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周旋在“惡魔”之間的超級共諜
1941年秋的一天，時任汪偽政權立法委員，同時兼任偽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的李時雨，派他妻子孫靜雲秘密來到中共北方分局所在的晉察冀邊區，向中共北方分局委員兼社會部長許建國彙報工作。臨走時，孫靜雲請示許建國說：“時雨很擔心，他的官越當越大，將來可咋辦呢？”官做大了為什麼不好？因為此時的李時雨作為一個“漢奸”正周旋於“惡魔”之間。窮凶極惡的敵人的槍口，還有不知內情的自己人的槍口，隨時都可能對準他……
得名《水滸》 俠義抗日
李時雨，原名李廷芳，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近郊巴彥縣人，1908年出生於巴彥縣萬發鎮宏新村雌鳳崗屯的一個地主家庭。李時雨八歲時開始上私塾讀書，先後於四合泉和興隆鎮讀私塾近五年，後又到興隆鎮南校念書。在校期間，李時雨最愛讀《水滸傳》一書，經常和同學談論“及時雨宋公明”非常尊崇與賞識好漢宋江，所以學友孔繁文便給他起號“時雨”，此即李時雨名字的由來。
李時雨後來考入綏化省立二中，半年後因繼祖父去世，家中不願供給學費而輟學。輟學後他仍沒有打消升學念頭，一邊回四合泉在同學孔繁文的私塾溫習功課，一邊與家庭交涉升學的問題。1924年在興隆鎮新發屯紳士張二爺出麵說情下，家裏同意他繼續升學，於是他同張二爺之子張學孟到齊齊哈爾省立一中上學。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李時雨參加學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上海工人的活動，遭到當局的壓迫，省城的學校被解散，學生被迫回家。雖然在省城隻學習一年多的時間，可是李時雨卻增長了很多知識和見聞。特別是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受到極其深刻的愛國教育，心裏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種子開始萌芽。
1926年李時雨和興隆鎮大房身屯張敬載一同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這是一所進步的學校，在這裏結識了同學林楓（中共地下黨員），讀到高爾基的《母親》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進步書籍，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啟蒙教育。這年冬天，因家庭反對李時雨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他不得不回到塞北家鄉。經過幾番周折，他才說服家長答應繼續提供學費，但家裏要他到北京去求學。
1927年春節過後，李時雨隨同興隆鎮李珍店村同學李延山來到北京。李延山當時在北京俄文法政大學上學，後到北平大學法學院讀俄文係。在李延山的照應指引下，李時雨考入北京弘達學院中學部四年級。畢業後，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入學不久，該校改名為“北平大學法學院”。1930年暑假期間，李時雨同邵桂丹、劉極天等十幾名同學回鄉與張甲州等人共同組織巴彥在外念書的大學生，開展驅逐貪官汙吏巴彥縣縣長瞿興凡的“驅瞿”鬥爭。
回到北京後，1931年李時雨在學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北京學生南下示威，請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李時雨擔任北平大學法學院學生示威遊行總指揮。但國民黨當局對全國人民的抗日呼聲的無動於衷。李時雨等一批愛國熱血青年在報國有誌，請纓無路的情況下，義憤填膺，無不矢誌投筆從戎，殺敵報國。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號召東北青年打回老家去，組織抗日武裝，抗擊日本侵略者。
1932年4月間，李時雨受中共地下黨組織派遣，從華北潛入哈爾濱組織抗日武裝。到哈爾濱後，他住在福順棧旅館，與地下滿洲省委接頭聯係後，遵照中共滿洲省委的指示，分別到呼蘭、綏化、慶城等地聯係有關人員之後，回到家鄉興隆鎮，找到童年結識的綠林好漢“青山好”（原名王英魁）和其姐夫龍慶海、舅舅孫貴以及雌鳳溝的三叔劉強。向他們宣傳抗日道理後，這些人都表示願意參加抗日義勇軍。李時雨經過幾天的奔波，已經聯係到3000多人，決定以興隆鎮錦和厚中藥鋪為地下聯絡點。此後他又到巴彥中學找到校長孔慶堯和自衛團團總王家善，此二人抗日救國思想強烈，與李時雨誌同道合，一致同意共同組織抗日武裝起義。
