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少數目呢？”我問。
“至少得十萬。”
我想這錢到哪裏去籌？軍需賈玉璋坐在旁邊，這時就說：“隻要檢閱使答允，我可以設法。西北邊防督辦的名下每月應領五萬元的經費，雖是拖欠甚多，但近來頗積餘了一些，不到十萬的數目，少的也有限，可以補足起來。這時什麼也不用管，把槍領了下來再說。”
我說：“好呀，你快去湊去。”又和蔣鴻遇說：“這回您可真要領下來，不是說著玩的！ ”
十萬元湊齊了，蔣鴻遇便從李彥卿的門路把錢送去，下午四點鍾送錢去的人回來，當日六點鍾便接到李六的電話，叫派人領器械彈藥去。我在隔室聽著電話，恨得我牙齒咬得咯咯作響。第二天曹仲三在居仁堂召集會議，我到的時候，別人都還未到。曹見了我，笑嘻嘻地從台階上迎了下來，說：
“煥章，你這麼苦，還給我送錢，我實在太過意不去。”
我才知道得錢的不隻李六一人，這混賬總統也得了的。大總統左右全是這類狐群狗黨，公開地大幹卑鄙齷齪的勾當，而覥不知恥。李彥卿在城內蓋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萬，試問哪裏來的許多錢？
器械已經補充齊全，一切也都準備妥帖，我照常不動聲色，隻等著時機的成熟。
先是這年八月二十四日江浙戰爭爆發，這就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序幕，奉張因急要聲援勢將敗北的浙盧，即在熱河、冀東一帶向直軍發動攻勢。九月十三日京奉線交通斷絕，十六日朝陽方麵也開始動作。吳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電召，於十七日到北京，十八日即對奉張下了討伐令。吳佩孚自任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彭壽莘、王懷慶、曹鍈和我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張福來為援軍第一路司令，胡笠僧為援軍第二路司令，如此等等許多名目，當時報紙上都有記載，不必一一贅述。可記的是吳佩孚在四照堂召集會議，親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參加的人員，有他的參謀長、總參議、陸軍總長、海軍總長、航空署長、代理國務總理，以及派有任務的高級將領及其他有關人員。四照堂四麵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置一長條桌，挨挨擠擠，坐滿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許久，才聽到有人大聲地報告 道：“總司令出來啦！ ”嚷著，吳佩孚已經搖搖擺擺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麵穿著一條白色褲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綢子的夾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著，鈕子也不扣，嘴裏吸著一根紙煙。他走到座上，即盤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條桌，那種坐法，宛似一位懶散的鄉下大姑娘，於是口傳命令，念道：“奉張大逆不道，殺我人民，奪我土地，侵我主權，藐我武功。”還有什麼“大張撻伐，除此元凶”之類。不知道是他預先擬就的，還是他臨時隨口胡謅的，聽來總如佛道的經咒。念到中間，電燈忽然滅了，半晌才複明亮，王懷慶和我坐在一處，附著我耳朵根低聲笑道：“不吉！不吉！這是不吉之兆！ ”我笑而不言。於是吳佩孚接著念下去，至此已入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務如何，第二路如何，援軍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吳即站起來說：“沒有了吧？我們就這麼辦吧。”此時海軍總長連忙站起來說道：“報告總司令！命令上沒有提到海軍，我們的艦隊怎麼辦？”吳答道：“哦哦，海軍
沒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條吧，你們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長又站起來道：“還有我們空軍呢，怎麼辦？”吳又哦哦連聲，說：“也添上一條，你們隨時準備，相機出擊。”又有張家口騎兵將領起立請令，吳答：“在古北口外活動。”接著兵站負責者等人員亦起立，吳搔了搔頭，不耐煩地說道：“這樣盡著往下添，還成個命令嗎？你們不能等著以後再商量嗎？今天就是這樣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地散了。這樣重大的事，辦得如此輕率兒戲，吳之魯莽滅裂，往往似此！這裏所寫的不過千百條中之一條而已。
在這個當兒，我打聽得北京警備副司令之職尚是虛懸，我意向曹仲三推薦了孫二哥。曹不以為意，即由保定調孫二哥到京，任為警備副司令。後來孫二哥見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來給你們開城門是不是？”我聽了他這話，也不禁笑了。
奉軍進攻，共分三路。直軍也便派三路迎敵：吳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沿京奉線前進；王懷慶任第二路，出喜峰口；我則任第三路，經由古北口以趨熱河。吳佩孚這次派我，表麵是說古北口這一路關係重大，非勁旅不克勝任，實際是因此路遙遠險阻，接濟困難，意欲陷我部隊於絕地。但還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對我監視而外，複令胡笠僧率部相隨，囑咐他，如我有何異動，即就近解決。吳的用心真陰毒，在他要用我為他拚命的時候，仍然蓄意要把我們消滅。可是他萬也想不到胡笠僧會把這話告訴我，所以他的陰狠，實是利令智昏而已。
命令既下，即須準備出發。為了給養的問題，我和王懷慶特去找吳商議。吳的意思早就宣布，此次出兵，概不設兵站，糧秣餉項，統由各本軍隨地籌辦。我說：
“這話恐怕行不通吧。路途這般遠，這般難，假如還要自己籌餉辦站，那不但妨礙了部隊的作戰，並且擾害地方，鄉紳百姓全會被這一著得罪了。”
吳很輕鬆隨便地答道：“兵站是用不著辦的。你們隻管走到哪裏吃到哪裏，不但自己省卻許多麻煩，地方上官紳也是萬分歡迎的。”
我問這是什麼意思。吳答道：“這還用問嗎？地方上官紳誰不願意接辦官差？他們花了五個，可以報十個，大發財源的事，誰也唯恐搶不到手。你隻管開拔，不要顧前思後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這種辦法，地方上歡喜，我們自己也省事。”
我說：“擾害百姓的話且不說罷。我走的古北口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區，往往一百裏八十裏的沒有人煙，我們向哪裏辦糧去？您說的辦法就說別路可行，我這一路也是萬萬不成！ ”
談至比，兩方僵坐，毫無辦法。顯然的，吳這些辦法，全不脫禍國殃民的作風，好像他和國家人民有了深仇一樣，於國家人民怎樣有害，他就怎樣辦。我和王懷慶出來，王仰著頭歎口氣道：“我們這是死路一條啊！”
