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特會”一組主管情報工作，全省上下各特務機關的情報，基本上都要經過該組呈上轉下或相互交換。這對李長亨隨時了解各種情報十分有利。一次，在國民黨中央彙報會下發的《情況通報》中，他發現上海靜安區的中共黨組織已被中統上海機關全部掌握了，處境十分危險。他便立即將此情況彙報給了陳於彤，陳於彤轉告黨組織，使靜安區黨組織及時轉移，化險為夷。
此外，李長亨在陝北公學高級研究班的同學陳天賦，與陳於彤抗戰前在上海就認識，當時陳天斌在成都華西大學讀研究生，參加進步活動被特務盯上。李長亨從軍統抄送“省特會”的材料中發現陳天賦已被注意，他立即通知陳於彤讓陳天賦馬上轉移，離開了成都。
李長亨不但打入了中統特務機關，還進入國民黨四川省的最高特務聯合機關，擔任了重要職務，並且為黨做了不少貢獻。對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對李長亨的工作非常滿意。
奉命成婚 救護戰友
李長亨當上了“省特會”的特務頭目後，為了利於隱蔽鬥爭工作的順利開展，組織上希望他盡快成家。在成都九眼橋的春來茶館裏，陳於彤對李長亨說：“紅岩的主要領導同誌說，你占領的陣地是很能發揮火力的陣地，一定要堅守、死守，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能輕易撤出，要作長期打算，要準備組織家庭。”
組織上對他成家的事很關心，中共川康特委書記陳國瑞提出，給他介紹一位作地下工作的女共產黨員成家。但李長亨認為這樣做不合適，兩個共產黨員在一起容易暴露目標，一旦出事，將會給黨的事業帶來重大損失。陳國瑞覺得李長亨說的有道理，也就作罷。不過他再三向李長亨轉達南方局負責同誌的指示：為了長期潛伏的需要，必須準備組織家庭，不給國民黨特務找到一點破綻。
中統川調室和“省特會”的同事以及李長亨在社會上的熟人朋友，都想給這位年輕有為的國民黨政工人員介紹對象。而李長亨開始裝著不在乎的樣子，後來為了減少麻煩，他幹脆告訴別人自己已經有心上人了。其實，在李長亨心中確實有一位各方麵都十分合適的對象。她就是李長亨川大同學趙自誠的妹妹、年方20歲的小學教師趙蜀芳。
原來，李長亨1940年秋到四川大學政治係借讀時，與同班同學趙自誠關係十分要好。不久，他就搬到趙自誠家中暫住。趙自誠的父親趙選曾任原四川軍閥劉湘的私人秘書，時任國民黨成都縣黨部書記長，但其為人正派，有正義感，絕不同於一般國民黨黨棍。後來，李長亨和趙選又同住在西玉龍街的國民黨成都縣黨部機關裏。趙選看上了李長亨這個年輕人，認為他好學上進，聰明能幹，有意招他為婿。通過觀察，李長亨對端莊賢淑、心地善良、知書識禮的趙蜀芳亦十分傾心。他認為趙蜀芳父親趙選的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的職務，也有利於為自己今後的工作作一些掩護。李長亨把他的上述想法告訴了陳國瑞，請陳轉告南方局審查趙蜀芳及趙家的有關情況。不久，陳國瑞約見李長亨，告之南方局已通過審查，同意他和趙蜀芳組成家庭。
1946年1月25日，李長亨與趙蜀芳舉行了“隆重”的婚禮。李長亨請了許多“同事”和朋友來慶賀，還專門請了他在成都國民黨中央軍校的上級、軍校政治部主任鄧文儀作證婚人。婚禮、婚宴十分排場和鬧熱。鄧文儀曾是黃埔一期學員，其資曆甚至早過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他親自為李長亨和趙蜀芳作證婚人，並一起合影留念，使許多參加婚禮的賓客對李長亨更加刮目相看。婚後，妻子趙蜀芳辭掉了小學教師這份工作，但她直到李長亨回到組織懷抱時，才知道身為國民黨高級軍官的丈夫原來是個共產黨員。
婚後，李長亨繼續為黨的事業戰鬥在龍潭虎穴中。他與中共黨組織的接頭地點，一直都在成都九眼橋的春來茶館。李長亨把情報用極小的字寫在紙上，然後卷成“香煙”，在茶館給接頭人。這樣即便有人盤查，也可把情報點燃後當煙“抽掉”。有時，李長亨也會把情報放進點心或者煮熟的雞蛋裏悄悄送出。他工作很小心謹慎，所以一直沒被敵人發現。
成都中統特務頭子、共產黨叛徒葉申之獨自掌握的一份中共秘密叛徒名單，這些人都被派回了原單位，給中共帶來了極大的威脅。為了從中統特務科長葉申之處獲取這些重要情報，李長亨千方百計與葉申之搞關係。李長亨知道，組織上經費也很困難，他通過自己幾份兼職工作的薪水，來結交三教九流人士。有時手頭緊，甚至要將手上值錢的東西當掉。他常把家裏的東西送進當鋪換錢，供特務們吃喝玩樂。到後來，葉申之已經完全把他當成“哥們”。
