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掃除軍閥勢力，打倒賄選政府，擁護中山先生主義，實現和平統一的主張。但因在軍事勝利之中，沒有能夠建立革命政府，結果僅是給予當時最凶惡的軍閥曹錕、吳佩孚一個致命的打擊，或能減去異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之外，這次革命的意義已在奉係軍閥與皖係政客為私人勢利的合作之下斷送了！
段祺瑞這回初到北京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瘡和虱子割盡除絕，使國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誰知上台不久，就證實了：不但舊有的虱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蟲；不但大瘡未剖，反倒加了疥瘡。官僚買辦，二花臉，三花臉等等全都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贓打吵，鬧得昏天黑地。同時他又宣言“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以與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相對抗；一麵召集善後會議，俾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分贓攫利，以與中山先生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種種乖謬措施，總要使中山先生縱肯毅然來到北方，亦無法進行其為國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著前途一團漆黑，沒半點光明的氣象，遂決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極。此地在民國六年討閥複辟之前我曾住過，前麵已約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緩緩通上去，雖不闊，亦不陡，走著不感吃力；東北上直通到香山。廟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間，所有門窗都以硃紅油漆，很是美觀。和尚有三個，一個老和尚，一個大和尚，一個小和尚。老和尚規矩甚嚴，起居功課都有定時， 閑時不許下山，兩個徒弟都很受約束。廟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親戚，還都樸實勤勞。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見很是歡洽。那天在後麵山上，看見石工鑿石，我問他什麼，老和尚卻不肯說。後來大和尚告訴我，說是老和尚做的墳墓。我覺得好笑，心想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羅漢，又要留戀軀體。廟後有一個老爺廟，或稱老佛爺廟，殿門關著。叫他打開看看，回說每年三月三日方開，平時不開。這麼一說，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開看個究竟。後來開了，裏麵什麼也沒有，隻有個幹巴肉胎，頭歪歪地望著北京。問這是什麼人，和尚附在我耳邊低聲說：“這是順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搗鬼，不知從哪裏打聽得順治有出家之說，就造出謠言，愚弄百姓。山後就是過街塔，居民極苦，住屋破敗不堪。那時天氣已經很冷，家家都無棉被，隻拾柴火，把炕燒熱睡覺。找他們談談，無不愁眉苦臉、唉聲歎氣。不到鄉間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象不出來的。
我在天台山住著，原是不打算見客的。但每天來訪的人陸續不斷，我也不能拒絕。其中奉係皖係以及國民黨的朋友都有。他們懷著不同的意見，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張，都是勸我不要消極。鄧寶珊、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等來訪談的次數最多。他們來時，我總在帶著兵們在山上開墾，一段段都開成二丈長三丈闊的土地，極是肥美。他們見我幹這個，引為稀奇之事。我說：“這樣好的地，和尚卻棄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現在開出來，給他們看看。” 黃膺白先生也常常來。我和他談，我想到外國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長些見識，回來說話做事，也可有個準兒。黃先生卻不讚成，說如今不是時候，其他國民黨朋友都不同意，部屬也常來相見，鹿瑞伯每來請示今後的做法，我總是告訴他說：
“你們第一要聽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協和先生多多見麵談話，還有胡笠僧、孫禹行諸位，必須常通聲氣，結合在一起。這三件是大事，其餘你們商量著辦就是。”
我每天按時讀書，讀的是《書經》、《詩經》，以及群書誌要一類，嚴格地說多是一些廢書，不切合時代和社會的要求。