吳佩孚對於我們的餉項糧秣不加理會，但我卻不能不開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來送我，意思是催我們出發了，我們始準備動身。從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即令部隊陸續開拔，到二十四日開拔完竣。我派了一營步兵留守後方，委蔣鴻遇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的一切事務。我原從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約一萬餘人，編為三個補充旅，由孫良誠、張維璽、蔣鴻遇分任旅長，所領槍械不敷分配，每旅隻槍數百支。這時借著訓練的名義，著令留駐北京，以為應援。一切安排妥當，我始起程。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想到顏惠慶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們即要實現的計劃和他談談，即去找他，我試探地說道：
“國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鬧得如此黑暗，賄選賣國，無所不為，而今奉直軍還要自起內戰，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禍國殃民，這種局麵將來怎樣結束呢？”
“真是難事！”他做出同情的樣子隨聲附和著。
“我們總要共同想個辦法，以謀挽回，袖手坐視總不行的。若我們將來有了辦法的時候，打算請你出來幫忙。”
我這話是明明告訴他我們即將舉義了，顏先生卻模棱兩可，不說一句有關痛癢的話。談了兩個鍾頭，話老是不能深入。顏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說話如此不著邊際，我覺得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態度。若革命外交家，則頭腦敏銳，遇事痛快地一言而決，不當如此圓滑。我和黃膺白先生接洽，也是這樣說的，他的態度何等明快。我和顏惠慶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誼，往來甚密，正想一一與之接頭，因此番顏先生態度如此，所以索性連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說了。到後來班師回京後，始臨時約了王先生出來。
我們先頭部隊開到灤平，我自己也住到懷柔。從懷柔到古北口，到密雲，大路兩旁都是棗樹，此時正結了實，紅的果子滿樹累累，看著真是美觀，真是可愛。那時我們部隊整整過了三旅，而路旁棗子卻依然滿樹。我過的時候，許多百姓夾道而立，嘻嘻地看熱鬧。我們問他，棗子短了沒有？百姓說：“是您帶的隊伍過境，哪會摘吃我們的棗子？”又說：“弟兄們看見棗子長得好看，我們就請他們吃。弟兄們說：要錢我們就吃。我們說，都是樹上自己長的，要錢做什麼？怕你們吃了多少！他們還是不吃。”談得歡歡喜喜。我覺得這是兵們自覺的紀律，很可歡慰的。
在懷柔住了幾天，吳又派人催行，我乃進至古北口，住在楊令公廟。據傳說昔楊令公奉了朝命征遼，隻給他很少的兵卒，他說敵眾我寡，懸殊太大，勢難收功。朝廷不理會他的困難，隻說你且去打一仗再說。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圍，極力鏖戰，糧盡援絕，結果還是全軍覆沒。他自覺喪師辱國，隻有自縊而死。我這次行軍，想到楊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觸萬端，因撰了一副對聯，以木書刻，掛在廟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聯文現在已記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著，段祺瑞派賈焜亭送來一封親筆函，大意是表示不讚成內戰，對賄選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處。接著張樹聲、劉砥泉又介紹一位張作霖的代表馬某來見。馬說奉方殊不願與我為敵，隻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我便很坦白地對那代表說：
“我已經和北京方麵幾位將領有所接洽，隻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
我在房裏說著話，聽著外麵狂風怒號，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著準備他們的晚餐。在這肅殺緊張的夜晚，我聽見我們談話的聲音是如何的莊肅。我拿著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為如何？將來我們事成，擬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讚成？” 馬君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讚成的。”
我乃重複道：“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隻此兩條就成，別的都不必細說了。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兒已經布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爭的通電發出。”
當晚他們趕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吳佩孚所派監軍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陸大畢業，為人深沉誠厚，寡言笑，他雖然奉吳之命相隨監視，但對吳佩孚之所為卻不滿意。我的一切舉措，全不瞞他，什麼話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麵同情我們，一方麵卻並不肯參加活動，幫助我們，但也決不會破壞我們，把我們的計劃泄漏於吳。我也聽其自由，不予強迫，兩下各行其是，彼此諒解，如此而已。他的這種態度，我已覺得難能可貴。可是嚴格地說，我並不能讚成他。我以為個人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不能混淆不明，公私應當分得清清楚楚，或則他當反對我們，破壞我們；或則就應當參加我們的活動，共同推翻曹、吳，二者必須站定一方麵才是。可是他竟兩方都站，兩方都不站，模棱其間，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無所成就，委實惋惜不置。當時奉方與孝伯( 王孝伯是奉天人) 亦有所接洽，承認他對此事為預謀。可是後來曹、吳既倒，張作霖竟令張宗昌、李景林占據天津，把他驅逐出去。這是失信食言的舉動，使我十分不平。後來我之不能與奉合作，這件事也大有影響。
我從古北口進駐到灤平，即秘密發信給胡笠僧派代表前來會商班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奉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的代表在一帳篷中舉行會議。張之江、李鳴鍾、劉鬱芬、劉驥、鹿鍾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處前來參加會議。結果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中山先生主義，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名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一路以來，部隊行進如流水一般，官兵無不歡欣鼓舞，至此益發精神振奮，大罵曹、吳禍國殃民，我們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識到此番作為的意義和自身責職的光榮與重大。
