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先生為人很誠懇，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們相識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時他已四十多歲，我卻是個青年。我說我是個營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沒了你。但是他堅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絕，於是就結為異姓兄弟。後來我當了哨長，把父親接了來，一時沒有找得適當的住處，就住在馬先生家裏。馬先生全家對我父親都很親熱，招待得如同他們自己的老人一樣。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駐兵，曾把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我升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為第二營右哨哨長。
新升的官長同舊官長容易鬧意見，這差不多是軍隊中的一個慣例。這時右哨哨官齊振標，是從袁世凱的小隊子裏升上來的。因為他的尾巴粗，來頭大，所以雖然一個大字不識，氣焰卻極高，張口就罵人。練操的時候，就是他罵人的時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裏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場裏下操，因為士兵動作不整齊，他抓住了這個題目，就破口大罵，罵得人家簡直沒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氣也不敢出，隻瞪著大眼睛向我注視著。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見這光景，我就對齊振標說:“咱們練兵，隻是罵可不成，要是罵能練好兵，那咱們就不必下操了，專門來罵好了!”齊振標聽了我的話，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著就說:
“我是哨官，我有權罵人!”
“你有權練兵，你沒權罵人!”
操場裏的士兵，看見我們吵起來，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於是我們就真的動了手，我一時性起，拔出刀來，一直向他腦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頭就跑。他跑，我追，像這樣繞著操場跑了一大周。後來他跑出操場，到騎兵王統領那裏去告狀，我就跟著追了去。見了王統領，他告我以下犯上，目無官長。我說：“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論論誰有理誰沒理。”王統領外號叫做王蛤蟆，和齊振標同是小隊子出身。他說:“不問什麼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說話。”當時齊振標罰了跪，卻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軍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佬，請我們倆去吃飯，叫我們消釋意見，言歸於好。
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長，又打哨官。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這種行為，並沒有什麼思想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義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後來民國十三年(一九三四)我從灤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武衛右軍奉令離開韓家墅，開往南苑駐防，改為第六鎮。原來第三營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鎮第二十四標第三營前左兩隊。我也由哨長改任司務長。
改編以後，一切都采用新軍的辦法，因此軍中頗有一番新氣象。那時統製是段祺瑞，協統十一協是陸建章，十二協是何宗廉，標統是王化東。王化東文武兼長，文筆固好，軍學也研究得不錯，並且為人態度誠懇，勤於訓練，這算是我從軍以來第一次遇著的好長官。
我們在南苑訓練，每日官長目兵都上講堂，學術兩科並重。段祺瑞對於官長頭目的訓練，尤為認真。一時全鎮空氣緊張，人人興奮。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營後隊排長出缺，我便升補了上去。
一天，“兩宮”到萬壽山巡遊。第六鎮二十四標奉命在路上警戒。那嬌貴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門不遠，不想有一個喊冤的百姓，因為不能接近，化裝了衛隊的樣子，戴著紅纓帽，混了進來，等到兩宮駕到，就衝到轎子前麵大聲喊冤。慈禧太後吃了一驚，幾乎從轎子裏衝出來。於是太後大發威風，立刻下諭把當事的隊官撤職，標統和管帶的領帶摘去，段祺瑞也記了一次大過。這樣一來，隊官降為排長，各方紛紛保薦人去補這個缺。因為保薦的人太多了，無法決定取舍，乃舉行考選，以昭公允。
這次考選，有四團十二營，共計四十八連，每連派一位排長參加。結果我竟僥幸考取了第一，當升為二十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
我升為隊官後一個月，我父親即患肺疾，晝夜咳嗽，痰中微帶血色，請遍了附近的醫生診治，總是不見功效。後來派人到北京請了一位陸大夫來。他是北京普仁醫院的內科大夫，醫術很精(現在徐州開醫院)，但診治月餘，依然不見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長逝。父親北來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萬分! 他老人家一生顛連艱苦，可以說沒過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歡，而他老人家竟與我長別了。這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懷的遺痛!
父親的喪事辦完，靈柩暫停離南苑二裏的海子潘家廟。那時南苑圍牆內不許停厝棺柩，因此隔了兩個月，又將靈柩運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義地裏。這時已是光緒三十二年( 一九○六)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