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臥底在戴笠身邊的紅色女傑
1940年春節過後沒多久，張露萍、張蔚林等人因“軍統電台案”被捕了。軍統巨梟戴笠親自審訊這位還不滿20歲的中共黨員：“你為什麼要和張蔚林住在一起？你為什麼要冒充是他的妹妹？”張露萍從容回答：“我們是在談戀愛。因為軍統局紀律規定，年輕後生談戀愛是要坐牢的，所以隻好兄妹相稱。”戴笠氣急敗壞地吼叫道：“狡賴！狡賴！給我打！往死裏打！”
任憑國民黨特務怎麼用刑，他們始終無法從張露萍口中得到一點有用的東西。五年後的1945年7月，張露萍被軍統殺害於貴州息烽集中營，犧牲時年僅24歲。在她走過的短短的24年人生中，留下的是坎坷而不平凡的紅色足跡。
經曆坎坷 身世神秘
張露萍，祖籍四川省崇慶縣（今崇州市），1921年7月3日出生在北平。關於她的身世有很多種說法，這裏采信的是她在延安時期寫的“自傳”中介紹的情況。她出生時，母親黎麗華曾給她取了個在當時很有點洋氣的名字餘薇娜，這個名字一直沿用到她在重慶天主教教會辦的小學讀完初小。餘薇娜在媽媽身邊，一直長到6歲也未見過爸爸。
餘薇娜的父親餘安民1889年生於崇慶縣一個城市貧民家庭，父母早喪。14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成都陸軍小學，繼升入南京陸軍學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習。畢業後積極參加辛亥革命、護國之役，組織新軍打回四川。那幾年餘安民正在四川帶領“護國軍”跟地方軍閥打仗，連信都難得給她媽媽來一封。後來她母親黎麗華應聘在一所中學教音樂，餘薇娜4歲時被送進幼兒園全托。小小的餘薇娜在班上表現出來的唱歌、跳舞、講故事的天賦和勇氣，常常使老師們感到非常驚奇！
1927年4月，6歲的餘薇娜跟隨母親在父親餘安民副官的護送下，先坐火車經平漢路到達漢口，再換乘民生公司的輪船溯江而上前往四川重慶，再從重慶乘車到成都。當時餘安民的旅部駐紮成都，他隻身帶著副官、勤務兵住在商業街55號公館裏，家眷仍住在離成都幾十裏的崇慶縣城內。第二天，餘安民親自送黎麗華母女回崇慶縣餘家公館。
盡管餘薇娜對新的生活還一無所知，但她高興的是自己從此有了一個完整的家！可惜的是她的這種高興勁到第二天就消失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5390號檔案中的《黎琳自傳》中寫道：“父親和母親的家庭都是極端封建的，因此他們在北平的自由結婚，結果是和家庭脫離關係。婚後一年生我，六歲時回到四川老家，母親才知她的受騙——家裏已經有一個媽媽，而且祖母他們對她都不好，結果不到半年，母親偷偷地離開我父親，到香港（舅父的家）養病，後到倫敦牛津大學讀書，現在已和一個音樂家（英國人）結婚。”
1927年8月，黎麗華獨自去香港後，餘安民將餘薇娜寄養在重慶他的嶽母（大太太李氏之母）家裏，又在重慶著名的教會學校——廣益小學給餘薇娜報了名，交了比一般小學要高得多的學費、住宿費。餘薇娜獨自在廣益小學學習，接受了較好的教育和鍛煉。
黎麗華到香港治好病後，餘安民曾去信希望她回到自己身邊，可黎麗華不再相信他了，但她卻十分想念孩子，便要求餘安民把餘薇娜送到香港去。這事嚴重地挫傷了餘安民的感情和自尊心。黎麗華不久去英國求學，後又成立了新家。餘安民則連續娶了兩房姨太太來彌補他感情上的失落。而餘薇娜成了餘安民和黎麗華感情決裂的犧牲品！
上完四年級時，餘薇娜10歲了，正好餘安民工作調回成都，便將她帶回崇慶縣老家，安排在他的另一個嶽母（三姨太太餘家彥之母）身邊。
餘安民的嶽父叫餘澤安，是位私塾先生；嶽母叫曹天榮，是位勤勞善良的家庭婦女。他們原來有三個女兒，二女兒早年病故，大女兒餘家彥被餘安民娶走做了三姨太太，膝下隻剩下三女兒餘家俊。家裏還奉養著餘澤安的老母親。按照有錢有勢的女婿的安排，他倆收下了餘薇娜，對外稱是他們收養的“四女兒”，並取名叫餘家英。餘安民留下一些錢後就離開了，讓餘家負責把她送進餘家俊就讀的縣女中附屬小學上學。
餘澤安夫婦起初接納餘薇娜很勉強，一是輩分不對，二是跟街坊鄰居也不好解釋怎麼又多了個閨女！好在他們家剛從宮保府搬過來，鄰居對他們並不知根知底；而餘薇娜是個懂事又勤快的孩子，而且嘴巴也甜，總是“媽媽”、“三姐”、“婆婆”喊得好親熱。沒過多久，餘澤安夫婦就喜歡上了這個四女兒，餘家俊也十分喜歡這個妹妹。餘澤安夫婦也就較快習慣於把餘薇娜叫成“四妹”。後來，鄰居們也都喊她“四妹”，“餘家英”這個名字基本上隻在學校裏用，而“餘薇娜”那個名字則漸漸湮沒在歲月風塵之中了。
1933年5月，餘安民當上川軍暫編一師師長，不久又擔任成都府河護商處處長，師部駐紮成都，商業街上的餘家公館熱鬧起來。
