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第二營隊官，本營管帶名叫回富興的，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個有為的人。平素他認為官長不可信賴，常派幾個親信的頭目，到各隊中監視，這是他帶兵的秘訣。我帶領的隊伍中有一個頭目名叫張青雲的，就是他派了來的。因為他偷東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開除。他就回去見回管帶，於是回管帶又讓他重返原任。我當時非常氣憤，戴上帽子，拿著刀，就去見回管帶。見了麵，他說:“張頭目犯了錯，你應當教導他，使他學好才是，開除是不可能的。”我說:“這種害群之馬，非鏟除不可，像他這種人，不但擾害別人，而且使別人受他的惡影響。如果不辦，將來隊伍裏什麼事都不能辦了。”說著我把帽子摘下，連刀一起扔到回富興的懷裏，回頭就走。同時一邊走，嘴裏還氣憤憤地這樣說著:“能給好漢子牽馬墜鐙，不給賴漢子當祖宗。”後來由統領王化東從中一再苦勸，我們倆才和好無事。我當了隊官以後，這一次又算是同管帶鬧了一場。
關於帶兵，有幾點應注意的事，這裏我也順便拉雜說一說。
第一，士兵知識淺陋，有什麼隱衷，都不能自己解決，或適當地應付。當官長的必須時常和他們接近，洞悉他們的苦衷，隨時替他們解決，或是予以安慰，否則就很容易發生弊端。有一次，我們營裏後隊有一個兵，在屋內上了吊，企圖自盡，幸而被人發覺，未釀事端。消息一經傳出，標裏協裏鎮裏都派人來調查原委。原來這個兵，這天因為他的父親從家裏來，找他要錢，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裏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餉借給他。他心裏很高興，就把借得的錢，連同他自己的餉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談起天來。不料轉眼之間，兩個餉包竟從桌子上不翼而飛。兩錢包丟了，除他父親沒法打發以外，他還欠棚子裏一元菜錢，棚頭正逼著他要，並且恐嚇他，說如果不還菜錢，以後就不許他吃菜。後來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隻留他一個人在屋裏。他想：父親怎麼打發呢？菜錢拿不出，以後自己又怎麼吃夥食呢？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一時情急，所以上吊了。這事當時雖然沒有鬧出人命來，然而已經弄得人言嘖嘖了，說一定是官長打了他，不然，他為什麼自盡？所以當官長不但不可壓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極不妥當的。
第二，帶兵的人互相鬧意見，隊伍就永難帶得好。我這一隊的二排排長徐得勝，原來是從隊官降級下來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興，最好同大家鬧意見。有一次他督工，一個患病的士兵向他掛號，說去解大便。過了一會兒，又要掛號，一連掛了幾次號。徐得勝就不耐煩，大罵他故意搗亂。這天因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來，從營房後門過，這兒有一口井，剛走到這兒，患病的那個兵，一時氣急心窄，忽然向井裏跳了進去。大家見狀大駭，急忙打撈，幸而人多手快，沒有出事。不過後來隊伍中就嚷開了，說後隊的排長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鑼鼓不齊沒有法子唱好戲，假如營長同連長鬧意見，那更是怎麼也帶不好兵的了。
第三，營中的軍醫長應當慎重選擇，萬不可濫竽充數。有一天我檢查內務，發現六棚有一個士兵名叫褚懷軍的，身染時疫，於是立即派人請軍醫長來看病。軍醫長來到，診完脈，一副藥吃了下去，當即把那個兵打發了。當時那兵斷了氣，大家都不知道，隻聽見他吃下藥去，直嚷肚子疼，以後就再沒有做聲。大家都以為他睡著了，等到出早操的時候，協統跑來查營房，大家急忙整頓內務，一看屋內還有一個人沒起床，喊了半天，不聽見聲音，走近去一看，原來早已沒氣了。當時氣得我急忙去找軍醫長—他是協統的兒女親家，外號叫催命鬼。我問他:“好好的一個兵，不過生了點小病，你一服藥怎麼就把他吃死了？你這是怎麼治的？你這算什麼醫生？”催命鬼聽我質問後，竟這樣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沒有結果。我就說:“你不過是協統的親家，哼!……”那時軍隊中用人，大多憑靠親戚關係，濫任私人，學識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級官長和士兵氣憤不平，也隻好悶在肚子裏，無可奈何。
清末，國家軍務組織中有軍學司的設置，位職很高。這時任軍學司的是馮國璋。他不知怎麼犯了神經病，忽然上了個奏折，大意是：行伍出身的隻能當到司務長為止，排長以上的官長須任用軍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的畢業生。消息傳到各處，隊伍中立即沸騰起來。我對於這件事情當時發生兩種感想：第一，其時軍官學校太少，而且開辦不久，一時訓練不出那麼些畢業生，以畢業人數論，平均一營也派不著一個。事先沒有詳細的計劃，就貿然提出這樣的建議，搖動軍心，不能不算是失著。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沒有給窮人設想。因為能上軍官學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權貴的親戚。並且升入陸大，必須有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試想窮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這類折雖然沒有立即施行，但因此軍隊中的窮苦弟兄們，都對馮國璋大大不滿，並且進而遷怒於昏庸的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