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者對於我的攻擊造謠，可謂無奇不有。比如有一個名叫布施勝治的日本小子，這時寫了一本書，說我已與蘇俄訂立密約。這密約多少章多少節，若幹條若幹款，都寫得清清楚楚，簡直是千真萬確，實有其事。這個謠言竟使國內國外很起了一番波動。後來民國十七年我到了南京，這小子跑來見我。我問他說：
“那時你對我捏造那種謠言，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
“請你原諒，是人家以兩萬元代價雇我寫的，看在金錢麵上，我不能不寫。”說著，他尚對我深深地鞠躬。
“你真是把讀書人的臉丟完了！”我恨恨地說。
他卻微笑著，滿不在乎，完全是那種無恐的浪人神氣。我本想多教訓他幾句，又覺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開地反對帝國主義者的行為而外，還有幾件直接打擊外人在華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們仇視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國人，在察綏一帶創辦一個合記公司，專門經管牧畜，養的羊最多，約有二十萬隻，都很高大雄壯。牧羊者全是雇用的中國人，每人領牧二百頭，六人設一個頭目，六個頭目以上再設個大頭目。使用中國人的勞力，占有中國人的土地，吃著中國人的水草，卻大賺其中國人的錢。這種不法的舉動，究竟有什麼根據？究竟什麼條約上給予他這種特權？但多年以來，卻無人過問。以往中國官
廳不是不知，而是懾於外人之勢，不敢幹涉。我到張家口後，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後來他公司裏有一華籍職員，向居重要位置，但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為五卅事起，激於義憤，乃自動地來我處，將此事秘密告發。我派人調查屬實，即毅然把他們的羊全部沒收。此事大出該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並無任何條約的根據，他們的使館也沒話可說，隻好自認晦氣。這回所沒收的羊，肉皆給士兵們吃了，皮則全數製為軍衣。
京綏路上改革貨運辦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綏路上貨運的慣例，凡是外國商人運貨，隻須拿著貨運聯單，向稅關納稅一次，即直達目的地，不用再納；華商則遇關必納，層出不窮，手續極為繁難。這是一點，再則外商仗著洋威，不知憑什麼就獲得貨運的優先權，有貨盡先運出；華商的貨物卻在站上堆積如山，許多日子運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黴爛毀壞，損失不貲。我查知了這些情由，深覺不平，即找路局負責者，與之另定規例，一反其道，盡先輸運中國人的貨物，把外商之貨屈居其次。結果是翻了過來：華商的貨物先一車一車地運走，而外人的貨卻滯阻不能暢運了。我以為此事辦得最為合理。因為一則京綏路是中國的鐵路，中國人自當享有優先權；二則中國國民經濟，處處受外商壓迫，不能抬頭，國家理當盡力扶助提倡，以挽權利，而塞漏巵。外國商人對於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個日本武官要到賜兒山遊曆，托人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答複是準許他去。他從賜兒山遊曆回來，又來見我。我問他說：
“你這次遊曆，有什麼感想沒有？”
不料他很輕薄地回答道：“我見到賜兒山一帶的情形和幾十年前的高麗差不多，因為那時高麗的山多半沒有樹，這賜兒山一帶，也是沒有樹！”
我聽他這話，是有意要在我麵上侮辱我國，居心可惡，不能容忍，我便說：
“最近我有幾個朋友從日本回來，和我談起來，總說日本簡直是個妓女國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幾個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並且還和你家中人熟識，他也見過你母親，說你母親長得很好看，和窯姐兒差不多！ ”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補上說，“你母親現在和妓女完全一樣，雖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說了這幾句話，翻譯卻不肯照譯，說：“這不得罪人嗎？ ”我說：“他有意侮辱我們國家，我們就怕得罪了他嗎？何況我們不是為自己得罪他，我們是為國家得罪他，我們也不是願意得罪他，實在不如此，即自己良心難安。”
