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血淚締結成《辛醜條約》，雖然眼前瓜分之禍暫時幸免，然而巨額的賠款，卻種下了中國人民日後永難逃脫的經濟厄運。關稅鹽稅都作為賠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地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條約締結以前，李鴻章即已病故。他從廣東回北京時，路上曾暈了幾次船。到了北京，在強敵壓境的情勢之下，締結這樣的城下之盟，經過長期的折衝，交涉處處掣肘，因此外感內傷，一位晚清最負盛名的外交家，就輕輕殂謝了。李鴻章一死，算是感動了洋大人的心腸，才允許簽訂他生前所擬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讓步的和約草稿。這就是後來的《辛醜條約》。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的便是袁世凱。
和約既成，慈禧太後方從西安動身回北京。回駕的路程是
袁世凱（1859-1916）河南項城人，字慰亭，號容庵。早年任駐朝鮮通商大臣。1895年在天津小站訓練新建陸軍。戊戌變法期間，出賣維新派，取得慈禧太後寵信。1899年，升山東巡撫，殘酷鎮壓義和團。1901年，繼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及練兵處會辦大臣。辛亥革命時任內閣總理大臣，出兵向革命黨要挾議和，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位。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同年12月，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製。6月6日，在全國人民聲討中，憂懼而死。
由西安繞道河南，由河南起身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駕到保定。這顯然是慈禧要避讓聯軍的鋒芒的緣故。因為當她起身時，條約剛剛締結，京津一帶的聯軍還沒有完全撤退。可憐這位西太後，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繞道河南回京，這沿途風塵之苦，也盡夠她消受的了。可是聽說她這次從河南至保定，沿途上縣官因辦差不力，被太監王公們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數。官府尚且如此倒黴，
我們老百姓所遭的災殃更可想見了。
慈禧還沒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開交。我們保定練軍奉派擔任“卡輪”的工作。所謂“卡輪”，就是護衛的意思。挑選的都是大個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們身上都穿著藍布開叉袍，手裏拿著紅漆柳條小笸籮，淨水潑街，黃土墊路。慈禧的行宮就設在總督衙門內。我在衙門口“卡輪”，向裏麵一張看，隻見燈籠、火把、旗鑼、寶扇、斧鉞、紅氈等等，輝煌奪目，擺成行列，極盡富麗堂皇之能事。國家快要亡了，仍然這樣窮奢極華，作威作福，百姓怎麼不遭殃呢？我一麵灑水潑街，一麵心裏這樣地想著。
“兩宮”到站的時候，我正在車站站崗，因此得瞻仰到這位西太後娘娘的尊容。太後下車時，身上穿著青花緞的大坎肩，頭上梳著滿裝“兩把頭”，腳上穿著一雙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來安詳緩慢，十分嬌貴。看她樣子已有六十多，滿臉皺紋，臉上沒有抹紅，可是塗著一層很厚的宮粉。當她進站後袁世凱叩見的時候，我聽見她說:
“我們娘兒們不要緊了，到了家了，什麼事也沒有了。”
“兩宮”在保定沒有久留，即轉回北京。
我們的隊伍由望都回來，共計一營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後來又移住西邊的豐備倉。這時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習。小教習又名副教習，因為軍隊中會喊操的長官不多，每哨裏都設有喊操的正副教習。教習還有一個名號，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時喊操的教習，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帶李洙熙正在營部裏坐著，何哨官去見他說道：“請管帶給馮教習加三錢銀子。”聲音很是卑謙。李管帶一聽，回答說：“這辦不到。”幹脆地回絕了。這時我正在隔壁房間裏，所以他們的話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當時管帶的薪俸，每月連同吃空名字在內，可以有四百兩銀子。當哨官的至多也不過四十兩銀子，如今這位哨官要求加給三錢銀子，竟碰了這樣一個釘子，可見此時的武官是怎樣的視財如命了!
營裏的夥食，是每天發給小米。我向來是不慣吃米的，而且那種小米沙子極多，怎麼也吃不下去。勉強吃到肚子裏，一天到晚咕嚕作響，一點也不能消化。不得已隻有自己買兩個燒餅充饑，可是每天隻能吃兩個，多了便沒錢，於是整天餓得肚子發慌。實在餓得沒辦法，便弄點水把小米向嘴裏吞，雖然勉強咽了下去，但終是很難過的。
我這時心身俱感壓迫，可是努力上進的心卻益發來得強烈。這時我開始讀武衛左軍編的《操法》、《陣法》以及新建陸軍七項等書，得暇即讀。有時徹夜不睡，偷偷地就著燈前讀。初時十句不過懂得三句，其餘都茫然不解，於是各處找人求教。如此長時期地努力苦讀，身體漸感虧疲，首先表現出來的是麵色萎黃，食量低減。同棚子裏一位尚得勝是好朋友，這時就規勸我說：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這樣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應該保重你的身體要緊。”
我說：“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謝謝。我現在隻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書念死了也好，免得變成一個庸碌無知的廢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糧，一點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識真學問，出人頭地，那時能夠從南方接我的父親出來同住，那就好了。”
此後尚得勝再也不勸我了。正在這時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極大的興奮和安慰。正月底，直隸定縣王鐵珊先生到了豐備倉。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節儉刻苦方麵尤為當時士大夫中所僅見。他在我心目中真是聞名已久，渴欲一見的一位高人。恰好他同我們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紹，得有同他見麵談話的榮幸。這次王先生給我寫了一個片章，使我喜歡得說不出口來。我把這個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後十分珍重地保存著，隔幾天拿出來把玩一次，唯恐把它遺失了。
淮軍的暮氣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紀律，都散漫廢弛，不堪聞問，我們的前途希望，至可焦慮。因此我漸漸生出異誌。正在我躊躇徘徊的時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卻補上了武衛右軍第三營左哨的新兵。於是我也決心離開淮軍，要投入武衛右軍去。
武衛右軍是規定初一、十五驗兵。一天，我換上便衣，前去應募受驗。走到那邊，正好驗上。回來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說:
“我要到北京去，那兒有個朋友叫我。”這怕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謊話。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親同我的父親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說: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過在這裏，咱們住在一起，彼此有個照應，能不離開還是不離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