這時，清華大學政治係學生、共產黨員張甲州也回到巴彥縣城，他們決定聯合起來，共商抗日大計。張甲洲，字震亞，號平洋，筆名火花，1907年生於黑龍江省巴彥縣張家油坊的一個地主家庭。張甲洲1929年在北京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北平西郊區委書記、北平市委宣傳部長、代理北平市委書記。1931年夏季，北平市委被破壞，他逃亡至上海勞動大學（黨中央駐地）。不久，黨中央派他回東北做秘密工作。他到哈爾濱以後，滿洲省委宣傳部長馮仲雲派他去依蘭和王一非同誌共同搞國際情報工作。“九?一八”事變後，他去北平動員黑龍江籍的同學回來組織抗日遊擊隊，槍對槍、刀對刀地打日本鬼子。
一切事宜商討就緒後，大家分頭行動。李時雨回到興隆鎮一帶，通知所聯係發動的人員屆時攜帶武器到窪興橋參加抗日武裝起義。臨行前，張甲州委托李時雨順便到白奎堡於家粉房找於九公（後改名於天放），告知有關情況。此時，正值滿洲省委戴某來興隆鎮了解有關工作情況，並要到所發動的隊伍去看一看，李時雨就和戴某一同到白奎堡去找於九公，在白奎堡車站遇到於九公到呼蘭去，說明天回來讓他倆在於家等候。可過了兩天，於九公仍未回來，李時雨二人隻好返回興隆鎮。然後李時雨把隊伍發動起來，由王英魁、龍慶海、劉強、張功顯等人帶領，分頭出發到窪興橋。
因為在白奎堡耽誤兩天，所以，李時雨等人到窪興橋後，已是起義的第二天。當時，隻見到孔慶堯和王家善，而沒有見到張甲州。原來情況發生了意外，張甲洲和王家善分家，張甲洲、趙尚誌等組建紅36軍，張甲州將隊伍拉到東山裏一帶抗日去了。王家善，孔慶堯、李時雨等人決定另打旗號，組織成立黑龍江省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推薦王家善任總司令（又稱總指揮），李時雨任副司令（副總指揮）兼秘書長，孔慶堯任參謀長，邵桂辛任軍法處長，王長令任副官處長，王英魁任第三支隊長，邵桂丹任第四支隊長，劉強任聯絡參謀，張功顯任第三支隊第二中隊長，龍慶海任副官聯絡處聯絡官。
與此同時，他們派人到綏化、蘭西聯係事先已約好的武裝隊伍，發給番號和委任令。當時隊伍號稱三千多人。他們張貼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宣傳畫，號召青少年參加抗日義勇軍，動員社會各界愛國人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踴躍捐獻，共赴國難。日本侵略軍占領呼海鐵路沿線後，義勇軍便展開遊擊戰，李時雨直接組織指揮了二次作戰：一次是這年8月初，炸毀泥河大橋附近的鐵路，截擊日寇火車，奪取一些槍彈和物資；又一次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深夜，伏擊興隆鎮火車站的日寇，打死打傷日軍數十人，繳獲許多彈藥與軍裝。但敵我力量太懸殊，這支隊伍被敵人打散了。
這支隊伍中的王家善，後來被策動去齊齊哈爾當了偽軍，有人說是投降了鬼子，也有人說是去臥底。李時雨、邵桂辛、劉強等人去蘭西聯係其他義軍聯合作戰事宜，但沒有成功，隻好返回哈爾濱找滿洲省委。因原定聯絡地點出事，未能接上聯係，無奈之下李時雨回到北平。經中共地下黨組織批準後，李時雨回北平大學法學院複學。
潛入“剿總” 親曆“事變”
1934年，李時雨由北平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黨組織決定派他打入東北軍，以便更好地進行抗日救亡工作。法學院黨支部書記張敬載主張由李時雨給時任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的張學孟寫信，請他幫忙把自己介紹到東北軍去工作。
張學孟是李時雨的同鄉好友，也是他少年時的同學。張二爺家的這位公子曾留學日本，於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在東北軍當過連長、營長，此時已調任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這確實是個可以利用的好關係！同窗之誼尚在，張學孟慨然答應了李時雨的要求。過了一段時間，這件事情有了結果。經他舉薦，李時雨進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
當時背負著“不抵抗將軍”罪名的張學良，已率領東北軍到西北，蔣介石給了他個“副總司令”頭銜，讓他與西北軍的楊虎城一起對付陝北的紅軍。1936年2月，李時雨來到了古城西安。3個多月後，他的黨組織關係由北平轉到西安。李時雨找到當時地下黨的領導人劉宇新，接上了關係。劉宇新是黨組織特派來做東北軍工作的，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當時劉宇新給李時雨交待兩項主要任務：一是了解東北軍的基本情況；二是做張學良公館內警衛人員及“剿總”各廳處人員的工作，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思想，鼓勵他們打回老家去。