1934年深秋，餘家英被餘安民接回成都。第二年暑假期間，餘安民在成都建國中學為餘家英報了名。那時他已將他三姨太太餘家彥的名字改為餘碩君，其妹餘家俊被改為餘碩芬，餘家英也被改成了餘碩卿。他在填寫學生簡曆表時，學生的名字是餘碩卿，“監護人”一欄裏填上餘碩君，將“監護人”與學生的關係寫成姐妹關係。於是，餘家英又變成了餘碩卿！
一走出家門進人建國中學，餘碩卿就感到了一種“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快樂，她那原本熱情活潑的性格又恢複了。餘碩卿在她們班的同學中人緣很好，很快贏得了同學們的好感，這是她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的日子了。然而餘碩卿那種無牽無掛的日子在她初中第一學期還沒過完時就結束了。
1935年秋，日寇鞏固了它在我東北三省的殖民統治又強占了我熱河省後，便將大軍集結在山海關外，急於將其魔爪伸進長城潼關。日寇強迫蔣介石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以成立所謂華北自治政府名義，想搞變相的傀儡政權來吞並我華北五省。華北告急了！中國共產黨於1935年11月13日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吞並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動員人民群眾奮起反抗。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下正式成立了。12月9日，北平近萬名大中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議蔣介石的賣國行徑，要求廢除“何梅協定”。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
“一二?九”運動是北平學生繼五四運動之後再次掀起的曆史性抗日救亡運動。它像一顆巨石投進了平靜的湖水，向全國發射出層層衝擊波！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南昌、濟南、長沙、安慶、重慶、開封、西安、昆明等全國主要中心城市，都有成千上萬人湧上街頭遊行集會，通電支持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與正義要求！作為四川省文化政治中心的成都市，在成都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簡稱“成都學聯”）的帶動下，成立了“成都各界華北抗敵後援會”。上街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市民人數眾多、反應強烈！年僅14歲的餘碩卿也曾跟隨同學走上街頭，雖然她對革命道理不甚明白，但是革命的激情在她心中激起了層層波瀾。
在民族危亡之際，這個滿懷愛國熱忱的姑娘多麼希望用自己的青春報效處於危難中的祖國。此時，餘碩卿視野比過去更加開闊，思想覺悟不斷提高，她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中。1937年1月，餘碩卿參加了成都地下黨組織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民先隊”她如魚得水，積極工作，還承擔了交通、宣傳、組織等工作，成了“民先隊”的骨幹。
正當餘碩卿完成了初中學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成都蜀華中學讀高中時，“七?七事變”爆發，日寇大舉向我華中、華東進犯，中華民族處於危亡的緊急關頭。盧溝橋畔的槍聲，揭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序幕。在四川地下黨領導下，成都各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動。那時餘碩卿經常往來同班同學車崇英家，車崇英是成都抗日救亡運動領袖車耀先的女兒，家裏常常有進步書籍。餘碩卿活潑伶俐，天資聰穎，好學上進。她常與車崇英等談論國家大事，痛恨日寇的侵略，發泄對黑暗的社會和軍閥統治的不滿，還在一起閱讀進步書刊，特別是對車耀先主辦的《大生周刊》，更是愛不釋手，非要一口氣看完不可。
車崇英的父親車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軍事委員。當時，車耀先以成都祠堂街“努力餐”飯店“老板”的公開身份，秘密領導當地的抗日救亡活動。他經常向餘碩卿等宣傳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介紹我軍在前線浴血奮戰的英勇事跡，鼓勵她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偉大鬥爭中去。
