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真正地愛護民眾，方可實行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完全是為民眾的。”
那時我和鐵老同住一屋，同睡一個熱炕，一路行軍，都是如此。醒來之後，我就喊著鐵老，把夢談給他聽。鐵老說：“你的心一天到晚放在革命上頭，到處都掛著總理遺像，到處都講總理的遺教和主義。朝於斯，夕於斯，口而誦，心而唯，你一定會做這夢的。孔子常常夢見周公，也是這一樣的道理。”
有一件事是最叫人傷心難過的，就是傷病的弟兄，長途行軍來到平涼，有些人走不動，半途上搭便車。那時天氣太冷，久坐不動，腳部都被凍得失了知覺，每到一個地方，找店投宿，就急得著火取暖。哪知腳部久凍，一觸火氣，立刻皮肉泛成烏紫，凍爛不可收拾。如此而凍斷了腳，成為殘廢者，不下二三十人，這都是士兵缺乏衛生知識，官長又大意疏忽的緣故。我查悉這些情由，急著分派人員，攔前截後地去向各部隊關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後，當先以冷布擦腳使暖，不可急於烤火。那些斷腳的弟兄，遭此無妄之災，真是可憐極了。
這時劉定五先生從西安到平涼來看我。劉為陝西省長，新舊學問都有根底，為人正直耿介。民國十二年國務院開會，以索餉事，他與財政部長大吵一場，前麵已有記述，可見其為人之一斑。這回見麵，和我詳談西安被圍八月的經過情形。那時城中軍事首腦為楊虎、李虎二人，楊、李都和他同住一處。八月光景，未嚐稍離，每至形勢危迫，處境艱困時候，劉即為他們講講《史記》和《綱鑒》，把些曆史上的英雄義烈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以振楊、李之氣，堅楊、李之心。又因被圍太久，境狀太難，弄到後來，軍紀頗有懈怠的地方，亦賴劉先生極力向楊、李等申說民眾必須愛護，父老必須敬重，軍紀必須整飭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維持。西安之圍方解，楊、李極為頹喪，大有再也不當軍人的意思。劉又再三勸勉，使之振作精神，繼續為革命效力。西安被圍八月，始終屹然不動，劉定五先生的功勞實在不可泯沒。
平涼附近有一位縣長名王子元，陝西三原縣人，原籍山東，為人很有學問，做事踏踏實實，又能勤勞耐苦。那時大軍源源過境，由寧夏至平涼一路，糧草最為艱難，唯獨王縣長辦得整整齊齊，使過往的大軍，得到莫大的便利。王縣長並沒有三頭六臂，何以能夠辦得特別好？其故即在於他能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難處，人民都視如自己的難處。那時恰好大雪紛飛，糧草征集之後，運輸方麵更是困難，而王縣長自己既能苦幹實踐，又得人民的切實幫助，難題終都迎刃而解。所以地方官若真能愛民親民，什麼事都好辦，否則什麼事也辦不好。又平涼東北有名董子岡的地方，產糧最豐，相傳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糧達數千擔者。糧都屯地窖中，因黃土極厚，非常幹燥，故不濕不潮，不冷不熱，可以久屯多年，不致敗壞。那地方甚是寬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溝往往闊達五、六、七、八裏，人站兩邊，相呼可聞，然而下來一走，卻是很遠。這裏糧食，每元可買三十斤，比別處便宜數倍，完全因為交通不便，故有這個現象。所以不收成災，豐收亦成災，有人提倡交通救國，恐怕不獨此地為然。
一天，聖誕節，大雪不止。我有點感冒，正在房裏坐著，忽然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派他的翻譯送來一隻大鳥，說是剛才打獵回來，把這個送我，作為聖誕節的禮物。那鳥周身白羽毛，展開翅膀，長達數尺，平常不大見過，據說名為“地鵬”，問及本地人，謂即所謂天鵝地鵬之鵬。我覺得他不該如此做，就和翻譯說：“我請他來當顧問的，不曾請他來打獵。這是一種珍貴的鳥，把它打死，如何對得起我們國家？他以一個外國人，未得地方當局允許，就擅自行獵，我們的法律也不能容許。”
於是我把鄧道尹和縣長請來，問其何以不管外國人在地方擅自行獵？請他們查出法令，去和烏斯馬諾夫交涉，讓他知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不可隨便玩忽的。烏斯馬諾夫聞而十分慚愧，
問怎樣才是，我說：
“第一，得認錯；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我們是革命軍隊，此等處萬萬不可大意。”
許多朋友覺得我處置得太過分，使外國朋友失了麵子。我說：
