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席上，又將前晚與膺白先生談的組織攝政內閣之事從頭商討一番。胡、孫二位說：
“許多事都請總司令全權辦理，不必一一和我們商量。事實上，我們是分散各處，各有任務，難得聚會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誤了。”
我說：“這卻不然。內閣的組織，事關重大，必須大家從長議決。再則今天諸位都已在會，正該就此問題好好討論一番。”
當時決定：曹、吳賄選禍國，當然不能容他繼續行使總統的職權，於是向他提出三個條件：一、下停戰令；二、免吳佩孚本兼各職；三、請他自動退位。國民軍入城後，他的衛隊與曹世傑的所部都已由孫二哥派隊繳械遣散， 此事已不成問題。於是便商議攝政內閣的組織，其中陸軍總長和參謀總長二職，最費研究。我的意思，以為無論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之議，必不可作罷。為表示此點誠意，並貫徹吾等初衷，此二職必得以老革命黨充任之。當時孫二哥因提李協和先生曾為中山先生總參謀長，李書城先生曾為黃克強先生總參謀長， 故決定請李書城為防軍總長，李協和為參謀總長。因孫、黃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大家對此議均讚同。內閣人選既定，我們都覺得十妥十全。其中沒一個我的私人，亦無胡、孫一個私人，完全是本著“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意思決定的。攝政內閣於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黃郛充任國務總理，全部閣員的分配如下：
外交總長 王正廷 財政總長 王正廷（兼）交通總長 黃郛(兼)海軍總長 杜錫珪陸軍總長 李書城 司法總長 張耀曾
內務總長 王永江農商總長 王通斌教育總長 易培基 參謀總長 李烈鈞內閣的名單發表，不免人言嘖嘖，說這回內閣人選，陸軍、
參謀、財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個內閣無一個不是南方人。曹、吳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將來北方人還吃飯不吃飯呢？其時竟有人鄭重其事地來見我，對我大說一頓。我回答他們說：“國事當選賢用能，無所謂南方人北方人。俄國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請他們來不好嗎？眼光如此之小，請您回去再仔細想想看。”記得有好幾位被我說得紅著臉走了。
對於攝政內閣，我上了五個條陳，以為施政的方針：一、打破雇傭體製，建設廉潔政府。 二、用人以賢能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務。三、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百設施，務民隱。 四、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正義為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
行為。五、信賞必罰，財政公開。 這攝政內閣雖是過渡時期的政治機構，但成立後，卻做了一
件富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出宮。
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甚至在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地，竟然還存在著一個廢清皇帝的小朝廷，這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恥辱( 稍明事理的人，此時無不以留著辮子為可恥；如今留著溥儀，即不啻為中華民國留了一條辮子，可恥孰甚？) ，且是中外野心家時刻企圖利用的禍根。民六討伐複辟的時候，我即極力主張掃除這個奇怪的現象，鏟除這一個禍根，可是當時竟未如願。這次入京，便決心以全力貫徹之。在商得攝政內閣的同意後，便令鹿瑞伯去執行。他帶了幾個衛士進宮，問溥儀道：
“你到底願意做平民、願意做皇帝？若願做平民，我們有對待平民的辦法；若是要做皇帝，我們也有對待皇帝的手段！”
溥儀趕忙答：“我自然應該做平民，無奈許多人跟著吃我，他們迫著我在這裏，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說：“既是如此，就請你立刻遷出宮去，從此做一個良善平民。”
當日溥儀就帶著他的嬪妃和需用的東西遷出宮去了，所有宮中的財物，都由吳稚暉、莊永寬、李石曾等名流組織一保管委員會接收之。事後有人造謠，說馮某攫取了多少故宮寶物雲雲，對於這種無稽的讕言，我都毋庸辯解。我想李、吳等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攫取了財寶，他們豈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責，平白分受別人的罵名？煙筒中冒煙，雖亦可使人眼迷，但不過一會兒工夫，仍現出清白的天空。這個讕言，終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儀被逐出宮以後，段祺瑞從天津致我一電，說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為很對，唯有驅逐溥儀之舉，覺得有些欠妥。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麼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經做過軍諮府大臣，磕頭磕上了癮，定要留著溥儀給他過磕頭癮嗎？當時我就提筆親擬了一個電稿，我說我此次班師回京，可說未辦一事，隻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後世而無愧。從這裏可以見出段之倒曹、吳，是出於皖直的畛域之見，完全為私人報仇雪恨，何曾為國家人民設想一點？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當兒，我同時調遣部隊分赴前方，當派國民三軍往保定，解決曹世傑的十六混成旅。派一軍、二軍的一部，迎戰吳佩孚的主力於京奉線。張之江、劉鬱芬、蔣鴻遇等都在楊村附近與吳佩孚殘部發生激戰，張之江等沉著進擊，戰況劇烈。正在打得熱鬧，我另派穀良友部抄敵後路，吳部不支，數旅破破爛爛的隊伍完全覆沒。當俘虜數千人，獲槍無算，俘虜中有一旅長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來見我。我從高階台上走下來，與之熱誠握手，並送以一千元的養家費，備極優待。這時孫二哥已進到保定，乃續派佟麟閣新兵一部及張自忠舊兵一小部協助他將十六混成旅全部解決，另有鄭金聲部—鄭為我老朋友，自動率隊自綏遠來歸，我即收編為第三師。吳佩孚看見情形如此，知道大勢已去，大哭一場，上了輪船狼狽地逃往南方去了。
