發了慧能的禪定。羅什所從事的譯經工作是中國曆史上首次由官府出麵，對佛教經籍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翻譯活動。
羅什在長安的譯經場所，除逍遙園外還有大寺，從弘始八年406以後，羅什便在大寺中主持譯經。大寺建造在逍遙園旁，它是現今草堂寺的前身。
據費長房《曆代三寶記》卷八記載，羅什曾在大寺中建了一間木屋，屋頂用茅草搭蓋，草堂寺之名便由此而來。唐代天寶742-756初年，飛錫法師住寺弘揚淨土法門；貞元785-805間，澄觀法師住寺撰修新譯《華嚴經》後分經疏十卷；元和827-835間，定慧禪師宗密也常住錫此寺，從事撰述，並對草堂寺作了修複，改名棲禪寺。直到會昌元年841坐滅於興福塔院興福塔院是埋藏和尚們的地方，現在已不存在。宋乾德四年966又改名為清涼建福院。金代複稱草堂寺。元代，逍遙園、棲禪寺、草堂寺三名並用。清雍正十二年1734，羅什弟子僧肇被封為“大智圓正聖僧”，因改名為聖恩寺。同治以後，寺宇幾全毀。1952-1956年曾兩次修葺，1981年開始翻新大殿、僧房。
草堂寺現有的山門莊嚴壯觀，上書的寺名為趙樸初先生題寫。進入山門便是天王殿，殿內東西兩側供奉著四大天王塑像，正中是大肚彌勒佛像，像後則是全副武裝的韋馱天。穿過天王殿，站在鍾鼓樓之間，新建的大雄寶殿矗立在眼前。殿內供奉著橫三世佛，高約10米，莊重而又和藹，正中是釋迦牟尼佛及其弟子迦葉和阿難，左側是手托佛塔的藥師佛，右側是手托蓮台的阿彌陀佛。十八羅漢分列兩壁，造型生動各異。大雄寶殿的背後是經堂，現供有緬甸同仁捐贈的漢白玉佛像一尊，佛像後供奉著十一麵觀音像。
經堂西麵的場地很寬大，首先見到的是一座典雅的小亭，亭中所藏便是著名的“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舍利塔”，因塔的石色呈現出八種不同的顏色，故又稱八寶塔。塔高2.33米，八麵十二層。由塔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組成。
其上雕刻著須彌山、水波、流雲、受花、仰覆蓮等圖案。風格古樸典雅。
據說，該塔的建造主要是為了埋葬羅什的舌頭的。羅什譯經非常認真，每次必先領略了原經之意後方才動筆，他曾說，如果自己譯的經文不準確，死後焚燒身體時，舌頭就會爛掉；如果經文不失原意，舌頭定完好無損。果然，他圓寂後，弟子們將他火化時，發現他的舌頭沒有半點損傷。於是，弟子們便建造了這座舍利塔用以埋葬他的不爛之舌，並對他所譯之經典信服不疑。
在八寶塔亭的南麵是日本日蓮宗捐資興建的“鳩摩羅什三藏紀念堂”，其中供奉著鳩摩羅什大師手結禪定法印的旃檀木像。像背後是一幅日本風格的飛天壁畫。堂中的一大一小兩個供案，是在緬甸製作的九龍吐水供案。
在八寶塔亭的北麵是著名的關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煙霧井亭。由於草堂寺處於秦嶺圭峰山下，地熱資源頗豐，地熱由寺井中冒出，尤如清淡的煙霧，籠罩在寺院上空，蔚為壯觀。因而形成一景。由於環境的惡化，我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一奇觀了，唯有佇立井旁，遙想枯井當年的美景而徒嗟歎。
草堂寺是陝西省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西安市戶縣草堂營村西北，屬草堂鎮，距西安約30公裏。中國佛教三論宗將該寺奉為祖庭，日本佛教三論宗及日蓮宗也將它作為禮奉聖地。寺中保存有許多碑刻，如《敕封大智園正聖僧禪師僧肇碑記》碑、《宗派圖》碑和唐代著名書法家裴休撰書、柳公權篆額的華嚴宗五祖《定慧禪師傳法碑》等都非常有名。
羅什寺位於西安市戶縣南2.5公裏的餘下羅什堡。據說當初這裏並沒有佛寺，鳩摩羅什有一次來到這裏，坐下休息時將鞋子脫下來抖土。他走後便從抖落的泥土中長出了一棵樹，樹葉像手掌一樣大，二月開花，花似柳絮，八月結果，果似板栗。人們將此樹稱為淨土樹。寺院便是因為此樹而建造起來。明成化二十年1484重修該寺。
