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入伍前後
我的童年時期，一直在窮苦中掙紮著，但其間也曾有過一度學塾生活。不過為時不久，就又不得不丟棄了這個幸福，走上長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開始到學塾裏讀書。這在有錢人家子弟看來，當然是一種兒童應享的福利，絲毫不覺得稀罕。然而在我，家庭狀況是如此的艱苦，卻把它當做一個天外飛來的福音。
父親是個因為沒受學校教育而飽受痛苦的人。他不識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著：無論自己的經濟狀況如何窘苦，自己的兒子一定要讓他們有上學讀書的機會。家兄基道便在父親這種願心之下，勉強入了學。
那時還都是些“子曰”“詩雲”的私塾，現代的新式學校，不消說還沒有。先生的束脩，每年才六吊京錢，合現在三百個銅元。父親常常對家兄說:
“北寶，咱家裏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學，要好好地用功，才對得起我們。將來有機會我再替你補兵，那時就休想讀書了。”
家兄於光緒十二年正月入學讀書，到了第六年即光緒十七年九月間，他即補上騎兵之缺，吃一份馬糧，每月關得七兩二錢銀子，除養馬外，頗可補助家用。他的學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總計家兄上學共隻五年零九個月。可是這一年的束脩是已經繳給先生了，當然不能返回。算起來，下餘尚有三個月，於是由我頂替了他，去補滿那三個月的期限。就這樣，我得到入學讀書的幸福。
我平素羨慕慣了有錢人家子弟入學塾的生活，心裏渴望著自己也能有這麼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學的時候，心裏又不免忐忑不安起來。那快來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腦子裏盤旋著，使我又是高興，又是害怕，一連興奮了好幾天。
那天父親帶領我去上學，見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頭。父親說：
“這是你老師，快給老師磕頭。”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頭，就坐到預先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書房裏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時間，我覺得自己已經開始了新的生命，許多美麗的希望在我眼前閃爍，我小小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和幸福。
先生姓陳，六十多歲，是保定府新安縣同口人，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他雖然是我開蒙的先生，但除了記得他愛用旱煙袋敲我們的腦袋而外，留給我的印象卻並不很深，這倒是很奇怪的。我開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書本，每個字對於我都是生疏的，它們在我眼裏亂跳，使我沒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幾個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調。至於那字是什麼意思，那句怎樣解，不消說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個月，就到了放學的時期。這時我住到父親的營盤裏自修功課。
在營中，每天的功課是寫字認字，溫習舊課。這期間給我影響最大、留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營中的一位賈少書。我那時年紀小，模仿性特別大。賈少書的一言一動，我都覺得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筆優秀的書法，和他的豐富淵博的學問，更加強了我對他的敬佩仰慕之心。他成了我的模楷，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學他。那種熱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著他認字寫字，聽他談書說理，心裏感到萬分的愉快。他對我也特別認真教導，在短短的歲月中，我有了很大的進益。從此我對於讀書的興趣，一天天濃烈起來。
我每天練習寫字，可是買不起紙筆，於是就用一根細竹管，頂端紮上一束麻，蘸著稀薄的黃泥液，在洋鐵片上塗寫。後來聽父親的朋友劉賀堂告訴我，說在方磚上也能練習寫字，並且比洋鐵片還好，所以我就改在磚上練習楷書。這樣，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經濟了。
父親人事的關係愈複雜，經濟方麵就愈感到拮據，每月十幾兩銀子的收入，無論如何是不敷支出。這時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補上兵額，每月多領幾兩銀子，補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營練軍，是有名的“父子兵”。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兒子頂名補缺，普通外麵不相幹的人，是很難補進去的。有時即使一年半載能出一個缺，就有許多人來爭著補，各方麵托人保薦。所以我補了幾次，都沒有補上。
父親境況困難，他的同營友好都盡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窮困中掙紮的旅伴，除了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麼法子可想呢？記得那時他們常對我父親說：
“秀公，等著吧，等老大老二年歲大了，您就用不著發愁了。”
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
“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
旁邊人就問：
“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這一問，苗大人也怔住了。接著那人就說：
“我問問去。”
這時苗大人生怕他去一問，耽擱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即說:
“我知道，用不著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
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為苗大人隨便這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年，是光緒十八年，西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歲。
補上兵之後，我並沒有隨營操練。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這在保定府，叫做“恩餉”。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馬先生的學塾裏繼續讀了一年書。馬先生隻有三十多歲，年輕性躁，每天用板子責打學生。我所得的益處依然很少。因為那種嚴厲暴躁以及糊裏糊塗讀死書的辦法，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不過我要特別申說的，就是縱使是那樣的學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兒，我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上學讀書，原是有錢人家子弟的專利呀。
到了年底，由於環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結束了學塾生活。合計我正式上學的日子，一共隻有一年零三個月。一生永不再來的童年教育時期，便這樣匆促地告終。然而這段生活，我卻永遠不能忘記。
十二歲這年，我就到營中拿槍，練習打靶。那時我的身體異常發達，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伴相比，我還高他一寸多。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發生了空前的瘟疫，傳染迅速，死亡極多，後來越是蔓延，越是厲害。不記得是誰異想天開，出了個主意，要調軍隊進城，轟打瘟神。那天絕早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就奉命進城。我們都穿著滿身雲頭的軍衣，興高采烈地去執行這個奇怪的任務。進了城，隊伍分作若幹排，每排十人，每走過一條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槍，從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滿城都是火藥氣。那時我就有憤恨外國人的心理，總覺得他們欺壓我們，不是好東西。我這種排外心理的出去發點，當然隻是一種幼稚簡單的民族感情。這一天我們走到北門，路東恰巧有一座外人傳教的福音堂。我看見了不由得十分厭惡，就托起搶來，瞄準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兩槍，我看見門匾上立時黑了一大塊，心裏覺得很痛快，背起槍來，回頭就走。從這種幼稚的行為上，很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民眾的情緒。
晚清的時候，有兩次意義影響都極重大的對外戰爭：一是鴉片之戰，一是甲午之戰。前者是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第一炮，並且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後者完全暴露了滿清政府的懦弱與無能，使人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諸役，可以說大部分都由此釀成。
保定府在滿清時代是京畿重地。自從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軍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鮮事變甫起時，五營練軍即接到加緊操練的命令。這時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謠言在流行著。一會兒說皇上不願打，一會兒又說李鴻章不肯對日本開戰。一般軍民對於日本，更有許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簡直荒謬可笑。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終於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戰，練軍前後兩營即奉令調開大沽口警備。命令剛到，官長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講話，宣布了開赴大沽口警備的命令，囑咐大家準備一切，決定第二天早晨開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個霹靂。同伴弟兄們平素過慣了自在安閑的生活。不要說對國外作戰，就是連鄉門都還未出過，驟然間聽說要向大沽口開拔，抵禦日本兵，大家立時駭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個的下午，營中就同煮開了的水鍋一般，七嘴八舌，嘈雜不休。有的三三兩兩聚在房裏，指手畫腳地瞎猜胡說。有的聚在空地上交頭接耳，來回地走著閑談。有的躲在牆角裏唉聲歎氣，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種種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好像在演著一幕滑稽劇，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家庭方麵，聽說隊伍即要開拔，都紛紛到營中探詢，一探聽，果然屬實，回去的時候，也有拭眼淚的，也有垂頭喪氣的。還有些家長們走到營門口，大聲地對他兒子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