後來段祺瑞派人來告訴我，說我們的部隊都已另新編製好，任我為西北邊防督辦，請我到張家口去。本來我為陸軍檢閱使即兼有西北邊防督辦的這個名義，現在隻留下這個，陸軍檢閱使的名義便無形中取消了。察綏一帶雖是苦寒之地，但那時我卻極樂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銘和吳稚暉、孫哲生等先生屢次到山上勸我不要消極，其他各方也函電交促，勸我出山，而我出國遊曆的計劃亦為各方勸阻不能實現。第二，我厭惡這個政治中心一烏煙瘴氣的北京，極想遠遠地離開，效法張留侯退居留壩的辦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區域裏，一則可以藏拙，二則或者更適宜於我的避免參加內戰的心願。主意既定，即離開天台山。這時候天氣很冷，大約是民國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後，先料理軍隊的事。那時我們國民軍第一軍共改編為六師：李鳴鍾一師， 鹿鍾麟一師，劉鬱芬一師，張之江一師，宋哲元一師，鄭金聲一師。這原先是五個旅，擴充成師；外加鄭金聲一師。我的治軍理想，原是重質不重量，貴精不貴多。但西北幅員太廣，不有足夠的兵額，即難於分配。如甘肅，必得有一師方可維持無虞；察哈爾、綏遠亦各需一師。鹿鍾麟時為北京衛戍司令，非有一師之眾不能勝任，而南苑駐防的隊伍亦不容太少。六師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編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兩旅，交通隊一團。人數約在十五萬左右。人數既已擴充，長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緊努力。特組織了軍官教導團、交通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炮兵教導團、鐵甲車團等教育機構。更於南苑設訓練處，內分步騎、炮工、輜重等科，任熊斌為總監，劉驥為參謀長，曹浩森為副參謀長，鈕惕生為總參議，分負考察監督之責。
這些編製上的更張，當然由陸軍部決定。那時陸軍部部長吳子堂，屬於奉係的人物。吳子堂一心要和我們的國民軍作對，在陸軍部會議的第一天， 他即提議取消國民軍的名稱。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劉定五先生為國民軍代麥，劉坐段右，吳坐段左。吳最先起立發言，說同為國家軍隊，不當另立名目，國民軍名義現還聽其留著，究竟有何用處？……說了許多拐彎話。劉定五先生聽不入耳，當即予以駁斥。劉說：
“今天多麼重要的會議，有許多經綸大事須得商決，為什麼一上來就抓個名義不名義的題目和國民軍搗鬼？國民軍的名義自有其光榮的意義，應當尊重保留的。沒有國民軍，這回哪來的段執政？是誰打倒曹、吳的？是誰驅走滿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辦法，國家的紀律如何伸張？你們上次搗鬼已經把段先生搗得要不得，現在你還要搗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麼仇恨？”
於是指罵他不像一個部長，簡直是奉軍的馬弁，吵得個不亦樂乎。段先生見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內室裏去喝茶，說：“今天是第一次會議，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還是喝茶好。”第一天會議，即如此結束。但國民軍的名義畢竟還是取消了。自此改編如前，統稱為西北軍。這次吳子堂一上台就拿國民軍開刀，實種下了後來的惡根。
我既為西北邊防督辦，以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李鳴鍾為綏遠都統。不久，又發表我兼任甘肅督辦，我乃派劉鬱芬代理之；又派蔣鴻遇為幫辦，開駐寧夏，並保舉薛篤弼為甘肅省長。任鄧鑒三為綏遠民政廳長。
我到了張家口，第一件積極辦理的事情，便是修築由包頭到寧夏的汽車路。這條路沿著黃河，極是荒僻難走，土匪隨處出沒。沿路有一種雉雞草，叢生，非常高大，都是幾千年來任其留著，從來沒有除過。白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艱難。當時派石友三帶著一旅人任其事，費了極大勁，吃了極大的苦，直鬧了四五個月才算竣工。與此同時，我又呈請任命王鐵珊先生為包寧鐵路督辦，打算把包寧間的鐵路也修築起來。王鐵老的為人，清廉不苟，督辦此事，最為合宜。可是王過去曾參過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麵對之極表恭敬，稱為深慶得人，而實際則恨之刺骨，處處掣肘，什麼也不叫辦，什麼也辦不動。鐵珊先生和我歎息道：“你派我做這個事，恰好派錯了人了。”這一條重要的鐵路，竟因此沒有動工。我老以為個人的事和國家的事無關，然而結果如此，可見我知道得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國的政事，恐怕大半壞在這個人事的關係上。應當是對事不對人，而實際則恰好相反，偏是對人不對事。這種病根隨處可見，到而今也不能免。
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對於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處境艱難、部隊那樣困苦的時候，他還節省出一筆款項來，在上堡地方建築一座鐵橋。原先那是一座木橋，夏季水漲，車馬行人往往出險，鐵橋築成，化險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張家口住著，曾修築一個新村，由馮治安、張自忠兩人負責，帶著他們的隊伍修築的。此外又蓋好了一個誠潔旅舍，因為這裏來往的旅客很多，平時他們都住俄國飯店，價錢極是昂貴，我為減輕他們的消耗，特築這個旅舍為他們食宿之地。