現在，淨土樹早已不存，原有的建築大部分也已毀壞了，部分寺址上已修建了民房。羅什寺儼然是個四合院，惟一氣派的是新建的高大山門，山門後依次是天王殿和大雄寶殿，兩殿都是在原殿址上修複建造起來的。天王殿中供奉著大肚彌勒佛和四大天王及韋馱天塑像；大雄寶殿正中是釋迦牟尼佛坐像，迦葉和阿難分立左右；兩側各供奉文殊和普賢菩薩坐像。天王殿側又新建了一座“羅什祖師殿”，內供塗金羅什像一尊，像後的壁畫描繪著羅什講經的宏大場麵。
羅什寺現占地麵積約有20餘畝。寺中並無僧尼，常有一戶居士看管。庭院中除了芳香的花草，還有一片碧綠的玉米地，紅紅的纓子點綴著幽靜的寺院，到底不知這裏是出家人的世界，還是農家的小院。
4.其他佛寺
這個時期的一些寺院，因為規模小，而且是民間創建的，因而在史籍中沒有記載。但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卻使它們的麵貌浮現出來。1975年3月，在今西安市未央區草灘鎮李家街村，發現了北魏寺院遺址，其麵積不詳。寺址內零散遍布磚瓦殘片。並出土了有北魏年款的白石造像17尊，砂石造像2尊，以及2尊殘損的石佛像；1978年，在今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鄉中官亭村，發現了北魏至唐時的寺院遺址。麵積不詳，寺址內散布唐代磚瓦殘片，並出土了北魏及唐代殘石造像各1尊；70年代初及1981年，在西安市未央區三橋鎮巨家莊村，發現了北朝和唐代的寺院遺址，麵積不詳。寺址內有殿堂基址及磚瓦等。並出土了北朝石經幢座、唐石經幢頂、小石棺、石佛像等；在今西安市未央區未央宮鄉大白楊村，發現了麵積約5000平方米的北魏至唐代的寺院遺址，出土了北魏石佛造像1尊。在銅川市耀縣稠桑鄉西牆村也發現了數百平方米的寺院遺址，1987-1988年先後出土了北朝至隋代所造佛像、造像碑、碑座等20餘尊通。與此地相臨的西稠桑鄉也發現了麵積達15萬平方米的從北周至宋代的寺院遺址。
此外，在都城外也有一些寺院見諸於書：
龍廣寺：位於今渭南市大荔縣北20公裏。《陝西通誌》載為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建。
龍華寺：位於今銅川市耀縣北一裏許古步壽原南崖下塔坡。西漢宣武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此建有步壽宮。北魏時立為龍華寺。隋稱大象閣，唐稱神德寺，宋又擴建並立佛塔。現佛塔仍存。
武陵寺：位於今鹹陽市永壽縣永平鎮武陵山。北魏時386-534平陽王熙建。他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之子。明初碧峰禪師曾居於此寺，現寺已毀。寺中尚有一座磚砌佛塔，呈八角形，有說建於道武帝天興年間398-403，有說為唐塔。經明嘉靖地震後，塔已傾斜並有多處殘破，今稱永壽塔。
永寧寺：位於今西安市長安縣。北魏獻文帝466-471年在位時建。寺中還有一座七級佛塔，高30丈。
元安寺：又稱寶泉寺，位於今西安市東南的南五台山山頂。北魏宣武帝永平508-512中，又在山下增建了下寶泉寺。
饒益寺：位於今渭南市大荔縣東南朝邑鎮南5公裏的新市鎮。創自蕭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唐貞觀二年628修建寺內13層佛塔。明天順1457-1464、萬曆1573-1620間曾多次修葺。
延昌寺：又稱萬佛寺。位於今銅川市耀縣西約8公裏處的下高墊鄉趙家坡村。《耀州誌》載：“延昌寺，臨澗穀河，建自後魏延昌公主始，公主持戒行，結庵於此，手塑萬佛，人遂稱萬佛寺。宣武時，屢詔公主歸，堅辭不赴，卒葬大唐山下，陵號曰延昌，因敕寺額曰延昌寺。”寺院早已毀，僅存金代10層石塔和宋代九級磚塔各一座。尤其是金代石塔，是由整塊青石雕刻而成，高2.62米，底座邊長0.68米，塔頂及四周雕造佛像404尊，現已移耀縣藥王山保護，為省級重點文物。
