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演習，最大的錯誤在於行軍駐軍，事先都沒有精確的計劃。這都應該由參謀人員負責。充分地暴露了他們紙上談兵的缺陷。演習的時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級官佐傳達，目兵固然什麼也不知道，隻一味跟著亂跑，就是連排長也一樣是莫名其妙地瞎跑。他如“駐軍注意”、“行軍注意”等，也都沒有。下級官長和目兵等都無所遵循。隔了月餘，才聽說這次參加計劃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賀忠良在內。我想至少這位倭兒在參與計劃時也沒有安著好心。
演習過後，要舉行一次閱兵式，事先官長目兵奉令一律須穿皮鞋。皮鞋是軍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樣式粗笨。官長穿的每雙十二元，雖然不合腳，但皮子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別硬劣，尺碼一律窄小，怎麼也穿不進去。可是命令限製著，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負著。有的士兵，隻好削去襪子，光著腳，死命地擠進去。可是運動起來，腳趾就如刀割，個個人痛得流淚。當連長的在這時地位最感困難。因為每連中不過十六七個人勉強穿了下去，其餘的都無法遵循命令，弄得無所措手足。這件辦皮鞋的事情，是段統製的軍需勞佩蘭先生經手辦的。真想不到這位先生，糊塗得如此!皮鞋是這樣，衣服的尺碼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這個大個兒，領下來的卻是一套短小的製服，上衣隻齊腰，褲筒吊在小腿上麵。我是如此，別人也是一樣。要換，不許掉換。人人切齒痛罵，滿清真是到了倒黴的時候，上層和下層毫不通氣。中層負責的人，能力既不夠，辦事又不盡心，隻想著如何省事，一點不往細心周密上設想，結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鬧。從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當時政治之糟!
閱兵的這天，刮著極大的黃風。大家牽著手走，誰也看不見誰，隻得臨時發個命令：不閱兵了，官長們舉行宴會。地點在河間府宴會場，連長以上的官長都出了席。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擺了一大片。大家進來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這一套家夥，大家不消說都不曾用過，恐怕就連見也未見過。特別是從鄉下來的窮弟兄們，此時呆頭呆腦地站著發愣，動也不敢動。等了半天，看見人家動手吃，才斜著眼角偷看，人家怎麼辦，自己也就怎麼辦。吃完了，每人贈送一隻磁質紀念杯。那杯子約有二寸高，一麵鐫著“光緒卅一年初河間秋操”字樣，一麵鐫著一條精巧悅目的小紅龍。不曉得哪位先生不開眼，一下拿去了三隻，大家也就跟著效尤。到得後來，杯子就不夠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裏自然不舒服，於是將桌子上擺著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裏掖了去。起初廚房還不敢幹涉，後來拿的人越來越多，飯館老板可急了，站到會場裏大聲嚷著：“這是包的席呀!這些家夥全是我們的呀!”大家哪個肯聽？依然繼續向腰裏掖著，當時我卻不曾拿西餐館的家夥，隻看見桌子上放有幾筒罐頭沙丁魚，覺得不錯，就順手拿了兩筒，放進褲子口袋裏。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禮服。這要算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浪費，是我花了六十四兩銀子定製的一種質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禮服。我走出會場，騎上馬，就飛奔回營，心想兩筒沙丁魚，拿回去同排長們一塊吃，夠多有味!哪知天曉得，那兩筒罐頭都是已經開了口的，當時沒有細瞧，隻顧順手往褲袋裏一塞，恰巧正是倒放著。等到下馬來一瞧，嚇！褲子上滿處都是油汙，把一套簇新的製服，弄得肮髒不堪，氣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惱，多天還把它當做說笑的資料。
回南苑的時候，從保定搭乘火車。兵們有坐敞車的，有坐三等車的，情形非常擁擠慌亂。有的一伸頭，把帽子丟了，有的把刺刀丟了。我無意間遇見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營左隊當事務長，管的是菜賬。兩個人坐下來，正談著，不知怎麼一來，他把一本賬簿也丟到車外去了，一時來不及撿，他就暴跳起來，紅著臉，也不做聲，隻是兩腳亂跳。不消說一切出入賬目，都寫在上頭的，回去怎麼向營長報賬呢？他辦事向來負責認真，不肯馬虎，於是隻是不住地搖頭歎氣，我也無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車去了。幸虧當時車還走得慢，算沒有喪命，並且拾著了那本賬簿，上了另外一輛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