終於逼著翻譯照著譯了。那武官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才說的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因為我說賜兒山和高麗一樣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結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後來許多人來勸我，說我不當這樣結怨於日本人。還有一位駐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包士傑特別為此事來找我辯論，說我對日人此語未免太過。我說：“你沒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話還說得不夠。三國上述諸葛亮舌戰群儒，薛琮謂劉玄德乃織席販履之徒，出身微賤，而孟德為曹相之後， 係出貴冑雲雲。諸葛亮聞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還牙。薛琮罵劉備，諸葛亮為何生氣？金聖歎批道：‘對奴罵主。’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許；人家侮辱咱們國家，咱們若是甘而受之，對得起咱們的國家人民麼？你不懂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禮尚往來的道理，如何辦得外交？”這樣不客氣地說了一頓，當時唐悅良亦在座。
還有位日本駐張家口的領事，也是一個狂妄荒誕的家夥。有一天唐悅良和包士傑兩人滿頭是汗，氣喘喘地跑來見我。我以為出了什麼大事，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地慌忙。他倆說：
“剛才我們同日本領事在一塊兒吃飯，他喝醉了酒，發起脾氣來，把我們辱罵一頓，罵得很是不堪。特意跑來向督辦報告。”
我說：“你們說的這話真是特別得很！他隻一個人，你們是
兩個人，罵也沒有你們嘴多，打也沒有你們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們擔當。為什麼白白地受他一場罵，喪自己的顏麵，辱國家體統呢？現在你們要趕快回去，還罵他一頓回來，否則你們沒臉子來見我！”
他二人聽我如此說，果然回轉去，罵了那荒唐領事一頓，那領事也隻好瞪著眼，沒有辦法。外交官代表國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隨便喪禮失言，如何要得？日本政府選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國，都是這一流無品無學的人物，想見他們國家的政治文化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這位日本領事因為駐在張家口，和我們少不得常有來往。他使喚他女人如畜生，常和我說他的女人很會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來，唱歌給我們聽。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種種卑賤神態，完全和奴隸一樣，真令人看著難過！ “爹千斤，媽二兩”，日本女子受男子這樣的壓迫與蹂躪，我看他們文化比起中國來，差得太遠了，這簡直是野蠻國家的現象。我常常可憐日本女子，想著他們何時才能脫離男子的壓迫，跳出奴隸的地位，享受人的權利呢？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認識了帝國主義說教者的嘴臉，使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些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當殘酷的五卅慘案發生後，我對於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義的呼籲，既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什麼有力的反響。後來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約翰的來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時就已相識，每年都要見麵幾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慘案的事，我問他說：“您說英國人在中國這種行為到底對是不對？”
“那些亂黨胡鬧，怎麼不應該開槍打？”他毫不遲疑地這樣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憤，向他說道：
“古先生你再說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說英國人的話，我也不說中國人的話，你我都是上帝的兒子，今天咱們說一句上帝兒子
的話；英國巡捕拿著槍向中國徒手工人學生胡亂射擊，這種行為
到底對是不對？你憑著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說：“他們都是亂黨，開槍是對的！”
我就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我說：“我和你相識了這些年我可錯認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錯在胳膊窩？”說著，我就拉開他的胸口，在上麵推了幾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間來，你再說一次！”於是我就沉下臉，指著他的鼻子大罵道：“你這是昧著良心說話！我被你騙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實倒是帝國主義者最凶惡的走狗！”從這次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見他。
