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有夏令會的組織，每年有兩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頓，成天打球，泅水，隨意遊散或閱讀書報，此外無別項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會的組織，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別墅內，圖書齊備，招待周到，亦吃五頓。那天同參觀的有於右任先生，我們對此事都不勝其欣羨之情。於先生說，在我國，隻有在要作對聯、祭文，要打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哪個管？不但不管，還要用種種方法威迫利誘之，否則逮捕槍殺之，使他們不能為真理正義說話。他們真正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工作絞盡腦汁，但是手中無武力、無槍械，無金錢，哪個把他們瞧在眼裏？於先生說的是實情話。直到今日，一般文人還都生活困難，帶著一大群家小，撥到這裏，搬到那裏，收入微薄，需要的書報也辦不齊全，哪裏
有心寫出什麼巨著來？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樹林中最為活躍熱鬧，到處人們熙熙攘攘，音樂歌唱，如在天國樂園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實在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玩玩笑笑，以暢胸懷，於精神身體與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張家口時所聘的總顧問任江，為人誠懇坦白，後因幹涉騎兵教導團分配馬匹之事，辭職回國，我在莫斯科見到他。他為中將階級，任訓練總監之職，見我極親熱，處處予我們以幫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醫院看看，即被導入院。身體全部都經仔細檢查，又照X 光，檢不出病之所在，以為是勞累過度，叫我多多休息。後來又以為係牙齒有病所致，故又入牙醫醫院檢查，亦沒查出什麼病。在牙醫院中，見其牙病模型種類之繁多，證明蘇聯人民牙齒不及中國人的遠甚，恐怕是因為他們喜歡吃糖果之故。
我曾參加過幾次集會。一天軍委會副委員長杜恰哈爾夫斯基通知我，他們將開一航空委員會，約我去參加。那次到會的不滿二十人，會議極有精神，極有秩序，大家有話即說，無半點拘束與喬假。真是著重內容，而不重儀式。其所行規例，與中山先生民權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還開過歡迎會。東方大學學生包括東方各民族，中國學生亦很多。致歡迎詞者名片山潛，日本人，已五六十歲。他以英語講了兩三小時。會散之後，看看問問他們學生的生活。因為都是些落後民族的子弟，日常生活習慣各有不同。比如抽水馬桶，許多學生不但不會用，連看也沒看見過。有的教了多日，還是不會用。更有一位學生見水灌出，即大為一驚，嚇得往外奔跑，幾乎跌倒。差不多每一事，都需人指教。中山大學特送我與季龍先生“名譽學生”的頭銜。自來隻有名譽校董之類，名譽學生之稱，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革命的辦法。至今國內留俄同學會仍認我為會員之一，即因為我有此一段事之故。
中山大學學生常來看我，和我談學生界黨派情形，大約有共產黨、準共產黨、 國民黨等等；彼比亦有摩擦之事。那時二位穀先生穀正綱、穀正倫一亦在，我們曾談過很長的時間。又曾看到我請熊斌先生送來留學的二軍、三軍的學生，都在基也輔習軍事，很是用功。其中有一個學生因為看見當地男女之間沒有拘檢，他就誤解了。一次，看見一位女子露出胸乳，他就上前伸手撫摸，被那女子打了兩個巴掌。我聽見人家說及此事，不禁地笑了。我以為這可以給他一個教訓，人家男女解放並不是這樣解放的。真是好笑！
又到列寧格勒參觀軍官學校。有專為高麗人、台灣人而設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從我國北平、保定去的。一次請我講話，即由他們為翻譯。他們把民族國家的界線都已忘記了，相處如一家人，十分親熱。聽說現在他們多有回東北活動革命者。當初他們在蘇聯受教育、受訓練，即是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複興自己的民族。這回我也帶了些學生來，其中有一蒙古學生，姓白，現已回蒙古任師長之職。