在車耀先的影響下，餘碩卿等幾個姑娘踴躍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參加了“群力社”、“星茫社”、“天明歌詠團”等抗日救亡團體。她參加了“天明歌詠團”，還擔任了該團的指揮，組織、帶領群眾大唱抗日歌曲；還參加了抗日演劇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其它抗日活報劇。當時學校還在上課，同學們都在溫習功課，準備期考。她隻能抽出課餘時間寫牆報，練唱救亡歌曲，排練節目，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有時連飯都顧不上吃，就嚼幾塊餅幹充饑。暑假到了，餘碩卿又隨歌詠團、演劇隊到街頭、工廠、農村去宣傳、教唱和演出，用這種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抗日救國的道理帶給廣大的勞苦大眾。
1937年下半年，餘碩卿的父親給她說了一門親，準備逼迫她年底與重慶一個大官的兒子訂婚。16歲的她“為了盡快擺脫這個所謂的家”，在車耀先的鼓勵支持與安排下，她與幾個同學約好，準備悄然逃離成都，踏上她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
奔赴延安 深造入黨
1937年11月下旬，由於餘碩卿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敵後援會”和車耀先同誌的安排下，餘碩卿和彭為工、劉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學生，秘密離開成都，奔赴延安。由於餘碩卿是背著家人出來的，為了避免麻煩她改名為“餘慧琳”。
餘慧琳他們乘坐的大卡車在路經朝天驛、寧強、漢中，經過十多天的跋涉，一行10人曆經磨難，闖過國民黨軍警的重重關卡，於12月初秘密到達西安，住進了城裏的世界旅館。一路上提心吊膽的餘慧琳，總算鬆了一口氣。第二天她和同伴帶著成都學聯的介紹信，來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設在西安七賢莊一號院內。這個辦事處的前身是“紅軍聯絡處”，那是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共產黨在西安設立的一個半公開聯絡機構，當時由紅軍參謀總長葉劍英主持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這個“紅軍聯絡處”便於同年8月更名為“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由林伯渠主持工作。
餘慧琳她們幾個姑娘看到“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的牌匾時，高興得互相擁在一起。當她們走進那個期盼已久的院子裏，發現並沒有像她們原來想象的那樣戒備森嚴，而是跟老百姓住家一樣樸實溫暖！她們向門衛遞交了車耀先給林伯渠的信後，便在辦事處的接待室裏見到了她們心目中的親人：一位兄長似的八路軍幹部。她們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黨中央派來接待抗日青年的黃華同誌！
當時因有一些國民黨特務混進延安，所以八路軍辦事處對後方去延安的青年既歡迎又要審核。黃華親切地了解了她們離家到西安來的經過，又詢問了一些諸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在哪裏”這樣的問題，出了十幾道口試題要他們回答。黃華最後告訴她們，延安的生活確實十分艱苦，要她們有思想準備，想好了再下決心。
餘慧琳態度堅決地說：“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我們去延安是為了參加革命、追求真理！我們為了革命，為了擺脫罪惡的家庭，連死都不怕，還怕苦嗎？”看著這個年紀不大誌氣不小的姑娘，黃華欣慰地笑了。