張學良的公館在西安金家巷5號。由於張學孟擔任張學良公館的警衛室主任，給李時雨的工作造成極為便利的條件。李時雨利用去看望同鄉好友的機會與公館工作人員打交道，很快就與公館的警衛人員混熟了。他常利用閑聊天的工夫，向他們宣傳我黨提出的有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抗戰的主張，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亡國奴不如喪家犬”、“東北人不能長期流亡”、“打回老家去，收複失地”等等。不僅如此，他還把東北淪陷後，家鄉父老兄弟姐妹慘遭日軍屠殺蹂躪的情況講給他們聽。
李時雨的宣傳工作不僅對這些年輕的警衛人員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且他們把李時雨所講的事傳給張學良將軍。不久，一位年輕的侍從副官告訴李時雨：“有一次，張副司令聽到東北人民所受的苦難，‘叭’地把茶杯放在桌上說：‘他媽的，咱們這隻顧中國人打中國人，什麼時候才能打回老家去呀！’看樣子很苦惱。”李時雨的宣傳，看來對東北軍將士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當日拂曉前，第四處處長盧廣績召集全處官員緊急集合，傳達“西安事變”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而後，盧廣績派四處中校秘書張鬆筠和李時雨負責接收《西京日報》，並將其改名為《解放日報》。李時雨他們主要是接收該報行政管理方麵的工作，編輯方麵的工作另派人接辦。
事變發生後的當天上午，劉宇新即來到李時雨家，他們一起分析情況，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當時，他們對形勢的發展尚無肯定的估計，劉宇新囑咐李時雨：一定要沉著應對！一方麵做好掩護職業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麵與已經聯係好的官兵進一步加強聯係，策動他們跟我黨走。
在處理“事變”善後的過程中，張、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幫助。當時《解放日報》向民眾宣傳：在一定的條件下，釋放蔣介石，促成抗日統一戰線，團結起來，共同抗日圖存；否則，會發生更大規模的內戰，給日寇以可乘之機，對國家、對人民不利。這些宣傳發揮了報紙的應有的輿論導向作用，為後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起了積極的影響。
12月14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正式取消，所有“剿共”工作完全停止，另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公推張學良為委員長，楊虎城為副委員長。張、楊即日到會視事，並通電全國。西北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成立之後，即將原第四處改為政治處（黨政處），派應德田為處長，劉瀾波為第一科科長，李時雨仍負責辦公室的工作。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蔣介石被迫應承了6項諾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被扣押問罪。這對東北軍來說，真是晴天霹靂，李時雨當時聽了也十分震驚。
東北軍上層對於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主張不一致，產生了矛盾，1937年2月2日，發生了槍殺王以哲軍長的事件。3月，東北軍開往蚌埠，後東北軍又被調往蘇北，隨之整編改組，遣散部分官兵。到蘇北後，總部各廳處人員駐淮陰和淮安一帶，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裏。接著，東北軍著名將領於學忠的部隊也調到這一帶駐防。6月間，東北軍宣布整編改組，成立綏靖公署，由於學忠任綏靖公署主任。整編時，總部各廳處大部分官員被裁減下來，李時雨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經黨組織的安排，李時雨被派往天津，繼續在平津一帶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
護送電台 營救馮驥
1937年7月4日，李時雨來到天津。不料，第三天發生了盧溝橋事變，緊接著日寇占領了天津。李時雨和黨組織接上關係後，見到了他的上級領導於毅夫，便按黨組織的建議，在英租界安居下來。