“這個不然。我們是革命軍人，不能因為給人留麵子，就連國法軍紀也不要。我們不能獨外，他犯了錯，我自必有糾正他的責任，若不然，我何以對國家與人民？這是大關鍵，不可絲毫放鬆。”我如此一說，有些朋友就覺得很對。我們一路行軍，缺乏一架無線電，和兩湖方麵的國民革命軍難得通消息，極感不便。我把此事和烏斯馬諾夫談及，請他設法辦一架，無論買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沒有下文，不知道是沒有辦成抑是他根本沒有去辦，至今尚覺納罕。我平時看見他發一次電報，總要經過四五次的翻譯。我問其是何道理，他說國際無線電人人都可以收，必須經過多次手腳，才可以保守秘密。我看見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詞，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樹字代狗字，又以土字代樹字，如此一譯再譯，別人接此電文，莫名其妙。這種機密辦法，已成一專門學問，比之我們隨便雇一錄事或書記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來到平涼，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後方部隊徹底整理一番，而後再到西安去。因為此時於右任先生已在長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負責，我可以放心。誰知事有不然者，其時陝西在大亂之後，境況艱難，恢複秩序，真不容易。最成問題的，就是駐軍很多，為了糧餉的問題，幾個首腦鬧著意見，亟待解決。第一，就是孫良誠對方振武不滿，不許方軍開向渭河以南，追擊敵軍，這前麵已經述過；第二，就是劉汝明率部到了潼關，在地方上弄了點錢，給兵士辦了些鞋襪之類，而孫良誠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卻沒得一點實惠，因而彼此之間，頗感不快；第三，各方軍隊急需糧秣，而陝西太窮，於右任先生無法應付。於先生和他們說：
“當沒有解圍的時候，你們的部隊，餓得沒法，跑到孤兒院裏去借糧，最後隻剩一袋了，全院的孤兒，向他們跪求，他們才沒有把那一袋借走。現在陝西的人民，也已經窮得和隻剩一袋糧
食的孤兒相同了，你們給他留下這最後的一袋糧吧！”
軍隊方麵聽了這話，非常氣憤，李虎就說：
“誰是孤兒？我們的官兵才是孤兒！我們現在正是為絕糧的孤兒設法，使他們不致餓死！我們一直以來，熱血拚命，從不後人，現在不能不顧我們死活！”
他們爭持不下，意見越鬧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涼停留下去。因此隻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問題鬧大。從平涼出發，取道涇川，沿途道路極壞，一邊走著，一邊修築。到了涇川，看見人民捐獻糧食，非常地踴躍。原因是這裏得了一個大好豐年，也是因為交通不便，不能向外運銷，故糧價出奇地便宜，麥價每元六十斤，白麵每元五十斤，其他雜糧更是價賤。因此之故，兵站上收買征集糧食，便很容易。四鄉人民運送的糧食，堆滿了幾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積如山。我和百姓談話，他們都說：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出些糧食，不算什麼。”
他們把糧食紛紛運到縣政府裏去，肩摩接踵、絡繹不絕。中國的人民，真是可敬可佩，隻要官吏軍隊真正為大眾謀福利，他們實在是不惜犧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許因為這些糧食來得太容易，那天我去看屯糧的屋子，見麥子撒滿地上，左右前後，隨處都是，人們踐踏，狼藉不堪。我看了十分難過，乃召集負責人員，大加申斥一頓。)
從涇川到長武，是我民國二年時候走過的路，一路走著，如逢舊友一般，處處都覺得熟悉，處處都值得察看。到了長武，已入陝境，聞附近有古碑，有人約我去看。我因當時無比閑情，不曾去看，失掉機會，引為可惜。聽說其中有褚遂良等所書者。這時此間有一班隨隨便便的部隊，一會兒說是二軍，一會兒說是三軍，今日向地方要錢，明日向地方要糧，為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負責解決之。童旅長費了很大的麻煩，才把他們遣散改編，辦得很是完善妥當。大亂之時，敵人為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軍隊，更為可憂。
由長武至邠縣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為我們隨從簡單，人民都不相識，這一晚旅途勞頓，我和王鐵老睡得很早。剛剛躺下就聽到有人敲門，操著甘肅口音，連吵帶罵。進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發威風，極是橫蠻，使人家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幹涉他們，看他們究竟鬧些什麼出來。他們帶著三匹馬，自己闖入店中，那馬拴在門口樹上，就把樹皮吃個幹淨。店中隻有三間房，人已住得很擠，他們就和我同屋而住。他們漸已知道我是什麼人，慢慢老實了起來。我找他們談話，自稱是二、三軍的人，是為送信，經過此地。於是我對他們好言勸說起來，我說人民以血汗供養著我們，我們的責任就是保護人民，為人民謀幸福，誰要欺侮人民，我們就和誰拚命。我們為什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因為他們苦害我們的人民的緣故。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們的親戚、朋友、鄰裏也是百姓，你沒有出來當兵的時候，也是百姓，我們怎麼可以欺侮百姓呢？這樣地和他們談著，他們竟痛哭起來，由衷地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見兵隊都是好的，隻因官長不負責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養成惡劣習氣，而不自知。隻要把他們的良心加以揩拭，他們就立刻知所悔悟了。當日他們沒有等到天明，就動身走了。