大定寺：在今西安市戶縣東南雲際山。北魏僧人李順興隱居於此，誦《金剛經》。但此寺這時尚未成形，李順興在此隻是“聚疊瓦塔，以記經數”《西安府誌》卷六十。至隋大業中，此地被賜給駙馬尉遲安為柴莊，“安見一老人，謂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置寺，因掘地得順興石像焉。”《西安府誌》卷六十。隋仁壽元年601寺名改為“居賢捧日寺”；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又改為大定寺。金大定中1161-1189再次修葺。
通靈寺：故址位於今西安市臨潼區東北約18公裏的紙裏鄉，現在是通靈寺小學的所在地。
5佛教在長安的繼續發展北魏永熙三年535，孝武帝為高歡所逼，從洛陽入關，鮮卑族將領宇文泰擁立孝文帝535-551年在位建立了西魏政權，定都長安。宇文泰死後，其子宇文覺代西魏稱周天王北周閔帝，557年在位，大權由宇文泰之侄宇文護掌握。到560年，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宇文邕即位時仍是這樣。軍政大事他不能參與，隻好以談玄論道和重視祭祀來防止宇文護的猜忌。建德元年572，周武帝殺了宇文護，奪得大權，得以親政。
北周武帝統治時期，對佛教采取了強烈的廢禁政策，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二次法難的製造者。他滅佛的原因由來已久。北周所轄的區域，除作為政治中心的長安外，還包括了今甘肅、湖北和四川等省的廣大地區。這些地區從晉代開始佛教就很盛行，尤其長安作為後秦的都城，形成了以鳩摩羅什為首的佛教僧團，以主寺院為中心，譯經、傳教，影響很大。據《曆代三寶記》所載，僅鳩摩羅什所在的草堂寺周圍就聚集了3座寺院，東麵為常住寺，南麵為京兆王寺後改為安定國寺，西麵為大乘寺。到魏時，據《魏書·釋老誌》載，全國僧尼人數已達200萬，占總人口的十六分之一；佛寺30000餘所。同時，從北周建立時起到武帝統治時期，佛寺的建造始終沒有停息過。《辯正論》卷三載宇文泰在長安先後建立了追遠、陟屺、大象、魏國、安定、中興等六座寺院，度僧千人。並為突厥可汗造突厥寺等。明帝時還在長安建造了陟岵寺。《金石粹編》卷一一八載，長安的萬壽寺從周初便開始不斷地擴建，僅僧房就達到197間，庭院兩旁還有大片的樹林，有兩頃60多畝“香地”，眾多的僧侶在此受度，並獲得了免除差役的“牒”。
寺院不僅占據了大片的沃土，而且僧尼還享受著免租、調和徭役的特權。許多人為了逃避賦稅和兵役，也都紛紛遁入佛門。這種情況引起了許多不滿。周武帝又試圖滅北齊，統一北方，所以必須強迫僧眾和被寺院控製的民眾繳納租調，負擔徭役、兵役。
武帝曾先後7次集眾討論儒釋道三教之優劣，更令群臣詳論佛道二教的先後、同異、深淺，意在廢斥佛教。建德二年573，宣布三教以儒為首，下令將佛、道一並廢斥，沙門、道士還俗達200萬人。建德六年577在攻下北齊鄴都後，再次下令將齊境內的佛寺4萬所全部改作宅地，還俗僧侶近300萬人，焚燒經像，財物充公。他的這些舉動對佛教來說的確是個重大的打擊。
2.隋唐時期的佛寺
南北朝時期，由於國家長期處於政治上的南北分裂格局中，佛教也相應地分割為南北兩大係統。北方佛教偏重禪定的修持，南方佛教則偏重義理的辨析。南北學派分歧甚多，但未形成宗派。
隋唐時期，由於國家的統一，為佛教的融合創立了條件。早在隋唐之前，佛教宗派便已出現。各派為了維護自己獨特的宗教理論體係、規範製度以及獨立的寺院經濟和勢力範圍，采用了類似封建宗法製度的傳承關係，因而宗派不斷增加。到隋唐時期，先後創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禪宗、華嚴宗、三論宗性空宗、律宗、唯實宗法相宗、慈恩宗、密宗真言宗、開元宗、淨土宗等大乘八宗，其中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和禪宗，不僅影響著中國的佛教，而且影響到國際上許多國家的佛教。在這些宗派中，除天台宗和禪宗創立於長安以外，其他六宗均創始於唐代的長安，其祖庭成為各宗派活動的基地，聲名遠播四方。如華嚴宗華嚴寺是其初祖杜順和尚居住和講學的寺院；草堂寺是鳩摩羅什大師所開創的三論宗所在地；淨業寺和豐德寺，是律宗初祖道宣法師居住和講學的地方；大慈恩寺、興教寺是唯實宗所在寺院；大興善寺是密宗祖庭；善導大師靈骨埋葬地香積寺是淨土宗祖庭。這些佛寺在當時規模都較大，寺中高僧雲集。各派大師之間還有相互的交往與合作。