有一次逢節日，莫斯科舉行閱兵典禮，亦約我參加。我亦被邀立於列寧台上，看他們操演。參加者男女都有，軍樂洋洋，步伐整齊，縱橫分列，變化種種，極是純熟。他們一排排由台下經過，台上的人即問：“你們預備好了沒有？”答曰：“預備好了！”“預備了什麼？”答曰：“預備了什麼什麼。”又問：“為什麼預備這些？”答曰：“為打倒帝國主義！ ”種種回答，都有意思。會場空氣活潑而又嚴肅，使人深受感動。會散之後，又參觀列寧墓。門內門外各有軍士站崗，極其肅靜。棺材是玻璃製的，可以看見列寧遺體。其屍經過防腐手續，故栩栩如生。那時政府有計劃，擬改用石製，以垂永遠，現在想已完成。後麵城根有許多革命同誌的墓，亦都講究得很，聽說來參觀的每日以數千計。蘇聯真有宣傳工夫，連一個屍骸也不放鬆，用作了宣傳的工具。試思每日這許多人來參觀，所收宣傳的功效有多大？墓上，即皇城門樓上有鍾，能打出《國
際歌》的調子，聽著極有意思。
走出列寧墓，許多人圍攔著看我，四位保護人不肯，但無法阻止。他們說：“我們要看看中國國民軍的領袖，為什麼不可以？”四位保護者不能阻攔；若任其擁來，又覺得不妥當。乃把我引到一家旅館的花園坐下，喝茶休息。群眾要見我的，三三五五請進來，和我握手，談長道短，都是些普通人民。他們極關心我們的時事，問我張作霖何時可以打倒，吳佩孚如何塌台等等，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我國革命的熱忱。我在這花園中坐著，看見對麵紅場上許多牌坊，還有古廟形式的屋子。那兒供有耶穌像，亦置於玻璃罩中。有些人民前去禮拜，跪著與耶穌接吻。可是上麵卻大書標語，曰“宗教即是鴉片煙”。可見他們政府反對宗教，但並不壓迫人民不信，完全聽其自由，政府隻是從旁勸導而已。
莫斯科公園極多，簡直是一座挨著一座，其中有豆棚瓜架，有葡萄架，有樹蔭，有許多的椅子。椅子坐著都很舒適。南京陵園當初亦有如此辦理的意思。但距城太遠，能夠享受的人畢竟太少，這個應當建在大街附近，要多種樹，多設座位，始是為大眾謀利益的辦法。
我常到公園中去坐。常常看見有白發蒼蒼的老人東走西走地討錢。我們都覺得奇怪。以為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怎麼還有乞丐？又朋友們出外時鋼筆常常被人竊去，心裏也覺得不痛快。其實那時蘇聯方在革命之後，社會上各方麵尚未就緒，人們依其理想憑空猜度，認為蘇聯必是天堂，什麼陰暗方麵都不會存在，及看見實在情形，就不免失望。這隻能怪他自己沒思索。蘇聯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從舊社會演變來的。那些舊時代的皇室親貴們，剛剛被打倒，他們享福慣了，懶怠成性，不願意工作，或是沒能力工作，不做乞丐盜賊，有什麼路走？我想蘇聯埋頭建設，無論哪一方麵都在突飛猛進，蒸蒸日上; 這些現象，在今日應當就看不見了。
在蘇聯常見蘋果樹，皆高達二三丈餘，枝葉繁茂，累累的果子直搭到地上，十分可愛。那種蘋果較我國北方各省及煙台產品為小，脆甜無比。蘇聯天氣嚴寒，竟能產出這樣美好的果木，真是難得。我國氣候溫和，土壤肥厚，而園藝不發達，想起來覺得可歎！
蘇聯街上那時最多的是馬車。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頭鋪築而成，馬車走在上麵，至為平穩。車夫都是黃胡須、凹眼睛、樣子看去大致相同。騾車卻少見，人力車絕對沒有。我以為路必須用石鋪築，洋灰或土築路，都不能耐久。車輪用木頭亦太笨，亦須設法改良，這些都不是難事。
列寧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農革命的發祥地。我於七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到那兒，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寧格勒，鐵路是一條直線，沿途並不繞道。經過繁華的城市，通過綠林錯列的原野，火車由莫斯科筆直地開到人煙稠密的列寧格勒。不僅通列寧格勒的鐵路毫不彎曲，列寧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筆直的。人定勝天，列城的建設可以作為證明。
二十一日十一時到達列寧格勒，下車後便偕同來迎的海陸軍將校去參觀他們的海軍。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隻軍艦，都仔細地看過，潛水艇、魚雷船，無敵艦也經過詳細地觀察。電氣事業進步得真快，將來必有用電力指揮機器、駕駛飛機的一天。潛水艦上的炮不須人去裝彈發出，隻要人用手指把機關一點，彈藥箱裏的炮彈便自動地移入炮膛；再一點動，炮彈即自動發出。現在電力的應用，即已達此地步，將來精益求精，前途將不可思議！
