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經過趙倜幾年的壓迫和搜刮，一般人民困苦達於極點。此次戰後，兵匪縱橫，哀鴻遍野，地方更形凋敝，我為要切實改進人民生活，整理紊亂已久的豫政，到任之初，便詳審地方實際情形，擬定治豫大綱十項，作我最低限度的施政標準。那十項大綱是：
一、賑恤戰區災政，俾免流離。
二、清理財政各稅，期除苛斂。
三、徹辦戶口登記，以杜盜源。
四、整飭巡緝各隊，以維治安。
餘心清（1898-1966）安徽合肥人。17歲時，考入金陵神學院。1922年夏，入馮玉祥部任隨軍牧師。曾任馮創辦的軍官子弟學校校長、開封訓政學院院長、銘義中學校長等職。1933年，在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總務處長兼察省民政廳長，後代表馮參加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1939年，到重慶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1947年因參加策反孫連仲的工作被捕，後被我黨營救出獄。建國後，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曾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中央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典禮局局長、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身死。
五、查拿貪官痞棍，以安善良。六、籌設實業工廠，以納遊民。七、普遍浚河築路，以利交通。八、推行義務教育，以開民智。九、嚴禁煙賭娼妓，以淳風俗。十、厲行剪發放足，以除陋習。這末條中所說的剪發，是指男子留發
辮而言。那時北方各地守舊，男子沿因清製，仍多強辮者，固定此項以糾正之。至如女子剪發，其實則尚未盛行。
我除按照這簡單的施政綱領按步分頭施行而外，對於清鄉剿匪一事，尤為注意。河南民情蓄悍，多年受政治及天時之影響，
素來多匪。這次趙倜敗退，部隊潰散，尤多流為土匪。我率隊伍先駐朱集，著手肅清豫東的潰軍，命孫良誠等分頭剿擊。豫東平靖後，又從安徽竄過來一股，費了好多日子，才次第肅清。
在施政剿匪的當中，於所轄部隊的訓練和補充也下了一番工夫。自離陝西，我的部隊又有八九個月沒有領著餉。官兵們都困苦不堪。到河南後，便在兩月之內連續發了五個月餉，以濟他們的窮困。我們由十六混成旅改編為十一師時，有不加槍不加餉的限製，故不足的額數尚多，也在這時補充齊全。我一麵這樣整理，一麵即規定課目，大加訓練，俾舊有軍風紀得以不墮。
此時於公事而外，我也抽空辦了一件多年牽腸掛肚、迄今未辦成的私事，那就是遷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讀者想必還都記得，我的父母棄養時，因為無力好好安葬，隻買了幾塊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義塚上。此事在我雖覺得無足輕重，但老人家在日時，卻是講究這些的，因此我也感覺無以對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長商議著，在保定西北買了五畝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義地亂塚中遷葬過去。此事我什麼人也沒通知，遷葬的那天，我自己幫著抬棺，我兄長在前麵打幡，很快便很簡單地完畢了遷葬的手續。我父親的棺材由墳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兩銀子置辦的好棺木，故還沒腐爛；母親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時看了還好，但一見空氣，就朽壞得不堪抬動了。事先我已預備好兩口套棺，這時便把舊棺套放進去，一如重新裝殮一次。我素來反對世俗對於婚葬的繁文縟節，招搖鋪張，所以我這次將父母簡單移葬，任何親友都沒驚動。第二天曹錕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訴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數日，辦理遷葬之餘，也常常出外走動。我的家住在館驛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過街上的時候，人家以為我不夠官派，都看不順眼。他們說：“不坐汽車，也應當坐頂大轎，做了督軍的人哪兒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
我從保定回到河南，便聽人告訴我說吳佩孚已向中央提議，強迫調我為陸軍檢閱使之職。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我一點都沒驚異。趙倜在河南的時候，每天午後三四點鍾方起床。我在那兒，大早上便騎著腳踏車各處辦事。吃飯時一菜一湯，客人來了，每位加一個菜，也不預備煙酒。在曹、吳他們一般人，簡直看我為活妖怪！本來在那樣的年頭，什麼事都是講究夤緣手段，論不得什麼功勳勞績的。我調河南督軍的時候，若是論功績，陝西督軍的遺缺自應由胡笠僧繼任。但是曹錕、吳佩孚卻授意中央竟把此職讓給會送禮會奉承的劉鎮華署理了。功績哪裏論得呢？我聽到這消息一笑置之，一麵照常辦理職內之事。
不久吳佩孚便來電報給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籌措八十萬元的款子，並且以後要每月經常劃撥二十萬元。對於這個強橫的命令，我連思索也沒有，馬上複電說我無此搜刮壓榨的本領，不能遵辦。你如一定要錢，那就請你來當河南督軍好了。他接我這電，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時他打退了張作霖，自以為再無內顧之憂，便專心致力要對付幾個不肯隨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孫嶽和我都變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釘，每時每刻都在想方設法要把我們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吳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經很誠懇地對他上了二十條條陳，詳抒我對於省刑薄稅愛民愛國的意見與辦法。但他覺得沒有恭維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納，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時他在得誌之餘，真是驕橫恣肆、妄自尊大，什麼人也沒看在他的眼裏。對上把長官看做傀儡，對下把朋友部屬都當做奴才，人民士兵則一律視如草芥。那時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孫嶽是極可倚重的俊傑，但他都不能容納。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諂媚巴結，二則挑撥離間者，因此張福來、蕭耀南之流，倒成了他親信之人。對國家大事其迂執與悖謬，尤到了使人難以相信的程度。有一天，我到洛陽和他晤談，我說對日的外交應該確立方針，嚴切注意，日本國內的情形應該努力設法詳加調查。他卻說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為日本人是中國的移民，聽他們說話，就是吳音，和我們江蘇口音一樣。他自己是吳太伯之後，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輩，若有交涉，他隻要發一電報去，以此段曆史說之，無事不可成。也許人們會以為他是說笑話，後來“九·一八”事起，他真有這樣一封信發到日本，可以證明他那時決不是說著玩的。我又說我們此時當傾注全力建立國防，而創辦空軍，培育航空人才尤為切要。他卻說我國自古就放風箏，這種風箏即足以製禦飛機而有餘，敵人若以飛機作戰，我們隻要放上風箏就可以把他們掛下來。最後我又談及河南的旱災，以為此事可憂，當設法防救。他馬上把桌子上的簽筒拿過來，從裏麵挑出六個製錢，嘴裏還唧噥了一會，一連下了六七卦，和我說，不要著急，明天午後二時定要下雨。我覺得好笑，問他哪方麵下雨，他說在西北方。我那時住在他的巡閱副使署裏，到了第二天午後三時，天上仍是蔚藍的晴空，不見一塊雲、一絲雨意。我去問他何以不下雨。他說已經下了，還正在下著。我問在哪裏？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請他設法開渠築壩，而他卻來這一套，真是活見鬼！
我拒絕洛吳籌款的要求以後，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開封來見我。我和他談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來意。最後我忍不住了，直接問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吳之命，和我傳達讓開河南的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不是為做官而來，隻要中央有命令，我隨時都可走開。
中央調我為陸軍檢閱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吳示意保係閣員高恩洪向黎元洪總統提議與威逼之下，這年( 民國十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頒布下來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內便把部隊全部調完，轉赴新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