當前方戰事激烈的時候，孫連仲、馮治安奉命率部駐豐台附近，準備作各方策應。不想天津英軍，為要延續曹、吳的統治，存心擾亂，忽然闖進我們的前哨線，兩下起了衝突。我聽了馮治安的報告後，便對他們說：
“先盡力和他們講理，實在不聽理喻的時候，不惜與之一拚！”
事實上那時曹、吳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雖然借口挑釁，故與我們為難，但在我們嚴密的防範之下，究亦無從施其伎倆。
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得到這麼幾個經驗：
第一，對於敵我的實在情況與處境須有透徹的認識。古兵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戰必敗”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因聯絡周詳，對各方麵的情形都頗為明了，所以雖以較薄的兵力，也能戰勝素稱雄厚的吳部。
第二，將領對於所部的作戰能力，須有相當自信。這次孫二哥帶著三軍前往保定，一到定興縣便與敵人接觸，一方打著，一麵卻沉不住氣，覺得自己力量單薄，不能支持，告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我這時一因隊伍太少，無法抽調；二因綏遠馬福祥態度不明，須派隊守備。接他電報後很為躊躇。但增援畢竟是緊要的，於是我勉強將佟麟閣的兩營派了去。可是這兩部分援軍開到那裏，並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決了。若是孫二哥對於自己有相當自信，不是這樣的連電告急，我即可從容把增援隊伍派調他方，豈不要收更大的戰果！
第三，截斷敵後，在我國舊戰術上很是講究，用之得法，確可決定戰役的勝敗。這次楊村之戰，正麵的攻擊雙方勢力幾乎相等，但等到穀良友率部抄到敵後，吳軍便很快地潰敗。因為後路一斷，彈藥糧秣的接濟，以及消息命令的傳達，都發生了阻礙，無論什麼勁旅，處此情狀，都不免發慌，戰鬥精神一經喪失，還有不慘敗的道理嗎？
第四，為將領者不明戰術，專憑勇氣，鮮有不失敗者。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預期的勝利？使我很是奇異。因為此路敵軍，全係由前線撤退的敗兵潰卒，早已喪失鬥誌，迎頭一擊，如摧枯拉朽，必收極大戰果。但為什麼竟不能得到預計的勝利呢？等到鄧寶珊先生回來，報告那邊的作戰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將領頭腦過於簡單之故。原來笠僧先生部下的將領，講究的是肝膽義氣，吃苦耐勞，衝鋒陷陣尤稱勇猛。但其中沒學過戰術率兵術的人亦確實不少，因此部隊過了一千人，他們往往無法指揮。這次在唐山車站截擊敵軍殘部，他們看見站上停著一列（由兩列並成)兵卒，上麵滿載潰兵。當即派了一營人前去繳械。敗兵已無鬥誌，情願繳槍。但他們就不知道派人將車頭上的司機先行監視，隻顧三三五五地爬上車去忙著收槍。就在這時，隨車的敵軍官長即命令司機開車出站，把那列車拖到二十裏以外。我們上去的不過三四百人，而敵兵則不下三四千之眾，結果上車收槍的反被人家全數繳槍或槍殺，沒逃回一個。又有一次，他們沒等把部隊分配妥當，大批的敵兵已由前方撤退下來了。當時無可措手，兩方麵即混到一處，也認不清哪是敵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亂不可收拾，後經鄧寶珊用盡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頓調齊，結果竟損失了很多。幸虧當時敵軍在潰敗之餘，無心作戰，否則他們這一次便不免全軍覆沒！
我們部隊到了天津，吳部槍炮彈藥大量拋棄，統統堆在新車站。張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隊的不滿。他們久居陝西那窮僻地方，一旦看見新式槍炮即不免紅眼。後經張之江竭力解說，才算誤會冰釋。足見訓練缺乏的隊伍，畢竟難於控製，一遇利害關頭，便越軌行動。若非張之江應付得好，豈不鬧出笑話？這次國民軍在天津，未出半點亂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張之江的功績。
天津局麵既已穩定，段祺瑞即速來數電約我到天津討論政治機構改進的問題，當時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來途中，故複電說須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時候，我再去不遲。過了沒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為陸軍部軍需司長的羅某來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堅執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誤會，若先去一談，一則可示我坦白之懷，二則也可以歡迎中山先生的來津，覺得未嚐不可。遂決定赴津，即一麵複電說準明日去津，一麵召集將領說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動身去津，火車行至楊村，忽由後麵另來一車，開得飛快，致撞上我們的車，一時震蕩顛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軍桌翻倒了，韓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們坐在頭等車上，把頭也撞破了。我當時正在鐵悶子車上的行軍床上躺著，所以一點也沒有受傷，就是再震得厲害些也不會怎樣。後來打聽，知道這回意外，是曹、吳餘孽幹的鬼蜮伎倆，可笑他們心勞日拙，白費了一番心計。