第二天到達邠州，這就是曆史上所謂太王居邠之邠。曆史寫周太王在此，羌人前來侵淩，太王事之以幣、帛、犬、馬，百般委屈退讓，都不得免。後來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他的土地，於是太王遷往歧山以避之。我覺得這是後人的附會。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當時周太王勢孤力弱，對羌人的侵略不能抵禦，不得已被迫而走。後人為要替其所鼓吹的謙讓的美德說教，乃故意將事實加以歪曲。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讀書於此等處必不可失察。
在邠洲我住縣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監獄，看見內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監獄在縣府旁邊，牢子不許犯人躺坐，在地上潑些水，使之結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戶堵死，使氣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獄，入其中者無不即病。班房即在縣衙內，其中的囚犯，青年、老人都有。問他們犯的何罪，有的是因為官府征車，而自己無車；有的因為官府要草，而自己沒有草，因此被扣。牢房是一種裝著木柵的狹籠子，每房一丈見方，最多隻容得二十個人，卻囚著六十多個人互相擠著。人群中放一個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鏽厚及數寸，臭氣熏天，令人窒息。據一位曾坐過班房的告訴我，每至犯人無法受得了，若偷著就木隙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牢子即以鞭對木柵狠打，罵著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們在這裏吃啥？你發什麼糊塗，還要呼吸新鮮空氣！”
犯人明白其意，有錢的給以十元錢，說：“你辛苦，這個請你吃茶。”牢子放開笑臉說：“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於是放他到外麵來，那裏桌上擺著茶碗和花生盤。犯人剛剛坐下，就聽見嚷著說：“巡房！查班！”於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籠中。查班的走近看見，又是對著籠子一陣鞭子抽打，大罵一頓。牢子就和這犯人說：“隻有我的不行，還得有他的一份。”於是再拿出十元。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鮮空氣，竟如此之難。我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痛如椎刺。我以為牢子們所以敢於如此，完全因為縣官不去查看，並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這位代理縣長找來，問他何以掩耳盜鈴，不加改革。他說積重難返，一時沒有辦法改革。我就把為我預備的縣府中的幾間上房讓出，請那些犯人去住。同時請那個縣長和我同去打掃牢房。我和他親自把那幾個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問他如此淩虐人民，良心覺得慚愧否，並令趁早切實鏟除積弊，不得再有怙惡不悛的事情。
這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不隻邠州一地如此。我連著經過長武、永壽等數縣，都是大同小異。有更可惡的一種，便是一個平白無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瞞著縣長，任意拘押起來，從而加以訛詐，這是整個的吏治問題，原非臨時整頓所可了事的。但身為縣長苟能正直不欺，勝任盡責，則亦必能弊絕風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東有一個縣份，縣中設立縣黨部，負責人員從長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歲的青年，空有熱情，不明事理，對於革命主義，隻是一知半解，而無切實具體的認識。他們以為革命一起，人民對於國家就可以解脫所有應盡的義務，不必再負什麼責任。於是他們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傳，叫人民不完糧、不納稅。有軍隊過境，要糧草，要車馬，他們又向百姓宣傳，反對攤派差役，反對征發軍用物品。自以為如此才是為勞苦大眾謀幸福。弄得過境軍隊吃喝無著，苦痛萬狀，於是釀成軍隊和黨部兩方麵的衝突。