隋唐時代在陝西境內的佛寺雖然很多，但是地麵建築保留至今的卻沒有，隻有從古籍中才能覓見當時佛寺的建築樣式。另外，在唐代慈恩寺大雁塔門楣石刻中，以及唐代的敦煌莫高窟壁畫中，都曾出現了唐代佛寺的影子。借此，我們可以看出，由於這個時期的許多寺院是靠人們舍宅而來，所以“寺”同世俗的宅院的區別不在外觀上，隻是在房屋的用途上。同時，這個時期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也促使佛寺的建築完全成為中式的庭院結構了。
從全國範圍來說，這個時期所建造的佛寺也相當多，但惟一保留至今的隻有山西五台山的南禪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這兩處幸存的建築都是因為地處偏僻的緣故。南禪寺是在1953年被發現的。寺內正殿大佛殿建於唐建中三年782。殿身麵寬與進深均三間，略成正方形，單簷歇山頂。殿內供奉著唐代塑像17尊。而佛光寺大殿是中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會同中國營造學社調查隊共4人於1937年6月發現的。該寺大殿於唐大中十一年857建成。比南禪寺大殿晚了75年。殿麵闊七間，進深四間。
南、北、東三壁均有唐代所繪製的佛、菩薩壁畫，其風格與同時期的敦煌壁畫頗為相似。
隋代的佛寺
1.隋代佛教發展概況
楊堅581-604年在位於581年登上帝位，建立隋王朝，改元開皇。接著，於開皇八年589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自西晉以來近300年的分裂局麵。由於他采取均田、薄賦等政策，國家出現了繁榮的局麵。直到仁壽四年604，其次子楊廣乘文帝臥病，以弑父殺兄手段奪得帝位，是為煬帝605-617年在位。煬帝雖然實行了一些改革，但由於他連續大興土木，濫用國資，招致各地農民起義，造成地方割據之勢，使隋朝的經濟再次遭到破壞。他在位12年後，被叛臣所殺。當時尚為太原留守的李淵，於大業十三年617率軍攻陷長安。翌年，推翻隋朝，自稱皇帝，改號武德，建立唐朝。隋朝的統治雖然僅有37年，但由於隋代皇帝采取複興和扶植佛教的政策，佛教的發展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楊堅在登帝位的當年即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並令五嶽各置佛寺一所，諸州縣各置僧尼寺一所。真正是在奉行“有僧行處，皆為立寺”的政策。在襄陽、隋郡、江陵、晉陽四處設置官寺，廣度僧尼，廣寫佛經，廣交僧侶，廣作佛事。
以後又曾下詔在45州同設大興國寺，並立延興、光明、淨影、勝光、禪定諸寺。為了表示對佛教的虔誠，文帝親受菩薩戒，大行布施，修建佛塔。文帝在位的20餘年中，所倡導修建的佛寺竟達3792所，使全國的佛寺數量達到了4000-5000所，建塔113座，所度僧尼在20-30萬以上。隋文帝奉佛的獨到之處是推行了佛舍利供養行動，三次下詔在全國113州分舍利，並在同日同時起塔供養。位於今陝西扶風縣的鳳泉寺舍利塔就是按仁壽元年601六月十三日的詔令而建置的，並因塔置寺。當時鳳泉寺亦是赫赫有名，為文帝所鍾愛。現在著名的法門寺北約15公裏的地方，我們仍能見到該寺的芳影。
隋煬帝楊廣也篤信佛教，自稱菩薩戒弟子。他在位的10餘年間，所度僧尼達16萬多人，鑄刻新佛像3850尊，並對10多萬尊舊佛像進行了修整，修補舊經和繕寫新經620卷。還在洛陽專設譯經館，並常與天台宗智顗、三論宗吉藏等人相交。