與段先生見麵，他表示得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離他的住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宇霆、張宗昌、梁鴻誌等大家吃飯，飯畢先照一相，便散坐著商議時局的整頓。這夥家夥，在曹、吳未到，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全不承認，又重新勾心鬥角，隻從個人私利著眼了。他們都懷著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真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不免常常流露歧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著，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貿然說道：
“孫嶽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國政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道：
“你把孫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麼？”
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戴著一副假麵具，聽不見半句真話。大家這樣胡扯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其時外間關於我的謠言很多，不是說被刺，便是說被扣。我為了消釋這些無聊的揣測，不多幾天便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計劃，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違背不進兵關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豈非是十足的馬賊行為！張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園，門口的崗兵，都和義和團似的拿著長槍大刀，槍長二丈，刀長一丈，一對對十數對兩邊站立，排成行列。那種氣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樣能與共謀國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張作霖都先後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對國民軍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誌道所部二千人為其衛士。這種舉措，也使我極不明白。段就了臨時執政，黃膺白先生即辭掉了總理之任( 執政就職之日，他應當將黃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黃立於第二行人眾中，人人見了為之不平)。於是一批批安福係餘孽都連翩入京，瞪著眼珠，急於想在新政權裏分些贓品。局麵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對新局麵萬分消極。
這時，胡笠僧在彭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電右一電地催我增調援兵，與嶽維峻、鄧寶珊兩位商量，他們都不肯去。一日嶽、鄧二位跑來見我，我說：
“笠僧請兵甚急，你們兩位為什麼不去應援！ ”
回答道：“我們不去！那方麵的事小，我們此時有更大的責任！”
“什麼更大的事？”
“處置張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間我們就預備暴動，把他父子倆捉住槍決，以快人心，而戡禍亂！日本人已替我們探聽清楚，他們這回入京，帶的兵不多，隻要總司令允許，我們馬上就去動手。”
我聽了頗為吃驚，當即和他們說：
“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實行！就算你們能把他倆捕獲，京外奉軍必然激起異動，演成混戰之局，那時不等兩方分出勝負，日本就會趁機進占東三省。日本人幫忙，決不會懷好意的。”
我這樣地說了，他們仍然固執地堅持原來主張( 以為奉軍多烏合之眾，若收拾了張氏父子，則奉軍將領之識大體者必然願隨我們走雲雲)，直到深夜三點多鍾，才慢慢把他們說服。次日即接洽車輛，請他們率部開赴河南，去應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決心擺脫當前烏煙瘴氣的政局，便對張作霖說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養的意思。張作霖跳起來說：
“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蛋！ ”
他雖然這樣表示，但我說什麼也不願幹下去了。回營後即召集將領講話，說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養的衷曲，並囑咐他們務要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貫徹所誌，繼續為國家效力。是日張作霖特來訪我，我於回看了他之後，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時我滿腦子裏裝著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同時胡、孫等雖與我誌同道合，莫逆於心，然政治的認識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龍、黃膺白、劉允丞、王勵齋、焦易堂、李石會、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故自己隻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期望之殷，深為愧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