這時各方麵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來看我，大約國民黨朋友來得最多。許多闊別多年的，許多聞名而未見過的，這時都得到會晤的機會。那時所謂新興社會科學，隻在萌芽。三民主義在舊政治的壓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開於世，因此社會人民對於新興社會政治的知識，都很簡陋。我那時讀書，尚未脫傳統的窠臼，在此方麵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許多術語和名詞，我簡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深入我的腦筋，使我對於黨派的組織不免懷著成見。記得有一次於右任先生來看我，他和我詳談政黨政治的道理。我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故我不揣譾陋，老實說出我的意見。我說：“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我是竭誠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我也是擁護的。但是國家政治，總還是選賢與能的好，若定要結黨成派，在我看來，總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現在還不能讚同。”於先生不和我駁辯，隻笑著說：“請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請你入黨。”這以前，在天台山時，有一次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來看我，談起打倒帝國主義的名詞，我也提出了質問。我說：“常聽到說打倒帝國主義，我總覺得納悶。人家欺淩吾國，我們反抗它，這是應當的；但是何必還要進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時的知識有多高？連帝國主義名詞的概念尚不懂得！當時吳、汪二位都對我掩口而笑，現在想來，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鮑羅廷和加拉罕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談話。每次都由陳友仁先生擔任翻譯。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一類問題。我和他們說，中國的目的隻是爭取自由平等，誰能讚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誰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接觸，越來越親密，越談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麵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因此我請他們二位介紹，從蘇聯請來三四十位顧問，步騎炮工等各項專門人才皆備，分在我們訓練班中任教。兩方均無條件，隻為幫助我們完成國民革命。他們來後，幾時覺得不適宜，即幾時辭去。隨來隨去，沒有拘束。有位總顧問，中國名字叫做任江，曾參加歐戰。同時又在我們幹部中選派了數十個學生赴俄留學，此時鮑、加二位與中山先生也
來往頗密，這自然是因為中山先生主張並倡導三大政策的緣故。
這時由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漸漸地加重了。當時我離開北京到張家口時是通電辭職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隻請李德全帶著我的親筆信約汪兆銘太太陳璧君去謁見。這時中山先生送給我六千本《三民主義》，一千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我便全數分發給各部隊，令官兵列為正課，悉心研讀。在教導團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義一課，按時讀給學生們聽，使彼此都能獲益。此外，我也
陳友仁（1875-1944）原籍廣東順德，出身於美洲牙買加島華僑家庭。早年在英國讀書，並在倫敦做律師。1913年回國，任北京英文《京報》總編輯，曾被袁世凱逮捕。1924年，任孫中山秘書。孫逝世後，在北京創辦英文《民報》。1927年，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赴歐遊曆。1932年，又一度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部長，因主張抗戰，被迫去職。1934年，參加由李濟深等在福建組織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赴法，1937年後閑居香港。1941年日軍侵占香港，被拘捕，強迫移居上海。1944年病逝。
經常規定時間召集重要的官長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輪流挨著讀。對中山先生學說和主義，我們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層的有係統的全部認識和了解，大家對整個的政治思想才開始有了體係。當時我們全體官兵那一種歡欣鼓舞、興奮難製的情形，實非筆墨所可形容的。此時我自承已為一黨外的中山主義的信徒，全體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傳來，官兵們無不震痛。國民軍全體皆纏黑布，持服七日，以誌哀悼。自官長以至目兵夥夫，皆無例外，又通令各部隊，以三民主義為官兵必修之課，以加緊收灌輸之效。北平方麵，我致鹿鍾鱗，說國民軍部隊，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隊，雲雲，故關於喪事一切保護守衛之事，皆鹿負責率部照料。有一次，孫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國民黨朋友來到張家口，我特設宴歡迎他們。在致辭的時候，一說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陣心痛，熱淚簌簌地落下。過後朋友都很詫異地說：