於毅夫1903年出身於吉林省雙城辛家窩堡，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學，兩年後轉入燕京大學。期間擔任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三?一八”慘案中曾帶領學生遊行示威。1926年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參加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流亡北平、東北、天津等地，1930年秋任天津市長張學銘的秘書。“九?一八”事變後因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辭職遷居北平。1933年開始參加中共地下情報工作，193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利用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參事身份，收集政治軍事情報。
於毅夫安排李時雨仍做情報工作，歸屬中共中央北方局社會部領導，直接聯係人是平津聯絡局何鬆亭。何鬆亭是遼寧昌圖縣人，1902年生。他曾赴英國勤工儉學，抗戰爆發後，何鬆亭在白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公開身份是天津法商學院教師，同時在天津邊業銀行兼職。
天津淪陷後，在日寇的扶持下成立了一個治安維持會，該會的總務科長吳光弼，曾在“西剿”辦公廳金家巷10號資料室工作，與李時雨相識。為了找份工作掩護自己，李時雨請他幫忙推介。經吳光弼向天津法院院長方若推薦，不久李時雨當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
1939年初，李時雨與何鬆亭接頭，何鬆亭交給他兩項艱巨的任務：一是由租界地往外運送電台機件和馬達；二是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馮驥出獄。
當時，為了對敵鬥爭的需要，黨組織在天津購置了一些電台機械和馬達，分裝在兩個箱子裏，寄放在英租界達文裏李時雨家中，由他妻子孫靜雲妥為收藏。何鬆亭指示他們將這批東西運送出去，交給河北一個轉運站。
怎麼才能運出去呢？幾個人在一起商量此事。何鬆亭建議，由孫靜雲化裝成新娘子，佯作春節串親戚，坐出租汽車，把箱子放在汽車後備廂裏，以混出日軍檢查口。經大家反複推敲，認為這個辦法不甚保險。後來，大家研究決定，由李時雨向偽法院要汽車，假托進租界辦事，順便帶出兩箱東西。恰好幾天之後就遇到了機會。李時雨要到了汽車，把兩箱電台機件經過日軍檢查口，安全地運到了偽法院，放在他的辦公室裏。
過了些日子，何鬆亭又送到他家一個裝有電台機件的箱子。此時，李時雨不好再借口要汽車，但又急著把東西送出去轉運，隻好另想辦法。
為了早日一齊交運3箱電台機件，李時雨壯著膽子，在一天淩晨冒著危險搭乘三輪車，把一箱機件運到“法國橋”邊。日軍不準三輪車過去，他隻得用肩扛著箱子走。他夾在人群當中，一手提著箱子，一手舉著通行證，順利地通過了日軍檢查口。緊接著，他把這一箱電台機件，連同上次運出的那兩箱，一起送到了指定地點。對上暗號後，他把東西交付了。
後來，這批電台機件完整無損地運送到目的地，對抗日戰爭起了重要的作用。上級領導對李時雨機智勇敢地完成轉運這批重要軍用物資的任務，備加讚許。李時雨自己對地下工作的意義和作用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不再對擔任偽職有思想包袱或感到不舒服了。
再說營救馮驥的事。在實施過程中，此事遇到了比較大的困難。馮驥1919年生，河北南宮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新河縣委、寧南縣委書記，邢台地委組織部長。馮驥是在天津淪陷前，因共產黨案被關押在天津監獄的。何鬆亭交給李時雨這一任務時，僅僅說馮是共產黨員，案子正在偽高等法院審理之中。具體情況，他也不知道，隻是囑咐李時雨要千方百計地把馮驥營救出獄。
李時雨接受這一任務後，首先在偽法院進行了解，證實偽高等法院刑庭確有此案，馮驥也確實被關押在看守所。李時雨了解到：此案的審判長是刑庭庭長胡鳳起，主審推事（審判員）是吳璿，陪審推事是鄧肇金、高乾一，檢查官是鄭煊，書記官姓康。胡庭長、吳推事與李時雨是一般同事，不好說私話托人情。鄧、高二人與李時雨是法學院時的同學，鄭煊是他的東北老鄉，對他們三人還可以說私話，但他琢磨也不可冒昧行事。經反複考慮，他擬定了行動方案，決定此事采取3個步驟進行。
當時，李時雨已轉任偽天津高等法院書記長兼天津地方法院書記長，他有權檢查各書記官的工作。
李時雨的第一個步驟是：在那個姓康的書記官外出時，查看了他管的案卷。他暗中抽去了馮驥的全部案卷，裝入皮包帶走，回家看後付之一炬。康書記官回來後發現丟了一份案卷，急忙向李時雨彙報。李時雨故作姿態責備他幾句，爾後又換上幫他掩飾過失的態度，示意他可以推說根本就沒見過馮驥的卷宗，隻是在登記簿上有個案由，可能是法院被炸時毀掉了。因為日軍攻占天津時，確曾炸過法院，偽法院成立後有些案卷找不全了。康書記官照他指點的那樣一說，庭長和推事就信以為真了。