1946年4月初的一天，李長亨把葉申之灌得酩酊大醉，兩人攙扶著進了辦公室。喝多了的葉申之打開保險箱，拿出絕密“特情”檔案向李長亨炫耀，隨後倒在沙發上呼呼大睡。李長亨迅速打開“特情”檔案翻閱，發現打入我方的特務名單，他把名字牢牢記在心裏，隨後立即向上級彙報。南方局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斷絕了與叛徒的聯係，並通知所有與他們認識的同誌撤離成都。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5月末的一天，陳於彤約李長亨見麵，告訴李長亨他要離開成都了，以後由川康特委陳國瑞同誌與他聯係。陳於彤還轉達了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要求李長亨堅守崗位，並說：“以後如果川康黨組織出了什麼問題，你在成都與他們失去了聯係，你可以轉移到任何地區，三五年內可以獨立進行工作，可在任何地區或部門直接與黨中央聯係，就問黨中央：我黨有無黎強同誌？這就是你同黨中央的聯絡暗語。黨中央一定會回答你的。”
1946年8月的一天，“省特會”一組外勤特務劉道生對李長亨說，他在祠堂街發現了一個老共黨分子，好像姓周，叫周什麼的。劉道生曾任中共成都工委書記，被捕後成了叛徒。按照他所描繪的相貌，李長亨認定他發現的共產黨人正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周俊烈。他讓劉道生繼續監視，自己則不露聲色地很快將這個情況告訴了陳國瑞，要求組織上通知周俊烈立即轉移。誰知幾天後，陳國瑞在一次接頭時卻對李長亨說：“我們沒有周俊烈這個人，無法通知。”原來周俊烈是由中央社會部直接派往成都地區的，與南方局有聯係，與地方黨組織不發生任何關係，所以川康特委並不知道周俊烈這個人。
李長亨隻好冒著暴露的危險，親自找到周俊烈，讓他趕快轉移。可是周俊烈卻說，他的事還沒辦完，一時半會還走不了。李長亨無奈，隻好叮囑他：你已被盯上，千萬要小心！
一個多月後，周俊烈還是被捕了。當李長亨從劉道生那裏得知此事後，他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周俊烈被捕後能否扛得住審訊時的酷刑？他會不會出賣自己？如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怎麼辦？中共南方局要求他“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能輕易撤出”，他沒有理由在此時選擇撤離。
李長亨做好了最壞的打算。為了以防萬一，他身上隨時帶著兩個結婚戒指，一支快慢機手槍，還另外準備了一個特務身份證。若有人抓他，要錢給錢，要命就拚。如果跑掉了，在社會上他還有一幫袍哥和青洪幫朋友，可以藏匿一段時間，然後離開成都，到重慶去找黨的組織。
正當他思考應對策略時，審訊周俊烈的三組杜石公把審周俊烈的情況告訴了李長亨：“這人叫周俊烈，他說他早年與共產黨有過一點關係，以後多年沒有來往了，現在是個失業徒，找到共產黨當官的又不理他，現在成都無事可做，連吃飯都沒有著落。這下被抓了，正好有吃飯的地方了。周俊烈還說，你們如能給我介紹一個小學教師的職業，我還是可以勝任的，也就不會到處亂跑了。”杜石公雙手一攤“不管你怎麼問，他翻來覆去就是這些，你看怎麼辦？”
從杜石公的話中，李長亨斷定周俊烈沒有叛變。周俊烈是有著豐富秘密鬥爭經驗的老同誌，他始終裝傻充愣，騙得審訊他的特務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脫離了共產黨。對自己的同誌，一定要想方設法營救！李長亨決定借杜石公的手，達到放人目的。
這個杜石公，也是共產黨的叛徒。他投降國民黨後，在特務機關根本不受重視，因此心裏很鬱悶。有一次開大會，他被“省特會”主任秘書鄭錫麟罵得當場氣昏在地。李長亨扶起杜石公，還當眾回擊了鄭錫麟，為杜石公出了氣。因此，他對李長亨十分敬重。周俊烈被捕沒幾天，李長亨請杜石公上牛肉館吃飯，趁機對他說：“杜胡子，你要放聰明點，你關這麼多無頭案的人做啥子嘛，這些人囚糧吃多了，上麵撈不到油水會不高興的，你的飯碗說不定都難保！”已經混到少將軍銜的杜石公當然舍不得丟飯碗，一時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冷靜下來後，杜石公覺得李長亨這話是為他好，趕忙問該怎麼辦？李長亨教他：“你不如幹脆寫個簽呈，就說這批人關了好久了，都是些無頭案死老虎沒啥審頭，列個名單報請主任秘書批示放了算了。”杜石公果然照辦，將擬放人員名單擬好後讓李長亨過目，上麵說有周俊烈的名字。徐恩曾秘書大筆一揮，批準了這事。周俊烈被釋放後，李長亨迅速安排他離開了成都。