帝國主義者的凶狠殘惡，泯滅天良是一回事，但我們固步自封，自甘落後，不能日新又新地往前進取，求發展，也是不能否認的。在張家口住著一個名叫梅順生的德國人，他原是汽車司機出身，因會做生意，賺了錢，娶了一個中國女子為妻，生了五個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張家口置了產業，大規模地經營園藝。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參觀，使我大開眼界。常聽人說京北如張家口一帶，因氣候苦寒，種菜種瓜都不能肥大。這話聽來似乎有理，所以我頗不置疑。但我這次在梅順生家裏所見的情形，卻使我大為驚異。他種的菜和瓜，不但並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有一種西葫蘆每個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地肥嫩，有一種龍須菜，豐厚繁盛，至為可愛。種有十幾架葡萄，搭的那架，橫豎成行，宛如工筆畫一般，那肥厚的葉子都向著一邊，整整齊齊，絲毫不亂，好像經過細心排列的一樣。果子晶瑩剔透，累累成串地掛著，真是紙紮的也不能如此美觀。我看了這些以後，覺得很有感觸。這位梅順生先生，和我們中國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氣候，他不為成見所囿，努力與自然鬥爭，結果種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們中國人卻因循苟且，不能進取，反造出氣候不宜的藉口，以勉強自慰（素來聽說張家口一帶，初九天氣即下雪深達三四尺，使人以為寒冷不可當，實則張北下雪平常不過尺許深，氣候也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嚴寒)。兩兩比照起來，我們這樣不爭氣的習性，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對得起天地造物！見了梅順民生的成績，我們應該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鞭策，以求迎頭趕上先前國家的文明！ 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們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們，五歲的有五歲的桌子椅子，七歲的有七歲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視其年齡而有不同，又聘請了五六位先生，分別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種科學。一個開汽車出身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恒，如此注重兒童教育，我們還不應該慚愧麼？外國人並不是四個鼻子八隻眼睛，他們為什麼能做到如此地步？還不是肯實幹、肯研究、有恒心不懈怠而已。後來這位梅先生患了一種“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國醫治，割去了一個腰子。愈複之後，又來中國，二十二年我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的時候，他還送我開了花的鐵樹。我上次送他的蘋果樹苗，此時已經結了果了。過了一年，他的病複發，不及醫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領事館充任書記，在梅赴德治病時患丹毒而死。現今他五個孩子隻有兩個在中國。
在張家口住久了，想到各處走走，一則問問民間疾苦，二則看看駐軍，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國園藝家梅順生送我三個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這回出發，我即把瓜帶著，每次對民眾講話，我總要提到這回事，借以鼓吹努力生產，注意科學的道理。我說：“你們看看外國人在這裏種出這樣的大瓜，我們自己種的為什麼那樣瘦小可憐？可見，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們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辦法，以致凡事都落人後。”那些人民看見大瓜，都極驚奇，有的還不大相信，要走來用於摸摸，看個明白。有這個實在東西擺在眼前，比空口說白話有力得多了，所至之地，民眾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反盡秋初之時，天氣漸冷，柳葉兒半青半黃。我曾作詩道：“葉兒青，葉兒黃，同胞餓得肚子慌；葉兒黃，葉兒青，同胞身上凍得疼。”雲雲。蘇聯的朋友覺得有些意思，特意把它譯成俄文，寄到俄文報紙上發表出來。由此檢看部隊，那時騎兵旅長王鎮淮部因為分配馬匹的事，和蘇聯顧問發生意見。因為新買到一批馬，王旅長分配各營；蘇聯顧問過於熱心，對其分配，出而幹涉。王很不樂意，報告於我。我說：“蘇聯顧問隻能負責訓練方麵；這些行政的事，他們不應過問的！”於是總顧問任江先生大不高興，借故說歐戰時曾被毒氣熏壞，體力不濟，要請假回國修養。任江走後，換來一個亞裏山大林為總顧問。其他顧問之中亦有更動。