第二個步驟是：李時雨以檢查監所的名義到監獄看守所去。他到那裏說，北平偽華北臨時政府法製部可能要來檢查監所，他先來看看他們的管理情況。典獄長兼看守所長朱××同李時雨一起到各監房外走了一圈之後，李時雨便要求單獨到監房裏找在押犯人問話，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李時雨先裝模作樣地與幾個一般刑事犯談了談，接著到政治犯單人監房與馮驥談話。李時雨見到馮後，先問了問他吃住等方麵的生活情況，然後悄悄地告訴他：“法院已沒有你的案卷，隻是在登記簿上寫有‘共黨嫌疑’的案由。你在審訊時翻案，就說是與人打架，被仇人誣陷入獄的，根本不是什麼共黨。”
第三個步驟是：李時雨視察監所時向朱典獄長交待說，要搞好監房的衛生，搞好夥食，保持犯人的健康，對青年犯人要優待，像馮驥那樣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應特別優待。李時雨還向他的兩個同學鄧肇金和高乾一打招呼說：“我朋友的親戚馮驥是被誣陷入獄的，此案積壓至今未進行審理，經查是分給吳璿主辦，你們二人是陪審的，請你們向吳璿催一下。”他倆按李時雨的意思給吳璿遞過話之後，吳璿主動向李時雨表示一定抓緊進行。李時雨順水推舟地說：“這確是個冤案，年輕人火氣大，容易得罪人而受到陷害，希望你幫忙早點給結案，讓他恢複自由。”與此同時，他還分別向與此案有關的辦事人員打了招呼。如希望胡庭長能做無罪的判決，希望鄭煊檢查官能在起訴書上筆下留情，希望偽法院指定的辯護律師張春孚為被告多作些有利的辯護等等。
為了推進案件審理的進程，李時雨還私下給胡庭長送了禮，在登瀛樓請了吳、鄧、高幾位大吃了一頓。經過他的周密計劃和一係列積極的活動，最終使馮驥得到了無罪的判決而釋放出獄，完成了黨交給他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冒充代表 獨闖敵營
1939年8月，汪精衛進行投敵賣國活動，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策劃建立偽政權。為了準備在上海召開所謂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派人到各地網羅出席會議的代表。派往北方網羅代表的是周化人、鄧一舟和朱晶華3人。朱晶華曾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參加過國民黨改組派。抗戰初期，朱晶華與抗日聯軍駐天津辦事處的孟幻飛有過聯係，他來津後即托孟幻飛幫忙拉幾位代表。
孟幻飛與李時雨商量，要他冒充國民黨的北方代表出席汪偽政權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之前，何鬆亭曾與李時雨談過，要他注意搜集汪精衛賣國活動的情報，但當時感到這方麵的線索不多且不直接，所獲得的情報資料也不及時具體，現在有了打入汪偽內部的好機會，當然不應放過。但他轉而一想，自己不是國民黨員，怎麼能當國民黨的代表去參加他們的代表大會呢？
經孟幻飛介紹，李時雨與朱晶華見麵了。朱晶華坦率地自我介紹說：“我是吉林人，家鄉淪陷多年。我現在已成了亡國奴，流浪內地，真不如喪家之犬。”他還解釋說：“我雖然是個國民黨員，但沒有達官顯貴的後台，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以求溫飽而已。我不是來跟著汪精衛當漢奸的，而是受國防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派遣來的。由於我是改組派，故得到汪精衛、陳公博的信賴。”
因為是初次見麵，李時雨先是向他打聽跑到重慶去的同鄉同學們都怎樣，後方的生活如何，接著又談到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進行到什麼程度等。談到去當國民黨六大代表一事，李時雨沒有表態。朱晶華知道他心存顧慮，就寬慰他說：“你放心吧，跟著我打進去，沒有錯，咱們是有保險帶的。”李時雨聽了他這番直截了當的話，幾乎怔住了。他雖然也是個爽快人，但還是沒敢貿然表態。
盡管是初次相見，他們卻談得很投機。
他們後來又見了幾次麵。經過多次接觸和傾心交談，李時雨和朱晶華已經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了。朱晶華勸李時雨參加代表大會並保證為他保密及負責掩護他。他們商定，就說李時雨在北方上大學時經朱晶華介紹加入國民黨，後來又跟他參加改組派，因一直埋頭讀書，很少參加活動，故與其他國民黨人相識甚少。朱晶華還對他說：“汪精衛這一派急於拉人，不會仔細審查的，我一定夠朋友，負責到底，你放心吧！”
黨組織聽了李時雨與朱晶華接洽的情況彙報後，經研究決定派他冒充國民黨北方代表去上海參加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8月下旬，以焦瑩為首的所謂國民黨“六大”北方代表團組成，有北平、天津及河北省的代表共20餘人。由朱晶華拉來的李子琢、張爾康借故天津發大水不能去，隻有高風舞與李時雨一同去。他們從天津乘船到大連，然後轉往上海。到上海後，他們住在日租界虹口新亞飯店，開會地點是滬西極斯菲爾路76號即汪偽後來的特工總部所在地。