“成都行動” 生死營救
1947年初，國共關係已十分緊張，內戰一觸即發。在這當口，四川“省特會”鄰水縣分會上報到“省特會”一份材料，說重慶中共《新華日報》總編輯熊複回到鄰水活動，請求批準將其逮捕。一組內勤特務在擬稿時問李長亨“怎麼批複”。李長亨板著臉對他們說：“熊複是中共公開機關的負責人，不能輕舉妄動，以免引起麻煩。告訴他們密切注視熊的活動情況及時報來就是了，未經‘省特會’批準，不準他們隨便抓人。”李長亨很快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陳國瑞，組織上通知熊複馬上離開鄰水，回到重慶化龍橋《新華日報》內。
這年3月初，國共和談徹底破裂。李長亨目睹黨內身份公開的同誌一個個離開成都，返回延安。他多想和他們一起走啊，可是使命在身，他隻有繼續堅守在情報戰線這個特殊崗位上。
同年5月，重慶和成都兩地國民黨當局，為了配合其軍隊對中原解放區的大舉進攻，發動全麵內戰，決定6月1日在成渝兩地同時開始抓捕行動。其中的“成都行動”，是根據國民黨中央會報通知，由“省特會”負責組織和策劃的。這是對中共和進步勢力的突然襲擊，是國統區又一次大規模反共的法西斯獨裁恐怖活動。
在抓捕行動之前，國民黨“省特會”按慣例要開三種會議商討逮捕名單：甲種是黨、政、軍頭目的彙報；乙種是特務頭子的彙報；丙種是特務機關搞黨派工作的科組長彙報。從參加者與主持者上，可以看出其會議級別是不同的。
丙級會議由“省特會”一組負責召集。而一組組長孫雲峰從不去“省特會”辦公，一組工作實際由李長亨這個主任幹事在主持。在最低級別的丙級會議上，各特務機關紛紛提出抓人名單，李長亨見名單人數太多，好些地下黨同誌和民主進步勢力的朋友都在其中。就對特務頭目們說：“上峰的行動計劃必須執行，但我們要吸取以往的教訓，一下了把什麼人都抓起來，抓多了也不好辦喲！”於是，他想出一個在數學上叫做“提公因數”的法則，便規定有半數以上的機關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擬捕名單，不足半數的就放在一邊不作為這次行動的對象。特務們覺得這個辦法好，紛紛表示讚成。
就這樣，在丙級會議上，就去掉了秘密黨員王文鼎和一批與共產黨來往密切的進步民主人士。最後李長亨在審核名單時，憑借職權又以材料不足或內容重複為由去掉了幾個進步青年。這樣搞下來，李長亨從情報名單上直接“抹掉”了一半自己同誌的名字。當晚，李長亨馬上把這份名單抄送給了陳國瑞，其中包括敵特要抓的需要緊急轉移的人和被他“抹掉”要注意隱蔽的人。
在級別更高些的乙級彙報會上，李長亨發現特務要抓的名單中，有一些黨內高級領導的名字，如川康特委組織部長王煜、川康特委宣傳部長賈唯英，還有秘密黨員、民盟四川支部秘書長田一平等人，也在其抓捕名單中。這些人的名字無論怎樣也無法去掉，因為幾個特務機關都堅持非要抓這幾個人不可。情急之下，李長亨又把乙級會議上定的抓人名單連夜送給了陳國瑞，並把抓人戒嚴時的口令也告訴了他。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國民黨特務準備實施大抓捕的“成都行動”之時，整個成都地區已經處於戒嚴狀態。李長亨在幾次會議上三番五次地“抹掉”共產黨嫌疑人員名單，一而再地給地下黨傳送機密情報，是冒著重大危險去做的。一旦身份暴露，他便隻有“犧牲”這一個結局。盡管非常危險，李長亨依舊在不斷想方設法營救自己的同誌。
甲級彙報會是這次“成都行動”特務機關召開的最高級別的會議，由四川省政府主席鄧錫侯主持。李長亨作為“省特會”一組的主任幹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但在參加這種由上級特務機關召開的特務頭目秘密會議時，他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抹不掉”一些黨內同誌的名字。於是他記下這些名字，冒死在6月1日前夕聯係了接頭人，把最後由鄧錫侯圈定的名單又告訴了陳國瑞。