到了綏遠，在省城住了數日，把應有的任務料理完畢，有一次召集綏遠督統公署的人員閑談，問到此間近百年來的好文官好武官，壞文官壞武官的姓名及政績，又問及本地的古跡，請他們詳細開一單子給我。記得他們所開古跡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詩所謂“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的那個青塚。至於康熙甲的故事，據雲是康熙年間，土默特作亂，康熙禦駕親征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襲，康熙皇帝本沒有防備，慌得未及穿上盔甲，便倉皇退走。後來土默特之亂雖平，但這副盔甲始終留在此地，沒曾攜回，到後來便成為一個古跡。此次還把當年王海門大哥，在此間作戰的情形，詳加詢問，也得了一些材料，又將大瓜演說幾次。這時石敬亭一旅人辦有一個苗圃，很有成績，所種柳樹，尤為講究。從綏遠即到包頭，包頭濱著黃河，土地肥美，農產豐富，從黃河下來的貨物，皆由此上火車，所以是個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寧鐵路修成，能夠直達寧夏，那時益加發達。這地街道古老，買賣殷實，風土情形還保留著百年前的麵目。市上布匹木器都是國貨。有一種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在此我曾購小輪船試航，黃黃的水，不過二三尺，可是沒法看得清楚，小輪走著走著，就擱了淺，曾試多次，結果還是失敗。又有朋友梁式堂、穀九峰、王鴻一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開墾，從內地運了許多農民前來。因為此間土地極多，隻是缺乏人力，結果倒有相當成績。
包頭那時剛剛設縣，沒有城牆，僅修了一層土圍牆。我在東關外以一千六百元代價買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長住下去，並籌劃建築營房和墾殖種樹的事。因為這時我立下決心，無論如何是不參加內戰的了。避免內戰，力主和平統一，是我曆年來持政的根本原則。這次我毅然擺脫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又從張家口避居包頭，埋頭於墾種整訓之事，都為的要貫徹這一個初衷，這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單憑個人的意誌，畢竟不能憑空決定行動，無如整個局麵推演變化，一步步緊逼而來，使我們的初誌終難貫徹，到頭我們還是被迫著卷入了旋渦。
首都革命以後，吳佩孚狼狽逃竄，到了漢口看了看，覺得各方麵都已不能有什麼辦法，乃不得不到嶽州，蟄居不出。後來他的舊部闞玉琨、張治公等，於倒戈之後，殘部歸胡笠僧收編。但河南的局麵，仍是不能穩定。此時闞、張等重整旗鼓，盤踞洛陽，受了劉鎮華唆使，共同向胡笠僧進攻。一場惡戰的結果，闞玉琨、劉鎮華都相繼做了國民二、三軍的敗兵。劉鎮華所保舉的陝督吳新田，不久也為國民三軍驅走，孫二哥便繼任為陝西督辦。這次國民二、三軍雖然取得了豫陝二省為其根據地，可是笠僧卻於這年（民國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笠僧是個好學不倦，俠義精誠，處處以國家為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於國家實是莫大的損失。國民軍全體官兵掛孝三日，以誌哀悼。笠僧死後，河南督辦由嶽西峰代理。嶽西峰為人青年有誌，但當了督軍之後卻一天天驕傲懶惰起來，政事固然不聞不問，對於軍隊訓練之事，他也一概不去注意。有一次於右任先生自告奮勇，和我說，他願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嶽西峰，糾正糾正他的錯誤。我自然希望他有此一行。及至於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剴切地勸勉了一番，嶽西峰很表示振作的決心，興奮地 說道：“從明天起我一定積極訓練隊伍。”於先生見他如此勇於改過，十分地高興，問他道：“明天打算幾點鍾去看隊伍呢？”
“早晨八點！ ”這是頭一天晚間約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場等他，一直等到十一點鍾，還不見他的影子。派人去探問，他還沒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隻此一點，便可看出笠僧死後的國民二軍，是沒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時奉張違約入關，肆無忌憚地攫奪地盤，他既使李景林、張宗昌分督冀魯，又沿著津浦路南下，伸張其勢力於安徽，且有直取廣東之意。這時並派人來找我，說我們國民軍可以河南、河北、山東為根據地，而伸張勢力於廣西。我回說：“國事如此，你們還是想著這一套，究是什麼居心？這個不但我不幹，並且勸你們趁早也打消這個主意。”他當然不肯聽我的話。
孫傳芳見他貪得無厭，不禁大為恐怖，即聯絡直係殘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時薑登選、楊宇霆剛剛進入蘇皖，尚未立定腳跟，又因其軍紀大壞，百姓視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經孫傳芳這一打，手足無措，毫無抵抗地退回徐州。孫乃乘勢進逼徐州，奉係的勢力終被驅出蘇皖。於是孫傳芳便以直係新興將領，自命不凡，掛起了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大旗，盤踞了長江下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