掩護列寧格勒的海濱要塞炮台我也參觀過。列城距芬蘭很近。芬蘭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來列寧城。到了冬天，海水結冰，兩岸之間坦如平地，交通更便。要塞的工程很是偉大，但裝置的大炮也還都是帝俄時代的遺物。也許為要保持軍事秘密，故意不讓我們看到新設的炮位吧！
那兒巍峨雄偉的皇宮，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遊覽之所。皇宮中一切規模陳設，都原封不動地保存著，一如舊日光景。尼古拉第二的臥床，辦公的桌子，吃飯、洗澡的屋子，大彼得的臥床、靴子以及飲酒用的鬥（大如四十斤的大鬥，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擺在那裏，任人觀覽。皇宮裏麵貴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製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裏保存著。我請保管人員把那些東西拿出來看了一看，金色燦爛，使人立刻想象到俄皇窮奢極華的生活。
帝製時代專為囚禁革命黨人員而設的水牢，也和古跡保存著。那水牢防備嚴密，看形勢，略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列城也有幾所博物館，陳列的東西倒不算少，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蘇聯政府預備的旅館裏。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見四五百工人，聚集在大禮堂前的空場上，都帶著槍支，從事軍事訓練。據說這是工人自動的組織，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別從事軍訓。
列寧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宮的別墅，我去參觀的時候，那些正在休假期中的體力或精神勞動者都滿麵含著愉快的微笑。
從列寧格勒乘車到路加站，再從路加站換乘小火車，便到達蘇聯炮兵幕營地址。我在那兒會見了他們炮兵團團長和政治代表，而後又到炮兵射擊場，參觀他們的實彈打靶。靶場有幾十裏寬闊，場中已有幾處破塌的地方，據說原來修築得極平整。指揮官用電話及炮彈指揮射擊，從很遠的地方一按機關，表示敵人的所在，炮兵便按一定的速度發炮，過遲過快都打不著目標。他們完全是實彈演習，一天便可消耗許多炮彈，每次演習要連續幾個月。這種設備完全的靶場，在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大規模的演習在我國也是從未見過的。我們的大炮是從外國買來，彈藥也是從外國買來。本國既不能製造，炮兵便很難有實彈演習的機會，就是偶爾演習一二次，也不過打個五六發，就算了事。如此訓練，射擊的技術哪能準確優良呢？
在列寧格勒參觀了幾日，便轉回莫斯科。
這時張家口來了人，報告我們國民軍同張、吳聯軍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無端地在大同截斷國民軍的後路。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坐臥不安。同俄國朋友談了幾次，商請他們接濟些彈藥，俾可再接再厲地奮鬥下去。不久又接到國民軍已從南口退卻的消息。我接到這個痛心的消息，無論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時又知道國民革命軍已從廣東出發北伐，我便同許多朋友以及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商談回國的事。經過幾日的籌備，於八月十七日的晚間便上了火車，與留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別了。
這回同到蘇聯的，除徐季龍先生而外，尚有劉驥、何其鞏、張允榮、李興中、任右民等，他們或隨同我到處參觀，有的入學校、入工廠從事學習。隨從人員還有趙亦雲、陳天秩二位，時刻在我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