結果那些黨部青年，被駐在當地的二、三軍大打一頓，被逐出境。我到邠州後，因為我是西北黨部代表，他們兩方都來我處告狀，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罵。我以為軍隊擅自毆辱黨員，固然不好，但因為那種幼稚錯誤的宣傳，致陷軍隊於不利的現象，黨員們亦不能辭其咎。當時黨員中有年長老成者，約我前去講話。我到那裏召開一個規模很大的軍民大會，向民眾發問道：“軍閥禍國殃民，應該不應該打倒？”答道：“應該打倒！”“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民族國家不能翻身，不能抬頭，應該打倒嗎？”“應該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必須打倒，究竟誰去打呢？”答：“主要還靠軍隊。”“軍隊沒飯吃沒衣穿，沒有糧草馬匹，可以打仗嗎？”答道：“不能。”於是我說：“隻靠軍隊，是無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須人民與之合作協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這樣的問答數次，又經詳細地講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過來。那天到會的人很是踴躍，我站在一個戲台上大聲講話，把嗓子都說啞了。末後我問一個老人，我說的這番道理，究竟對是不對，比你們以往聽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著回答道：“他們說的那個痛快。糧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當時會場空氣，極是融洽，事後軍民之間的隔閡打破了，黨與軍之間的意見也化除了，一場風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這樣的糾紛別地也同樣存在，所以特意編出數十個問答，說明軍民合作的
必要，送請政治部采用，廣為印發，俾使黨政軍民之間，不致再有衝突。因為這問答小冊，體裁通俗，說理明白淺顯，故頗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類似的，還有一件黨政衝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劉鬱芬呈請辭職的電報。我不明白什麼原因，覺得奇怪，問他有何困難，何不說個明白。原來甘肅省黨部負責人為宣俠父和延國符二位。他倆辦有一個報紙，對政軍各方首腦，濫加詆毀。五原誓師之後，大家多已正式入黨，而他們還是皂白不分地謾罵。已經入黨者，他們罵為投機分子；那些沒有入黨者，則罵為官僚軍閥或反動分子。無論寫文講演，一律持這樣的論調。劉鬱芬每出席會議講話，他倆總要起立辯駁謾罵，簡直使劉無法自處。劉自己把他們的言論寄給我看，別人也紛電陳述他們的言行，指責為什麼不把力量對付敵方，偏要在自己陣內搗亂？省黨部負責人，豈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於是我即以西北黨代表的資格，把延君 ( 宣君已認過) 自蘭州押解了來，數日後才釋放。其實兩個人都是聰明有為的腳角，隻是對於政治無具體認識，缺乏實際的磨煉，故不能顧大體、明大義，循走正確的道路。我想兩位今日回想到當年的作為，自己亦必啞然失笑。
由邠洲過來，到永壽縣，經過一個大深溝，看見水源充足，而周圍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變動，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無水利知識，無興辦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廢棄無用了。我一路和王鐵老談論興辦水利的事，以為水利一事關係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錢，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時間，少一件亦不易為力。談著心裏又是難過，又是興奮。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樣，參觀班房和監獄。縣中有一所模範監獄，表麵上辦得很是不壞，頗有一種嶄新的氣象。我在此停住數日，二軍、三軍都派有代表來，鄧寶珊先生亦來，我一一接見談話。問問他們的困苦，說說三民主義，又把如何整頓軍紀，又如何愛護人民以及過去失敗原因，今後使命的完成等等問題，切實加以討論。連天聚晤，都是以這類迫切問題為談話中心。
時楊虎和於右任先生等連電催促，我們即動身赴西安。車過鹹陽，田玉潔和麻老九等二、三軍朋友來接。其時他們仍受吳佩孚、劉鎮華的愚弄，沒有完全斷絕關係，我和他們談話，處處予以暗示，希望他們知所改變，不要入於歧途。過渭河不遠，於右任先生和許多朋友前來歡迎。其中有各界民眾團體的代表，排著行列，極是整齊嚴肅，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著談了一會兒，當即開車進了闊別多年的長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