開會前，汪精衛派他的親信陳春圃、林柏生與各地代表團分別談話。他們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宣傳汪精衛一夥搞的“和平反共建國”的方針，極力渲染汪精衛如何“不避艱險”，從重慶叛逃，到河內遇刺幸免，以及日本派人接迎他的經過。他們還透露了一些汪精衛去東京談判，向日本投降乞和的情況。說汪精衛在日本會見了當時的首相平沼騏一郎、陸軍大臣阪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財政大臣石渡莊太郎、外務大臣有田八郎以及前首相、樞密院議長近衛文麿等人。他們一致表示支持汪精衛建立偽中央政府，收拾殘局，日本朝野對汪都很信賴。同時，陳、林二人也透露了汪精衛在與日本政府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時所遇到的困難。陳春圃和林柏生在講述汪精衛賣國交易時，還散布了不少關於汪精衛、周佛海的漢奸言論。如“對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結”，“要努力轉敵為友”，“戰必大敗”，“中國唯一的出路，隻有接受日本的條件，實現對日和平”等等。他們鼓動大家反對抗戰，支持他們的和平主張。
聽到這些無恥言論，李時雨的肺都要氣炸了！但對於情報人員來說，這是平時難以取得的第一手資料，這時李時雨唯恐聽不準、記不牢。其實汪精衛的賣國行徑和恬不知恥的賣國言論，早在北淪陷時就暴露無遺。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的那一天，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在南京發表了一篇《最後關頭》的廣播講話，公開散布抗日失敗論。同年8月4日，他又在南京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講話，進一步鼓吹對日求和，稱不和是會吃虧的，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打敗仗，不要掩飾，不要唱高調，以免引起無謂的衝突等。現在汪精衛一夥故伎重演，李時雨把它一一記了下來。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汪精衛賣國集團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各地代表有233人。會議選舉汪精衛為臨時主席團主席，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陶希聖、高宗武、陳璧君等為副主席，梅思平為秘書長，羅君強、陳春圃為副秘書長，通過了整理黨務、修改國民黨政綱、調整中日關係等提案。會議還通過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其賣國投敵綱領。
會議結束後，李時雨從上海乘日輪到了大連。他順便由大連到哈爾濱，會見了偽滿哈爾濱市長趙東藩。此人與他同鄉，早就熱識，從他那裏李時雨又了解到不少偽滿的情況。李時雨回到天津後，把參加這次會議所了解的情況以及沿途所搜集的情報資料向黨組織作了詳細的彙報，受到組織及領導的讚許和嘉勉。
同年9月，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成立北方黨務辦事處，派焦瑩任辦事處主任。12月，偽第六次常委會又決定改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指定李時雨和房勤、徐廷斡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0年1月上旬，偽北方黨務辦事處通知天津、北平、河北三個黨部的新任常委到上海去，聽取上級指示。他們一行12人乘火車來到了上海，住在愚園路一幢小樓裏。汪精衛在愚園路公館接見了北方一省兩市偽黨部的常委。
汪精衛在一個會客廳裏同他們見了麵。他與李時雨他們一一握手之後說：“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必須與日本攜手，才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實現共存共榮。”他在講話中還透露了他與日方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這兩個賣國協議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麵的權力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下遊、廈門、海南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開發、利用的權力，承認在以上地區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等等。汪精衛恬不知恥地聲稱，這些和平條款的簽訂，是來之不易的，是他和周佛海等不辭辛勞奔走談判的結果。