由於及時通報了這一重大情報，使得一大批黨內領導得以轉移。陳國瑞盡快通知了列入逮捕名單中的中共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使成都及川康地區的中共黨組織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損失，保存了革命力量。如川康特委負責人王宇光和賈唯英，就是通過李長亨的情報及時離開成都而免遭國民黨逮捕的。
此後，李長亨還設法保護了民盟骨幹、中共秘密黨員、成都協進中學校長肖華清，保護了中共川康黨組織準備培養發展的對象、成都光華大學進步青年學生白玉芳以及川康特委的工作關係陳光明、中央軍校進步青年學生黃琪麟（1949年駕機投奔解放區）等人。
在潛伏特務機關的十年中，李長亨不但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還營救了成百上千名共產黨員的生命，挽救了許多地區的黨組織。作為中共的紅岩特工，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5卷關於黎強的介紹中，有這樣的記載：董必武說，黎強一個人就相當於四川保衛局，保護了成百上千的中共黨員。
此後解放戰場上不斷傳來好消息，國民黨節節敗退，李長亨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盡管是孤軍奮戰在敵人龍潭虎穴中，黎明前他仍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與才能保護著黨，保護著黨周圍的進步力量。他在進行著一場特殊的戰鬥。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日益發展，他心裏明白，這種在魔窟中孤軍奮戰的狀況不會太久了，他相信自己不久就會投身於黨的懷抱和同誌們中間了。
然而，國民黨並不甘心失敗的命運，還在作最後的掙紮。還有更重要的任務，等待李長亨去完成。
1948年，淮海戰役打響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搖搖欲墜。為了固守總統府所在的南京，蔣介石從四川調部隊去增援，於是命令在成都成立了陸軍第八訓練處補充兵訓練總隊。訓練處長和政工處主任由中央軍校校長關麟征、政治部主任王錫鈞兼任。補充訓練總隊的軍官和班長都從中央軍校調配，新兵就在四川招收。
李長亨曾在成都中央軍校呆過，成都中央軍校認為李長亨在學校任職的時間長、人員熟、許多營、連、排級軍官都是他的學生，團長也和他同過事，就調李長亨去任補訓總隊政工室主任。李長亨將這一情況向組織上作了彙報，上級讓他見機行事。李長亨想先去幹一下看看，等要調往外地時，再移交給別人，於是就去上任了。但主要還是在“省特會”上班。
潛台未遂 “黎強”回歸
1948年底，補訓總隊接收新兵完畢，奉國民政府國防部命令調往南京改編。第八訓練處政工處主任王錫鈞對李長亨說：“你是政工室主任，你一定要去，把部隊帶到南京後還可以轉來。”
要離開成都，離開他熟悉的崗位，到南京後有可能被國民黨重新安排別的工作。李長亨想，如果真的變成這種狀況，那就不能發揮自己在敵營中的特殊作用了。怎麼辦？是否離開“省特會”和川調室？想來想去，他覺得還是不能輕易離開成都，因為這裏是南方局負責同誌要自己堅守的陣地。他打算與陳國瑞商量一下，聽聽組織上的意見。
沒想到陳國瑞的態度十分明確，他對李長亨說：“你到南京去更好，在國民黨軍隊裏弄個大官，將來對黨的貢獻會更大。”李長亨不同意陳國瑞的意見，兩人為此差點爭論起來。陳國瑞始終堅持他的看法，要求李長亨撤離“省特會”去南京。最後，李長亨請陳國瑞向上級組織彙報，請求組織決定自己的去留。
兩天後，陳國瑞告訴李長亨：“組織上已經研究決定你去南京，你的組織關係也轉回上麵去了。”並告訴了他與組織接頭的暗語。
服從組織這是地下工作者的紀律。李長亨沒有二話可說，帶補訓總隊的新兵離開了成都，撤離了戰鬥五載的“省特會”和中統四川調查統計室。他隨補訓總隊到了南京，又戰鬥在一個新的崗位上。由於國民黨一時還沒有安排他新的職務，他隻有耐心地等待。
等待的日子是難熬的。眼看正麵戰場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把國民黨軍隊打得一敗塗地，全國解放在即，李長亨多想再為黨和人民做出新貢獻呀。好不容易到了1949年初，李長亨所在的補訓總隊改編為國民黨第45軍下屬的312師，受南京衛戍司令部指揮，李長亨的職位由政工室主任改任政工處處長。