“馮先生和中山先生並未見過麵，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確，我景仰中山先生幾已二十年，信使往還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沒有得著見他麵的機會。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點。可是我從敬仰中對他所生的一種敬愛之情，決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總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長在一起，從他跟前我得到啟示與鼓勵，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隕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當時淫佚驕奢殃民禍國的北洋軍閥集團中，他竟能深刻地認識了堅強挺立的我，累次派人來，送信來，予我以種種的指導和鼓勵。尤其一次專派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征求我的同意，並叫我加以增減，這種知遇之感與特別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沒法不深深感激、而永遠不能忘記的。現在一代的偉人死了，特別認識 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傷痛、不流淚呢？
張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遠。外蒙國民黨也常派人到張家口來看我。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先生和他們的陸軍部長都曾來我處訪談過。有一次，我和他們說，外蒙古長久獨立著，和中國不生關係，恐怕總是不好的，為整個中華民族計，為蒙族自身計，我以為應該早日取消獨立，歸複祖國。他們反問我道：
“你對於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滿意呢？”
我說：“那當然不滿意！”
接著，他們笑著說：“你自己看著就不滿意，我們怎麼願意擁護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氣象，我們自然自動地取消獨立。我們取消獨立的條件是很簡單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約！ ”
這以前在南苑的時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這時班禪到了北京。內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來北京去參見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兩千也有。每一批經過張家口，我都預備車輛護送。蒙古的王公們依舊保持著滿清時代的體製，隨侍的奴仆受著非人的壓迫和虐待。和清末時如那次我在朝陽所見的情形沒有兩樣。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裏非常難過，覺得是中華民國領域內的一個怪現象，正像溥儀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樣。 當時曾向段執政拍去一通長電建議取消王公製度，伸張人權平等的原則。但是這與他本人的權力毫無關係，自然未蒙采納。
自首都革命而後，強頑的直係軍閥勢力被摧毀，同時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洶湧澎湃起來了。全國一尤其覺醒了的中下層社會，無形在久壓之下慢慢抬起頭來。一時民眾運動空前的活躍，全國民氣空前的高漲。到這年一民國十四年，劃時代的五卅慘案終於在上海爆發了。這回帝國主義者赤裸裸地顯露了他們凶惡猙獰的麵目，把我國的工人學生群眾殘酷地加以屠殺。這暴行，引起了全國民眾不可遏製的憤怒，促使全國民眾一致的覺醒，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各業商人也一律實行罷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到處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曾有一通電致全世界基督教徒，籲請他們主持正義，予中國民眾以援助。因為我知道大多數教會裏純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們的。一麵在張家口召開反帝示威的民眾大會，以與全國的反帝運動相應和。同時更成立了幹部學校，在北京創辦了今是學校，以收容那些因參加此次運動而被學校（尤其基督教會學校）開除的大中學學生( 這些青年學生，後來資送到英美德俄各國留學的很多；也有送入陸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詣，成為國家有用之才)。我的這些舉動與當時壓迫民眾甘當帝國主義者鷹犬的軍閥們的行動成為明顯的對照。帝國主義者因此對於張家口的活動十分注意，對我尤極仇視，竭力造作種種謠言，挑撥離間，企圖予我們以打擊。為要使社會不致受愚，並宣傳革命的理論，我特敦請陳友仁先生在北京辦了一個《民報》，中英文都有，主張與態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遺教為依據，以達成反帝的任務。此舉即是當時與國民黨相結合的一個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