去延安要等上麵安排，不是說走就能走。由於餘慧琳是民先隊員，辦事處就將她先安排到“西安抗敵後援會”主管的“婦女慰勞會”工作，而將李再華、劉玉豐等人送往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學習。“西安抗敵後援會”也是國共合作時成立的，“婦女慰勞會”的名譽會長是楊虎城將軍的夫人謝葆貞。當時國共雙方都有人參加“婦女慰勞會”，正需要民先隊員去充實該組織中的我方力量。餘慧琳興高采烈地全身心投入到婦女慰勞會的工作，並暗自慶幸總算徹底擺脫了家庭的羈絆，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成都的餘安民發現女兒出走了，心裏早已猜出大半。得知餘慧琳在西安後，他並未善罷甘休。他推測女兒肯定是想投奔延安，便給他保定軍校的同窗好友、當時正在西安任職的國民黨22集團軍高級參謀吳永熙去電報，請吳永熙“務必替我找到餘碩卿，將其遣送回成都！”吳永熙雖不知道餘碩卿已改名為餘慧琳，但他曾是餘家的常客，也很喜歡這個侄女，於是派人多方打聽，終於打聽到了這位“從成都來的姓餘的女學生”的下落。那天，當吳永熙站在餘慧琳麵前時，餘慧琳還以為是巧合，興奮地喊到：“吳伯伯，你怎麼也在西安？我伯母好麼？”
“好，好！你伯母可想你了，你既然來西安了，明天我就領她來看看你！”說完，吳永熙高興地走了。
第二天吳永熙沒帶夫人卻帶來了餘安民的電報。吳永熙待了一個多鍾頭，苦口婆心地勸餘慧琳回成都：“你爸因為你不辭而別，頭發都急白啦！你哪怕先回去看看也行。我明天就去買飛機票，要不了半天你就飛回成都了……”
這下餘慧琳才是真著急了！她跑回八路軍辦事處趕緊向領導彙報了情況，請求立即送自己去延安。領導考慮因暫時尚無車去延安，決定先送她去涇陽縣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並建議餘慧琳更改姓名，說最好不要姓餘，以防止再讓吳永熙打聽出來。餘慧琳想了想，決定改用她母親的“黎”姓並采用現有名字的最後一個“琳”字，即黎琳。次日餘慧琳變成了“黎琳”，離開了西安前往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但那時她在給肖玲、車崇英、楊夢萍等同學寫信時仍沿用餘慧琳這個名字。
安吳堡青訓班當時十分出名，青訓班的名譽主任是朱德，主任是黨中央青年委員會書記、解放後第一任共青團中央書記馮文彬，副主任是胡喬木（後來做了毛澤東的秘書），教務處長是劉瑞龍。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黃華也常去安吳堡青訓班講課。青訓班在培訓青年幹部同時，還有考察任務。各地投奔來的愛國青年，經過這裏培訓考察，或直接送往前方戰區，或送往延安深造。
黎琳到達安吳堡青訓班時，正趕上民先隊西北總隊在那裏舉辦冬令營，她便參加了。在冬令營裏，黎琳結識了不少民先隊的同誌，其中就有後來成為胡克實夫人的於今、成為艾思奇夫人的王丹一。
1938年2月3日，在八路軍辦事處的掩護下，黎琳終於來到了夢寐以求的延安。開始，黎琳被分配到陝北公學2期14隊集訓，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哲學等課程，張聞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這裏講課，毛澤東主席還抽空作報告。三個月的學習結束後，她以優異的成績從陝北公學畢業。隨後她又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編入三大隊女隊。
黎琳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她酷愛文學，擅長唱歌、演劇、寫詩、作畫。在“抗大”，她熱情地參加文藝演出，主動辦牆報，是眾口稱讚的積極分子。每次延安集會，都在山頭和廣場上，開會前各個單位拉歌歡唱，人們總要歡迎她起來指揮，而且喜歡她指揮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戰歌曲《幹一場》。遇到這種情況，她總是落落大方地站起來，揮動著她那有力而靈活的雙臂，上千人聚精會神，引吭高歌：
河裏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燒了王家寨喲/今天又燒張家莊/逼著那青年當炮灰/逼著那老年運軍糧/炮火打死丟山岡喲/運糧累死丟路旁/這樣活著有啥用啊/拿起刀槍幹一場
雄渾激越的歌聲，飛出“抗大”禮堂，響徹黃河之濱。這以後，大家都親切地稱她“幹一場”。每逢大小集會，相互拉歌，人們都呼喚：“幹一場”起來指揮唱歌！
在中共黨組織的關懷和培養下，黎琳很快成長起來，也逐步適應了艱苦的生活。她寫信告訴往日的同學：“我們每天都學習，大地是我們的課堂，膝蓋頭是我們的寫字台，吃的小米加窩窩頭，頂好吃。”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給父母和家裏親人的信中寫道：“雖然陝北現在是前線了，但是我們同學兩千多人中沒有一個怕的，因為大家都相信百戰百勝的八路軍。……希望你們不要擔心，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你們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幾斤重的包裹爬十幾裏的山路了，你們高興嗎？”她還給家裏寄回了一些在延安學習和生活的照片。其中一張身著灰布軍裝，頭戴紅五星的八角帽，腰紮皮帶，腳穿草鞋，顯露出一個八路軍年輕女戰士的颯爽英姿。