因為國民黨大勢已去，起義投誠的部隊一個接一個，軍隊中開小差的人就更多了。已成驚弓之鳥的國民黨軍隊士氣低落，人心渙散，毫無戰鬥力。為防止逃兵、逃官，加強部隊的思想管束，國民政府國防部又規定師政工處長兼任副師長，因此，李長亨又被任命為312師副師長。在這個新的崗位上，他又在思考如何為黨發揮自己更大的作用。
在312師是以訓練為主還是以修工事為主的問題上，李長亨為降低該師的戰鬥力，極力主張以修工事為主，為此與該師師長鍾乃彤形成激烈的鬥爭。李長亨利用各種關係，終於贏得了勝利，因修工事勞動緊張，312師的新兵缺乏實彈射擊訓練，許多新兵連槍都不會放，大大削弱了該師的戰鬥力。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江前夕，312師奉命沿寧杭公路撤離。此前，李長亨接到黨組織的命令，準備跟隨敗軍至台灣繼續臥底，為解放台灣、解放全中國發揮重大作用。
4月24日，李長亨所在的312師在沿寧杭路東撤行至宜興途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八兵團88師攔腰截斷，全師被俘獲。李長亨向88師政治部幹事說他是自己人，政治部的人開始不敢輕易相信。
這時88師補充訓練團團長錢申夫一眼瞥見高級俘虜中的該師政工處長兼副師長李長亨，不覺一怔：“那不是我抗大四期三大隊的同學李唯平嗎？怎麼到國民黨部隊當起師長來了呢？”而正與88師反複交涉的李長亨也扭過頭來，抬眼看見錢申夫，先開口問道：“你是錢申夫嗎？”
“我是錢申夫，請問你……”
“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學。關於我的情況，現在給你說你肯定也不會相信。我想請你立即報請三野前委，致電黨中央，就問一句話，‘我黨有無黎強同誌？’等中央一回電報，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李長亨非常自信地說道。
在沒弄清真實身份之前，李長亨還是被當作戰俘關了起來。兩天後，88師政治部接到中央軍委緊急特密電報：“速送黎強同誌赴北平。”就這樣，由於陰差陽錯，本來準備去台灣繼續潛伏的李長亨，回到了黨和人民的懷抱。
兩個月後，這位國民黨軍政工處長兼副師長的李長亨，又風塵仆仆地從北平趕到了武漢，向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部長錢瑛同誌報到，接受黨組織分配的新任務，跨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解放大西南的行列。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成立後，李長亨一直用董老給他取的名字“黎強”。黎強先後擔任西南公安部研究科長、辦公室主任、西南鎮反辦公室主任、中央人民公安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青海湖聯合企業公司經理、青海省人委秘書長、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等職。“文革”時他在青海工作，因所謂“曆史問題”，被造反派揪鬥，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對其實行軍管辦法，暗地裏保護他。1978年1月，黎強給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寫信，要求回北京公安係統工作，他的申請在一周之內就得到批示。1986年國家安全部曾內部發文，號召黨員向黎強同誌學習。
1999年3月2日，黎強病逝於北京，享年83歲。他的骨灰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紅軍牆，這是對他一生最好的總結和評價。
黎強生前留下了大量回憶錄性質的手稿，整整放滿了一大箱。可惜的是，影像資料幾乎全部在文革中被銷毀，目前存世的僅剩兩張模糊不清的老照片，保存於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他寫的回憶錄在1984年後開始解密，以他的故事為原型的連續電視劇《潛伏》紅遍大江南北，他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