那時參預總統府機要的人員，許多人與我們取得聯絡。吳在前線的情形，隨時都有人給我報告。洛吳敗訊，在我們開會議時即已聞知，但未證實，不敢深信。乃致電於吳，報告我們前頭部隊已抵達承德及沿途糧餉難濟炮彈潮濕的困難情形，同時並探問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吳的參謀複電，有雲：“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根據此電可斷定吳戰不利之訊，確實無可置疑。我即抓住時機，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領開赴喜峰口及通縣的軍隊，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軍西歸；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鳴鍾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
布置妥定，我即親率劉鬱芬首途返京。走到灤平，遇笠僧的代表劉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計劃，請他代表笠僧在上麵簽字，以昭鄭重。次日抵高麗營，那晚刮著大風，天氣極冷。黃膺白先生從北京趕來相見，詳談政府散漫泄遝的情形和吳在前線敗績之事。京漢線軍民擁塞，弄得車輛倒錯不開，吳怒而扣押司機，難民悉被錮禁於悶車中，扣在站上數日，整車整車地饑餓而死。種種魯莽暴行令人聞而發指。當晚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組織攝政內閣，又把如何迎請中山先生之事具體計劃一番。談到深夜十二點，黃先生仍然冒著砭骨的寒風，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達北苑與蔣鴻遇等會見，分配了工作任務以後，當天晚上八點鍾即率部由北苑出發，十二點馳抵安定門。孫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開城門，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務，同時把全城電報電話線盡皆割斷，一切應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辦個妥帖。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滿了纏著“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白色臂章的國民軍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見這些情景，都閃著驚疑的眼光，不知道這些事實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這次部隊回京，所以能夠如此機密神速，多是鹿瑞伯辦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會議之後，鹿返駐在地密雲，即每日令部隊練習行軍，或五十裏而回或六十裏而回，總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時徒手，有時全副武裝。一頭走著，一頭於路旁打野外；有時剛剛支起帳篷準備露營，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趕回駐地。每日如此，使部隊時時準備，使居民天天看慣。故奉命班師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為意，士兵們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達北苑後，照著命令在此間設法先運一團人入城。他每次派兩連人，作為進城取東西的模樣，暗進明出，進去的多，出來的少，數次之後，城中即陸續聚了一團人。這一團人於奉命進城之前，於如何占據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電線，占電話，等等技術辦法都已有完密的計議與練習。到晚間大隊入城，乃以混成營為單位，每一混成營輜重以至夥夫俱全，掉一個身，以輜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後，鹿親自帶隊前行，以防不測。一營入城，給以命令，帶第二營續入，城中每個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隊招呼，使不致走錯路程。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彈辦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鹿為河北定縣人，名鍾麟，字瑞伯，曾為第一混成協學兵。那時第一混成協的學兵是有名的“龍虎班”，教官皆陸大畢業生。鹿在此三年，於戰略戰術及戰鬥知識有特殊研究，後來任為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協營副。在四川時始來我們第十六混成旅為營長。民五在廊坊任軍法官，為炮兵營長及團長，升旅長，又升師長兼北京衛戍總司令。為人謙恭勤勞，好學不倦，對國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穩練，堪任繁劇，與我共事多年，真是作戰有作戰的辦法，做事有作做事的辦法，乃國家棟梁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也都來了，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二哥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這時雖已收複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紮。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為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之潰亡。鄭士琦為段祺瑞皖係的人，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係援軍北上。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時隻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致的讚成。真是差之毫厘，謬之千裏。哪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黨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