在“抗大”學習的六個月中，和黎琳住一個窯洞的同班同學李隆蔚長期生腳氣瘡，行動十分困難。她們住的窯洞在一個山坡上，離課堂有一段很遠的路。黎琳總是扶著、甚至背著李隆蔚下山上山。不管烈日當空，還是泥濘路滑，從未間斷。每天，她都把李隆蔚的飯菜端到窯洞。有時還用自己的津貼費，給李隆蔚買來滋補品。當李隆蔚瘡痛難忍的時候，黎琳就像大姐姐一樣地鼓勵她，要李隆蔚經受住病痛的考驗。在黎琳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李隆蔚不僅沒有缺一次課，而且以優良的成績從“抗大”畢業。
數十年後李隆蔚在一份材料中無比感慨地說：“四十多年前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黎琳，我的引路人。當時，她如同大姐姐似地關懷我。而實際上，她比我小，應該是我的小妹妹啊！”
由於黎琳學習刻苦，在抗大她同樣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抗大畢業後，黎琳被調到中央軍委通訊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學習結束後，又調往中央組織部政治幹部訓練班。在這裏，她學習了國內外政治形勢，學習了國統區的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等知識，不久組織上調她到延安文聯做秘書工作。在這段期間，她同馬列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室的陳寶琦（即李清同誌，原任國家交通部長）在工作中產生了愛情，並經組織批準，結成了革命伴侶。
1938年10月26日，經鄭繼斯、楊馨二位同誌介紹，17歲的黎琳在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宣誓會上，她麵對鮮紅的黨旗莊嚴地宣誓：“要為人類最崇高的理想——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由於全麵抗戰形勢的需要，“抗大”第四期畢業的同學紛紛奔赴前線，她感到異常激動和興奮，盼望早日投入抗日洪流，為神聖的民族解放事業貢獻力量。
隱姓埋名 潛身虎穴
黎琳想上前線抗日，但黨組織根據她的情況，卻對她另有安排。不久，中央組織部、社會部決定派黎琳赴四川工作。本來，中共黨組織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與餘安民的關係，來做川軍統戰工作的，但黎琳到達重慶後，情況卻起了新的變化。有一項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她去完成。
原來，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日軍停止了對國民黨戰場的正麵進攻，在華北，八路軍成了抗日的主力。這時已遷往重慶剛剛喘上一口氣的蔣介石，在日寇的誘降麵前，又打起了“反共”的主意。1939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了所謂《限製異黨辦法》，取消了抗戰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經鬥爭得來的權利，並在一些地方製造了殘害八路軍軍政人員的慘案，如彭德懷老家被抄，他弟弟、弟媳被殺。在陪都重慶，國民黨雖沒有真刀真槍對中共下手，但也迷漫著一股濃厚的反共氣氛。麵對這樣的形勢，中共南方局領導認為，派人打入國民黨內部，事先刺探一些重要的政治、軍事情報就顯得特別重要。
正巧這邊中共南方局想派人打入敵特內部，那邊國民黨軍統就有人主動找上門來了。1939年8月的一個夜晚，重慶曾家岩的八路軍辦事處，來了兩個不速之客——國民黨軍統電台的軍官張蔚林和馮傳慶。曾家岩位於重慶市郊的一處紅色岩石之上，又稱紅岩。設在這裏的中共機關“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對外是“八辦”，對內卻是中共南方局，領導著西南、華南的中共地下組織。這兩個軍統身份的人，到“八辦”來幹什麼呢？他們會不會是國民黨派來想打入中共內部的雙重間諜呢？