在隋朝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下，僅隋都大興城今西安的佛寺就達120座，幾乎遍布大興城的各個坊裏。《隋書》中著錄了8所著名的佛寺，在陝西境內竟占了3所，包括京師長安的禪定寺、淨刹寺和馮翊今銅川市大荔縣郡的般若寺其他5寺分別為洛陽白馬寺、汲郡寺，建康中興寺，於闐讚摩寺、比摩寺。此外，靖善坊的大興善寺、和平坊和永陽坊間的大總持寺，以及隆聖寺等也都是這時著名的佛寺。
2.隋都大興城中的佛寺
據範文瀾先生所著《唐代佛教》、宋敏求《長安誌》和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寺塔記》、《西安府誌》以及其他散見史料，隋代的主要佛寺有按建造年代為序：
開皇二年582廣濟寺：北天竺沙門那連黎耶舍入京後曾作為外國僧主住於此。
妙聖尼寺：位於醴泉坊，平原公主立。
靜發寺：位於長安縣東南。明嘉靖年間1522-1566曾進行修繕。
濟法寺：沙門法藏建。
靈感寺：由於新都的營建，大興城中的許多陵墓需要遷往郊野，為了超度這些亡靈，文帝於是在樂遊原上營建該寺。到了唐代發展成了聞名遐邇的青龍寺。後文將有詳細的敘述。
菩提寺：應隴西公李敬道和僧人惠英的奏請而立。唐大中年間847-859改名為保唐寺。
大覺寺：隋文帝為醫人周子臻所建。
同年所建佛寺還有靈化寺、證果寺、建法寺等尼寺，用以安置前代宮室嬪妃彩女。
開皇三年583趙景公寺：位於長樂坊，本名宏善寺。獨孤皇後為其父趙景武公獨孤信所立。皇後所造的小銀像、大銀像以及身長數尺的金佛像亦供於此。《酉陽雜俎》載，該寺在隋時稱弘善寺，至開皇十八年598方改為今名。
普耀寺：獨孤皇後為其外祖崔彥珍立。唐玄宗開元二年714廢。
真寂寺：位於義寧坊，隋尚書左仆射、齊國公高熲舍宅而立。唐武德二年619改名為化度寺。見後文唐代佛寺·義寧坊條。
法尼寺：坊人田通舍宅而立。
資敬寺：隋太保薛國公長孫覽為其父立。
修慈寺：魯郡夫人孫氏立。唐代改名為崇濟寺，見唐代佛寺·昭國坊條。
清禪寺：隋文帝為沙門曇崇所立。
法雲尼寺：初名法輪寺。本為隋太保薛國公長孫覽宅，此年被鄖國公韋孝寬立為寺。
建法尼寺：位於頒證坊。據說當時坊內有一人名叫田通，家徒四壁。隋文帝建都長安後，將120枚寺額懸於朝堂下，並下詔說，無論是誰，隻要能修造佛寺者便可任意摘取。田通於是發奮請額而歸，將自己的柴門小屋施舍出來作了寺院。後來，又得到鄰居的房屋資助，這座佛寺才漸漸地興盛起來。
同年所建尼寺還有：萬善寺、化度寺和先天寺。開皇四年584永泰寺：為沙門曇延建。
光明寺：文帝為沙門法經建。武則天時改名為大雲經寺見下文唐代佛寺·懷遠坊。
海覺寺：位於崇賢坊，淮南公元偉舍宅為沙門法聰立。
延興寺：又稱萬壽寺，位於長安古城霸城門外一裏左右。本為梁蕭芩的宅第，隋文帝立為佛寺。唐中宗李顯為永泰公主追福時改寺名為永泰寺。
雲經寺：位於長安縣東成留裏。明成化年間1465-1488修複。
慶善寺：位於三原縣城內。明永樂十三年1416何覺通重修。
大興國寺：位於馮翊郡。隋文帝命人在原般若寺基礎上修葺而成，“七重周亙，百栱相持，龕室高竦，欄宇連袤。
金盤捧雲表之露，寶鐸搖天上之風”，極其富麗堂皇。這座佛寺的設置帶有文帝自身的感情因素。文帝的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文帝出生後，常常生病，他父母便去請教般若寺中的尼姑智仙，智仙告訴他們說，其子來曆非凡，與世間之人是不同的，有佛在佑護他，必須在寺院中長大，不能與俗人同處一地。聽了這話，楊堅的父母不僅將自己的一所大莊園奉獻出來作了佛寺，而且還同意由智仙比丘尼來撫養自己的兒子。這樣，楊堅便在般若寺中度過了十三年的童年時光。這段佛門生活使他久久不能忘懷，在登基後，還常常向臣下提起，並曾命史官王邵為智仙比丘尼作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