當時重慶的敵情非常複雜，對來自國民黨軍統的兩位青年求見，中共黨組織采取了慎重的態度。派當時中共南方局軍事組成員曾希聖會見了他們。曾希聖是1927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曾在河南、山東從事秘密工作和兵運活動，先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秘書長、中共中央軍委諜報科科長、紅軍總司令部偵察科長、中共中央軍委二局（情報局）局長等職。長征時他領導的軍委二局獲了敵人大量重要的軍事情報，毛澤東評價說：“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就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
抗日戰爭期間，曾希聖先後到中共中央社會部、中央南方局等處任職。
曾希聖熱情地接待了張蔚林、馮傳慶兩人，耐心地聽他們介紹了有關情況。
據張蔚林介紹，他出生於江南一個士紳家庭的，中學時代思想就傾向進步，後來他考進了上海的一個無線電見習所，學習無線電收發報技術。抗戰前，他抱著投筆從戎的愛國雄心，考進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杭州無線電訓練班，原以為能為抗日救國出把力，不料卻當上了軍統的電訊人員。1937年後，他被軍統局情報處派到皖南敵占區，任潛伏電台的報務員。
當時張蔚林他們駐紮在偏僻的山區，由於國民黨統治區物價天天上漲，在生活難以為繼的情況下，他曾串聯幾個弟兄，聯名電請軍統局電訊處主管、潛伏台的科長，要求增加薪餉。結果，鈔票沒有加成，反而被科長告了一狀。幸虧當時掌管電訊處大權的董益三，曾當過張蔚林的班主任，對這位學生還算器重。他不但未給張蔚林處分，反而下令把張蔚林調到了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的電訊監管科，使張蔚林有了接觸國民黨上層的機會。這個素有愛國之心的青年看到國民黨在大後方的黑暗、腐敗和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的各種黑幕，感到大失所望，陷入了苦悶、彷徨之中……
接下來，馮傳慶也介紹了自己的情況。比張蔚林大幾歲的馮傳慶，是江蘇揚州人。他從上海南洋無線電學校畢業後，先後在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所屬的威海衛電台和無線電台工作。由於他聽力強，技術高超，能在紛亂的電波中很快找到所需要的電台呼號，收聽對方的電碼，被軍統特務看中，調到重慶軍統特務的電訊總台工作，不久便升為報務主任。
馮傳慶是個對時局有自己獨特見解的人。在軍統電訊總台他大權在握，是個僅次於台長倪耐冰的重要人物，手下管轄著幾百部電台和上千名報務人員。但他卻為人謙和，一貫看不慣包括戴笠在內的那些高級特務飛揚跋扈的蠻橫作風。他嚴於律己，深得部下的尊敬和愛戴。而作為一個富有正義感和愛國熱情的青年，隨著對國民黨統治區黑暗和腐化不滿的日益加深，心裏的天平慢慢傾向了共產黨。他常想擺脫軍統特務生涯，到延安去參加抗日，所以來到“八辦”。
因對真實背景不清楚，聽完兩人的自我情況介紹後，曾希聖也隻是安慰開導了他們幾句，讓其留在軍統內繼續為抗戰效力。
張蔚林、馮傳慶走後，中共南方局領導指示有關人員，迅速核實張蔚林、馮傳慶兩人的情況。如確實是追求進步的青年，就要盡快培養他們。
第一次未完全取得中共黨組織的信任，張蔚林、馮傳慶並不灰心。不久，他們再次來到周公館，要求脫離軍統，加入共產黨。曾希聖詢問了許多有關軍統局電訊總台的組織、編製等情況，他們以實相告，這與南方局掌握的情況基本相符。曾希聖就提出，要他們繼續留在軍統，隨時向南方局提供情報和電台密碼，他們都一一應允。從此，他倆冒著生命危險為黨提供了不少重要情報。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南方局軍事組認為張蔚林、馮傳慶對黨忠實可靠，於是經葉劍英、曾希聖親自介紹，他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打入國民黨軍統的中共特工。
張、馮兩人組成了中共潛伏在國民黨軍統之中的情報小組，他們像一把尖刀插在戴笠軍統機關的心髒。國民黨軍統電訊總台設在重慶兩路口浮圖關下的遺愛祠，是個由美國援建的現代化電訊中心，從這裏發出的電訊，指揮著其在海內外的數百個秘密情報組織、數十萬秘密特工。由於管轄軍統在海內外的數百部電台和上千名報務人員，馮傳慶的位置可以掌握軍統的核心秘密。而張蔚林任職的重慶衛戍區電訊監察科，則負責監聽重慶地區無線電訊號，控製無線電器材，他的工作正可以保護重慶地區的共產黨秘密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